* 林希翎女士：回顾“‘反右’运动”，非常必要*
林希翎女士特别强调回顾“‘反右’运动”的必要性。她说：“我觉得对这段历史作回顾是非常必要的。特别对于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看了对我的一些采访，一些有关资料，觉得都好像天方夜谭似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存在着这个时期。”
像林希翎女士一样接受过“心灵之旅”节目采访、现在已经离世的曾经被打成“右派”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留下的声音已成绝响。
*李梧龄先生：“反右”无法无天而且残酷，要消灭舆论，实行愚民政策*
李梧龄先生是《泣血年华》一书的作者，2002年12月13日病逝，享年67岁。李梧龄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当时不满22岁，是上海复旦大学因成绩优异提前毕业留校的新教师。成为“右派”后，他被送去劳教、劳改，一共被关押二十五年。他在获得“改正”后，在上海同济大学任教。
李梧龄先生在人生最后一段时间接受我的采访，谈他对“‘反右’运动”的看法。
李梧龄：“我认为这个‘反右运动’是共产党所发动的数不清的运动当中的一个环节，而且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如果从什么‘湖南农民运动’、江西的‘反AB团’，实际上后来我们知道这个‘AB团’根本不存在，‘延安整风’、以及‘土改’啊，建政以后的‘思想改造’啊，‘反《武训传》’啊，大学当中的、文艺界的种种运动来看，运动多得不得了。但是可以说所有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法无天。不讲法律，而且非常残酷。
当然从局部方面来讲，你想想‘土改’那么残酷，当场随便开个群众大会就杀人了，比起‘反右运动’要残酷得多，但是规模来讲，‘反右派’要大。毛泽东他‘打天下、坐天下’，他自己公开讲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深知道，要做到无法无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舆论消灭掉，要把新闻自由消灭掉，要实行愚民政策。所以他嘲笑秦始皇，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才坑了四百一十六个，他的规模要大得多了。他当时讲这个话的时候，说他‘肃反’杀了几十万人。可那个‘肃反’还不是‘坑儒’，对真正的‘儒’，也就是对知识界的行为是从‘反右’运动开始。”
*刘宾雁先生：“反右”造成的影响前所未有，社会邪气压倒正气的大逆转*
著名作家刘宾雁先生1957年在《中国青年报》任记者时被打成“右派”，开除共产党党籍。1979年“改正”以后，到《人民日报》社工作，1987年在“反自由化运动”中再次被开除党籍。后来流亡美国。
回顾“反右”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刘宾雁先生说：“毛泽东时代无论‘反右派运动’以前，还是以后，中国的作家、知识分子是没有自由的。那时候甚至没有沉默的自由，必须按照党的要求去说话、去写文章。”
主持人：“请问您怎么看‘反右运动’的发生？”
刘宾雁：“‘反右’运动当然是从1949，1950年以后毛泽东以打击知识分子为目标的运动的一个继续。它不是开始，但是一个高峰。”
主持人：“您认为‘反右运动’对中国当代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
刘宾雁：“它造成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应该说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像这样子以文人……以有文化、有知识、有思想的人为对象的这样一种扫荡、打击恐怕是前所未有的。它同时还带来一些其它后果。我认为中国社会邪气压倒正气的情况，我看是从‘反右运动’以后开始的。”
主持人：“您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
刘宾雁：“因为在‘反右’中被打击的不仅是党外的人，还有很多党内的。我当时也是个共产党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的，党内照样要搞‘反右派’的，照样打‘右派’，而且打了‘右派’一定会开除党籍。这已经是个常识了。
在1956、1957年敢于出来说话，敢于写文章主持公道、批评当时社会问题的……应该说都是社会最优秀的人，在党内也是这样。而在‘反右’中间那些打手，按照党的号召，当然也有个人的目的，在里面作了出色的表现，‘在火线上立了功’的人，有的不是党员就入了党，有的原来是党员的就提升，可以叫作‘党内的新左派势力’吧，大批这样的血液就输送到共产党里面来。所以共产党的变质应该说也是从反‘右派’运动之后加快了步伐。把‘反右派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逆转，一个大逆转，还是恰如其分的。”
主持人：“您认为是大逆转，转成了什么样？”
刘宾雁：“‘反右’之后，确实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造成社会的各个层次、各个阶层普遍的恐惧，觉得不能随便说话了。因为被打成‘右派’的人不仅仅是在政治上提出一点不同意见的人，在一个小小的小学里给校长提点意见；在人民大学给党支部书记提点意见……都打成‘右派’了。何况还有很多被诬陷的。”
2005年12月5日，刘宾雁先生病逝于美国，享年80岁。
*茅于轼先生：“反右”颠倒是非，对“反右”和“文革”历史研究非常不够*
中国著名学者茅于轼先生当年也被划为“右派”，那年他28岁。从上海交大机械系毕业的茅于轼先生当时在北京的铁道研究院作研究工作。多年前已经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退休的茅于轼先生，现在北京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先生也着力探讨“反右运动”发生的原因，并且强调回顾这段历史的必要。
茅于轼：“为什么能做成这么一件事呢？有几方面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所以大家对共产党抱了巨大的希望，而且共产党进城时表现为很有纪律、很有效率。毛泽东的文章、他的言论……这个时候大家对共产党是深信不疑的。所以，虽然他说了很多大家很难接受的话，可是大家都以为‘是不是我自己错了，还是共产党对呀？’没有把握来作判断。
第二个原因当然是共产党手里有政权嘛，不听话就镇压你嘛！人们不敢说不同意见。少数人敢说，境况就是很悲惨了。
所以，由于这样两个原因就使得这样一个完全是颠倒是非的一件事，居然能够做得成。
为什么说现在我们需要反思？需要总结？其实人类社会一直有这样的事情。回顾‘反右’这段历史，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是非常不够的。就好象‘文革’历史的研究也是非常不够的。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现在可惜就是年轻人离开这一、两段历史越来越远。现在讲给他们听，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所以为什么要学历史呢，用处就在这儿。
这段历史其实并不远嘛。现在还有很多人、很多事情、很多资料还存在，所以需要认真地来研究它。有关的人说了什么话？前后的时间是怎么样的？因果关系是什么？各人说这些话的出发点、立场是什么？这些都缺乏研究。
趁我们现在人还在，需要研究它，防止以后再次发生。”
*茅于轼先生：“反右”过程无耻、真理遭巨大扭曲，毛泽东所做最无耻的事*
茅于轼先生回忆‘反右运动’是如何开始的。
茅于轼：“开始的时候大概是2月份，毛泽东作了几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这个报告听上去好像是真心诚意向党内外人士征求意见，这个时候就轰轰烈烈开展了‘鸣放’。这么一直到了6月份吧，忽然之间他就决定要开始‘反右’了。于是就在《人民日报》好几个报纸的社论上发表他的文章。然后把过去批评党的一些人都说成是‘右派’，这个故事就是这么发生的。
这是一个最无耻的过程，毛泽东一辈子做了好多事，这是最无耻的一件，自己还说是‘阳谋’。以后他做的很多事证明他这是一贯的。他不仅仅是发动了‘反右’，以后发动‘文革’，把刘少奇、贺龙、彭德怀一个个搞下去。普遍的是迫害。用各种方式侮辱你、甚至打你、关起来、长时间的妻离子散，不许做自己的工作，失掉自己对社会贡献的机会，不断地叫你‘交心’、‘思想改造’、不断地施加压力，用谎言和无耻的言论来侮辱别人……。这不是他一个人干的，是一大群人干的。”
主持人：“您说的这一大群是些什么人？”
茅于轼：“这些人中间我不敢说有多少人，心地不正吧，整人的人很多。整人的人有的以为他是正确的，有的自己有不可告人的动机……各种原因凑在一起，就是所谓把人内心里最肮脏、见不得人的东西抖露出来。毛泽东挑动人跟人去斗，这就是他干的事。”
主持人：“请问您怎么看现在人们对‘反右运动’的回顾？”
茅于轼：“我觉得非常必要。因为这是真理受到巨大扭曲的故事，其实这样的故事在人类历史上是多次出现，当然是不同的名词，它们有共同的地方——就是把非常明显的一个道理说成是错误的。”
*朱正先生：成书甘苦，一部书稿两地出版书名、内容有别，希望读者边看边想*
我对《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的作者朱正先生作专访时，请他谈谈这本书的成书经过。
朱正先生说：“这书有两个本子，一个是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的， 书名就是《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其实我这本书的手稿书名就是《两家争鸣》，河南出版社的编辑把书名就改成《1957年的夏季》就报批了，我不喜欢这个书名，就和他们社里一位先生说起，我说‘我这《两家争鸣》的书名好一些’，他说‘已经报批了，不好改回来’，就加了个很长的副题‘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这书是1993年写好，1998年才印出来，我就等联系出版社。中间我又补充了一些材料。有一位朋友把我最初的手稿带到外面去了。2001年在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的书名《两家争鸣》，我原来的书名、最初的手稿。
在大陆犯忌讳的一些话，大陆版都删掉了，台北版都保留下来，我原来怎么写就怎么印了。后来这几年增加的新材料也没有能够增补进去。这两本就不完全一样了，两本加在一块儿才完整些。
后来我又有个修订稿，BOOKOO网把我的修订稿出了。现在有些网自己拿去根据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本子录入的，那个不好，错字很多。出版过程简单说就是这样。”
主持人：“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写这样一本书？写书过程中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以后怎样动笔写？”
朱正：“因为我自己就是‘反右派斗争’当事人，1957年我是被打成‘右派’的，所以这段历史我是刻骨铭心记得很清楚的。所以有些读者看了我的书就说‘你这么多资料，一定作了很多记录、很多卡片什么的’，我说‘根本没有做卡片’，我不需要做这些准备。我回忆一下大概当时在什么报纸上有篇什么文章，结果一找就找到了，对这段历史我太熟悉了。
实际上我是从1957年以后就时常想做这个题目。具体引起来就是那次在邵燕祥先生家，他把他的手稿给我看，那篇文章叫《1957中国的梦魇》，后来发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邵燕祥著《非神话》，他的杂文集，见216页。我那天到他家，他给我看刚写完的手稿，我觉得写得很好。我说‘这个题目太大了，你这一万字左右只能说点观点，真要把这题目做好，观点和材料都要有’。我说了这个想法，他很支持我，而且给我提供了资料的援助。
我这本书主要有三个材料来源。一个就是当年出版的《新华半月刊》，现在叫《新华月报》，就是把半个月中间报纸上的一些最重要的文章选编进去的文摘性刊物。我把1957年、1958年的《新华半月刊》从图书馆里借来，这是个最重要的来源。所以我书上引的《人民日报》哪篇哪篇都是从《新华半月刊》上翻来的。
第二，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得到一部书，就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为了‘反右派’，自己编印了一部书《社会主义教育阅读材料选编》，就是把当时那些‘右派’的言论和批判右派的文章一共印了四本。这本书给我提供了很重要的帮助。比方说，像那些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像陈振汉的那些论文这里面就有，是作为批判材料因在里边的。它是从当时的报刊上找来的，我没有可能把当时所有这些报刊都找齐。
还有一个材料来源就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后来倒是更多了，文献出版社出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共出了十三本。但我开始写的时候，没有利用这个材料。还有就是有些人的回忆文章，比如薄一波的、李维汉的……这些都是公开出版物，他们谈到这一历史事件的材料我也尽量利用了。”
朱正先生说：“我觉得‘反右派斗争’在历史上起了极坏的作用，造成的影响，长远的有些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恢复过来。
叶圣陶的儿子叶至善先生对我说‘我看你这本书看得很吃力。有些书，就这么看下去了，我看你这书的时候，一面看一面还得想’。我就笑了，说‘我不就是最想读者都像你这样吗？一面看我这书一面想，不就对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