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在《苹果日报》发表文章号召各方支持学生抗议。文章说，“香港选民本月九日就要投票选出新一届立法会议员了。这是我们虽不完整却仍享有的政治权利，这权利的行使，将影响到能否保障绝食学生‘只想做一个人’的卑微意愿，实际上不仅是学生，不仅是下一代，是每一个香港人面临梁共集团加速赤化下都有的做不成一个人的危机。”“要求泛民主派团结一致很难，但在绝食学生的感召下，‘放下党争’去面对大敌、面对选举形势应不算苛求吧。‘放下党争’不仅指政党，更重要是指有政党倾向的选民。如果你想继续做一个人，一个公民社会的‘真人’而不是国民社会的假人，你今天必须要想到绝食学生和他们的意向。”
四川异议人士陈云飞在微博上说，“从即时起本人绝食24小时，表示声援。”另一维权人士胡佳说：“哪一天我们作为父母，也站在教育部门前要求取消那些精神上的毒奶粉。”
对于这一反对运动，中共及香港官员一再回应说，西方各国也搞国民教育。《壹周刊》刊发知名文化人陶杰的文章《西方没有这套》，文章说，“只要上网打进‘National Education’一词就知道所谓‘世界各国’--指的当然是中国人家长无限向往把子女送放出洋的西方文明国家--是没有一个国家有此学科的：英美、日本、荷兰、德国、法国……更何况叫本国的子女热爱某一领袖，还要考核他们的‘情感指数’。对於思考粗疏、差不多先生的家长，只要抛浪头，就可以含混过关。西方文明国家有公民教育，有完整的历史和人文教育，并没有特区政府这种‘国民教育'。”
作为国民教育的一个例子，近日中国民众的反日抗议引发的舆论还在延续。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国际与地区问题研究教授及美中问题研究所所长彼得•海斯•格里斯(Peter Hays Gries)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为什么中国憎恨日美》指出，“中国民众的愤怒是发自内心的，它的根源来自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观念。中国共产党利用教育和宣传体系对其公民集体灌输了对历史的某种特定理解。从20世纪90年代起，新出现的'受害者的历史叙述'强调中国人蒙受的苦难，取代了毛泽东时代胜利者的豪情。”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和副总统候选人大热门保罗•D•瑞安(Paul D. Ryan)在演讲中指责奥巴马政府对待中国态度软弱，格里斯教授表示担心，“适逢民族主义让中国大众走上街头之际，共产党也即将进行领导人的换届。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大部分来自于自身的民族主义威望，因此，在新领导人换届完毕之前，没有哪个共产党领导人会去制止民族主义者。”
被视为洗脑教育的另外一个例子是，不久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将中共政治局常委会称之为“中国特色”的“集体总统制”，认为它比西方的“个人总统制”优越，因其“更具民主性、协调性和高效性”，并赞扬九人常委会是“中国成功之道”。香港《争鸣》杂志发表杨光的文章予以反驳。
杨光说，“集体总统制”是好是坏，我们姑且不论，让我们先来回答：政治局常委会真的可以称之为“集体总统制”吗？答案是：不能。“其一，如果中共九个常委领导党政军八大机构，实际掌控最高国家权力，并将这种僭权体制上升为正式的理论和制度，那么，大言煌煌的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岂非欺世谎言？其二，其他国家的总统均依宪法规定产生，其或为民选，或由议会间接选举，而中国的政治局常委只由一小撮中共要人於中南海和北戴河的政治黑箱之中‘酝酿’产生。世上岂有如此来历不明的‘总统’？其三，其他国家的总统无论权大权小，其权力必预先载明於宪章，亦必有立法、司法等平级的独立机关与之相互牵制；而中国的‘集体总统’只要他们自己乐意，便可以自吹自拍，自封自赏，以至竟敢擅自代表‘党、国家和军队等八大领导机构’，这无异於‘常委即国家’、‘一切权力归常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