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先生的《开卷有疑》[1]（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中有《大历史，小道德》一篇，该篇讨论了黄仁宇先生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提到的中共军队的人海战术的问题。《大历史，小道德》后来作了若干改动在《同舟共进》杂志上以《共军在战场上为何打疯了》为题再次发表。[2]后者在网上以《揭秘人海战术：共军为何打起仗来不要命》为题流传。
黄仁宇先生（1918-2000）是著名历史学家，华裔美国人。他抗战时投笔从戎，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后曾驻守中越边界，内战时作过国民党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郑洞国的随从副官，曾考入美国雷温乌兹陆军参谋大学学习，内战结束后退伍，再度赴美，考入密西根大学学习历史，获博士学位，定居美国，代表作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
黄仁宇先生在《黄河青山》中写到的中共军队人海战术是1946年4月林彪部队在四平街战役中攻打国民党新38师的战斗：
“我们抵达前线时，刚好是战役结束后没几天，看到铁轨旁和田野里散布着无数的尸体。一位新一军总部的参谋对我形容何谓‘人海战术’。他说：‘他们会在前线摆出一千人，但空间只有几百码宽，通常只能容下一个连。你会想：这些人不傻，他们只是疯了！但让我问你：你可以砍杀多少人呢？四百、五百或甚至六百？你把这些人打成碎片，可是这些人的后面还有数百人在那里。相信我，他们绝对可以收拾你和你的机关枪！’”[3]
黄仁宇先生还写到，1946年5月，林彪部队的一个作战军官主动向国民党军队投诚，该军官说，林彪部队能够坚守四平街40天，“其实很容易，林彪对自行撤退的将领处以唯一死刑，有一天他就下令枪决两名连长。” [3]
这两段，写了两件事情，使用人海战术和逼迫士兵赴死。
在《大历史，小道德》中，杨奎松先生对这两件事情都不以为然，他说“‘人海’并非中共既定的‘战术’，与‘残忍’与否亦无太多直接关联。”
首先，我们来看看杨奎松先生否定人海战术的论据，他说：
一、黄仁宇先生的描述“并非亲历亲见，而是‘道听途说’。”
二、国民党军队“1937年的淞沪战役和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其实也都有同样的问题”，比如“为了固守上海，将数十万军队‘挤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因此蒙受重大损失’”。
三、“对于林彪来说，他刚到东北掌军不久，东北的各路武装仓促成军，一盘散沙，也需要来一次大战以确立其指挥权威并锻练部队。”
四、“从根本上说来，它其实是部队装备长期落后，影响到战术落后的一种反映。这多少有点像19世纪直至20世纪初发生在欧美战场上的那些战争。由于武器的杀伤力有限，交战双方甚至往往会排出整齐的队形，挺胸昂首，敲鼓踏步，发起进攻。由此也就不难发生‘人海战术’和惨重伤亡的问题。”
五、“江西中央苏区反国民党‘围剿’战争中用阵地战抵抗国民党军就曾经吃过大亏。抗战中中共也两次主动对日军大举出击，一次即平型关战斗，一次即百团大战，但两次都蒙受严重损失。因此“指挥员们并不存在利用‘人海战术’造成屠杀恐怖的任何主观意图。”
六、“由于部队作战频繁，扩展快或补充多，大量新老战士集合在一起，班组作战不会运用战术，单兵作战不善于自我掩护，冲锋时或兴奋或紧张，常常挤成一团，不注意散开队形”。
七、朝鲜战争中，“美军官兵，注意到战争初期一些部队的中共士兵不顾美军优势炮火的打击，前仆后继，一波一波地发起冲锋，以致尸横遍野的情景，也曾形容中共军队这种战法是‘人海战术’。”“在3次战役后，即随着各部队反覆强调战术运用和对美军强大火力的逐渐适应，美国人已不再能见到这种‘人海’式的战法了。”
杨奎松先生的这些论据都经不起推敲。
对于第一点，“铁轨旁和田野里散布着无数的尸体”是黄仁宇先生亲眼所见，新一军总部的参谋的话是黄仁宇先生亲耳所听，怎么算是“道听途说”呢？如果事事都要亲历，就没有历史了。
对于第二点，在沪淞战役中，蒋介石把数十万军队挤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那是战略行为，不是战术行为，称不上人海战术。在沪淞战役和台儿庄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是否使用过人海战术，没见日军称说。杨奎松先生搞历史，应该查查看。更重要的是，即便国民党军队使用过，也不能表明中共军队也可以使用，更不能表明中共军队没有使用过。
对于第三点，如果林彪为了“确立其指挥权威并锻练部队”就搞人海战术，即便在当时，也是不道德的。其实，四平街战役是毛泽东坚持要打阵地战，林彪最初是不同意的，所以不是林彪为了“确立其指挥权威并锻练部队”。这是很容易查到的史料。
对于第四点，19世纪至20世纪初时候，武器的杀伤力确实有限，因此武器劣势的一方，只要人多，也可以取得胜利。但到了20世纪中期，武器杀伤力已经很大，再用人海战术，只能说是对人命的轻视。装备落后有装备落后的战术，比如游击，比如偷袭等等，人海战术不是装备落后方必然采取的战术。只有在装备落后而人力无穷、重视胜利而轻视人命的指挥员那里，才会采用人海战术。
对于第五点，人海战术是进攻时的战术，不是防守时的战术，因此江西苏区的反围剿战争中的“阵地抵抗”不属于人海战术。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中共军队“蒙受严重损失”，不等于内战和朝鲜战争中就不使用人海战术，人海战术的关键是人力无穷，抗战期间中共军队还没有做到人力无穷。即便抗战末期军队有了很大扩张，有了相当人力，那也是要储备起来对付国民党军队的，而不是对付日军的。
对于第六点，杨奎松先生没有参加内战，当然没有“亲历亲见”新战士多、在冲锋时“挤成一团，不注意散开队形”的状况，那么杨奎松先生应该给出材料出处，但是杨奎松先生没有给出。黄仁宇先生的同袍、新一军总部的参谋说的是“空间只有几百码宽，通常只能容下一个连”，但林彪部队会在这个只能容下一个连的地方“摆出一千人”。一千人接近十个连了，这可不是用士兵们自己“挤成一团，不注意散开队形”就可以解释的。
对于第七点，杨奎松先生没有认真查阅朝鲜战争史料，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最典型的一次使用人海战术，就是砥平里之战。志愿军以8个团不少于1万6千人（有说5万人的）包围美军1个团（其中含1个法国营）4千多人，计划全歼，但猛攻2天，没能攻克美法军阵地，只好撤退。志愿军战死数千（有说伤亡1万5千人的），美法军只伤亡了数百人。这一战发生在第4次战役，而不是前3次战役。正是这一战，使志愿军的战略战术发生了根本改变，指挥员认识到人海战术敌不过优势火力，不再采用，而进攻为主也改成了防御为主。[4] 不再采用人海战术，并非珍惜人命，而是采用了也不能取胜。
杨奎松先生在第二次以《共军在战场上为何打疯了》发表这同一篇文章的时候，删掉了上述第二第三第五第六条论据的全部、第四第七条论据的部份，第一条论据支持的也不再是对人海战术的否认，而是对逼迫士兵送死的否认，这样，文章就完全没有否认中共军队在内战和朝鲜战争中使用过人海战术，而只是否认中共士兵被逼送死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杨奎松先生否定中共士兵被逼送死的论据：
一、黄仁宇先生关于林彪枪毙连长的描述“并非亲历亲见，而是‘道听途说’。”
二、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将领同样枪决作战中不听命令、“自行撤退”的军官。
三、蒋介石的亲信部属之一张治中亲历的“国共两军的士气和纪律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四、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收藏的、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缴获的志愿军26、27军等部队作战中遗失的士兵家信和日记，表明“中共确实善于做士兵的工作”，“大批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容易产生从众心理，因而追求进步，表现勇敢”。
对于第一点，上面已经作了辩驳，即黄仁宇先生的亲眼所见、亲耳所听完全可以作为证据。要补充的是，中共军队自诩“人民军队”，士兵为“保卫胜利果实”、为“保家卫国”作战，英勇无畏，决不可能有枪毙连长的这种事情，因此如果有，也决不会让亲历者出声。
对于第二点，如果因为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将领也枪决作战中不听命令、自行撤退的军官，林彪的枪决就是可以的、就不是逼士兵送死，这是说不过去的。
对于第三点，我没有异议。张治中虽然是降将，但他关于国共两军的士气和纪律的评价是投降之前作出的，是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提到的，真实性无可怀疑。
对于第四点，我有部份异议。首先，杨奎松先生举的两条材料都是入团志愿书，这类材料当然都属于思想转变的；杨奎松先生没有举出家信和日记类材料，家信和日记这类材料可能有思想没有转变的。其次，杨奎松先生只举了两个士兵的材料，没有统计全部士兵的材料，到底转变的有多少，没有转变的有多少，不清楚。
杨奎松先生说，“曾读到钱文忠先生谈知识份子思想变化的一篇文章，他用了一个很传神的字眼：‘劫魂’。如果知识份子都会发生这样的思想变化，农民出身的士兵们会变得服从和效忠，又何足为奇呢？”
我赞同杨奎松先生的“劫魂”的说法，即中共士兵被劫了魂。劫魂就是洗脑，但劫魂比洗脑更粗暴。
其实，黄仁宇先生在《黄河青山》中多次提到了中共的这种劫魂，他说：
“共产党要求你和他们有同样想法，但不关心你的外在，至少在战时是如此。毛泽东自己总是一副没理发的样子，衣领也弄得皱皱的。国民党刚好相反，只要你表面效忠，内心怎么想，没有人管你。”[3]
（在中共，）“所有的人员都要被塑造成最原始粗犷的形式，只有单纯和一致才能精确操控大规模的人力。……思想控制发展成去除性格及再教育的过程，较敏感内省的个人所受的冲击最大。” [3]
黄仁宇先生不喜欢被“劫魂”，他要保持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自由，所以他说：
“我对在国民党军队的资历几乎毫无遗憾，虽然我们必然是输的一方。连王上校（即投诚的军官——笔者）这样的老派人士都选择抛弃的运动，我更不可能加入。” [3]
“劫魂”是否对每一个中共士兵都有效呢，不是的。
四平战役时，面对死亡，投降、逃亡的中共士兵就不少。[5]杨奎松先生也在《大历史，小道德》中引用可靠材料说，志愿军有逃亡和临阵脱逃者，为部队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强。
“劫魂”的程度是否都是彻底的呢，也不是的。有很多人是从众的，因此当“劫魂”的环境不存在的时候，被“劫魂”者就“还魂”了。这可以拿志愿军战俘的遣返为例。
志愿军有2万多人被俘，在遣返的时候1万4千多人选择去了台湾，选择返回大陆的只有6千多人。即70%的战俘选择了台湾。过去说战俘去台湾是被胁迫，这不是事实。事实是，蒋介石最初不愿意接收志愿军战俘，一些战俘自发写血书，表示坚决要去台湾，蒋氏才意识到其中有政治和道德上的好处，才决定接收。当时，连美国人都觉得诧异，为什么战俘愿意去刚刚遭到失败的一方。亲国民党的战俘确实私刑处死过亲共战俘，但亲共方私刑处死的亲国战俘更多。所以，要讲胁迫，双方都有。[6]杨奎松先生说，志愿军士兵的成分基本上是贫苦农民，党团员就占了近1/3，国民党俘虏兵只占到1/3左右。也就是说，自愿到台湾去的，决不仅仅是国民党俘虏兵，还有“贫苦农民”，甚至有党团员。
人海战术中的中共军队士兵确实可能不是“被逼送死”，确实是作战勇敢，但勇敢并不等于正确，并不等于正义。侵华日军也很勇敢。
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客观描述历史，但历史学家也应该有正确的是非观，因而应该具有正义感，否则，就可能为邪恶的事物张目，或者把邪恶的事物视为正常。
杨奎松先生说中共士兵“追求进步”，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说法，何谓“进步”？应该指跟随马克思主义，但如果马克思主义是进步的，就不会有苏联和东欧的“巨变”，就不会有中国和越南的“改革”，朝鲜人民就不会饥寒交迫，古巴人民就不会穷困拮据。
注释：
[1]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
[2]《同舟共进》2008年第5期
[3]《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三联书店2001年版。
[4] 砥平里之战材料很多，网上俯拾即是。
[5]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midang/200812/1203_2664_905063.shtml
[6]《凤凰周刊》2010年第23期，总第372期，2010年8月15日出版。《38度线回忆：战俘营里的台湾翻译》、《志愿军战俘美国档案解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