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实味这名字，1980年代之前，估计凡在“新中国”念过书，而且——用如今的话说：“被看社论”和“被听报告”的百姓，都模模糊糊有个钦定顶级恶人的大概印像。如若碰巧有1935-1947年“奔赴”延安，或者在此后的日子里被“延安过来人”修理过的（比如沉从文遭遇丁玲），“王实味”三字，差不多已成脑海中抹不掉的现世蛇蝎（“叛徒、特务、托派、反党集团成员”）。
我属于第一类。我的继父唐海属于第二类。我母亲属于第三类。
读者也许看过我在《四个父亲》里边写的那一段：
因为从事的工作属超级机密……父亲的名字和事情绝对不许提。妈妈严格遵守这一规定，包括她自己在文革中被当做“叛徒”揪斗——直到1980年代中。一天，听别人转告，有人在高级党校作了个关于“第三国际军事情报”的报告，她慌不迭打电话给我——“爸爸的事让说了……。”她装做很平静，可是我感觉得出……父亲牺牲40年，她已将近70岁!
后来，不知道怎么打听到，她得知有人在编一部《烈士传》，于是起念，希望父亲的名字能够列进去。我不知这想头折磨了她有多久，我只以不闻不问来泄她的气。那年，李克农、叶剑英都已不在世，怎么办……她最后还是下了决心，给父亲尚在的显赫老友写信:聂荣臻，邓颖超，还有谁谁，希望他们就入《传》这事，为父亲的身份做个证明。信发出去了，她等着，一周、两周，一月、两月……没有回音。信不会收不到，她寄的是挂号。或许人家太忙？不会——他们不但都已离休，却都保留着自己一应俱全的“办公室”。忘记了？也不大可能。因为，除了老年人其实有更清晰的早年记忆这一般规律而外，邓颖超1970年代末在一瞥间即将我认出，脱口说的是：“和大璋当年一模一样。”
事情明摆着，他们不回答，是因为不愿或者不屑回答——虽然妈妈在信里既没有要求房子，也不曾恳请安置子女；我那时也还没有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这类帽子。她希望最后能为亡夫作点什么。她心目中的他的“老友”到了儿也没有睬她。
老友不睬，后人出场吧。不费吹灰之力，我就打听到，编《烈士传》的是曾任中央台副总编的前右派温济泽。温老当时已退休，正怀着相当不时髦的情愫认真地缅怀先烈。他跑到胡乔木、或许还有临终的李维汉那里，自荐担任《革命烈士传》主编，而且明确宣称“传主不限于共产党”。
我感到有共同语言，就径直敲门，报出父亲履历与牺牲。他当即表示绝对没有问题——可能读过几篇我的报道，就放下主旨聊起天来。他认为《烈士传》一人仅收几百字太单薄，他手上累积了多少生动、“有教育意义”的材料啊，而且，以此打底的月刊《中华英烈》也批下来了。
“你手头事情多么？”他切切地问，“过来一起干，给我当执行主编。”我忙不迭推辞——父亲能入传，此行目的已达，一心想着喝完茶即告辞回家禀告母亲交差。
就在这时候，他说起王实味。说起这潢川汉子张扬的才具、暴烈的脾气，还有当年笼罩在他们这些“奔赴革命圣地”之读书人头上浓郁得化不开的、与理想纠结在一起新体验，一种与抗战热情原本相抵、但转瞬间又能转化为相砥砺的诡异的恐惧——“那次大会，我是现场记录。《斗争日记》是我写的……”。
我感到自己咚咚的心跳。或许，我们——“共和国螺丝钉”们，终于能知道历史原本而非浇铸或者车旋出来的结论。我放出手段，诱他多谈再多谈，原来就在不久前，他还联系上了几近湮没的王实味发妻：1920年代北大学生党员刘莹……。
我不再玩花招，直接问他是不是打算写。“当然。只不过……年纪大了、手头还有……”。我说那就由我来写？温老就是温老，温厚慷慨，几乎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他愿意把所有线索交给我，包括介绍钢铁学院研究者宋金寿。条件么？我帮他编《中华英烈》。“没问题。”我说，随即抄下刘莹湖北襄樊的地址。
（二）
开始收集资料并且采访当事人。那是在1986年夏，这我记得很清楚，因为王小嘉刚考上北大，说好了玩北戴河犒劳犒劳。没成想，王实味的妻子、儿女一下子就联系上了。我说：怎么样，闺女……她说，当然，你走吧，去湖北！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篇不过两万多字的故事，最大遗憾，是作者学力不够。比方说，我未能抓住王实味案件里边最要害之处——他那篇重头点题文字《政治家艺术家》，居然没有引用。还有，李维汉、胡乔木、凯丰、周兴……一干人的秉性作为没在这里展开；至于这位大才子匆匆“奔赴”，实际上是带着女学生情人的——我当时已有线索，惟想到一无所知的刘莹，实在不忍伤她啊，就一个字没露（可气的是，没多久河南一家晚报就登出了）。好在本人不过一介“客串写作的前工科生”，责任所在也就是“讲好故事”（标准当然是不瞎编，还要引人入胜），至于故事讲过之后的理论分析与制度性创议，就看各路高手的啦。
采访，应该说十分顺利。1980年代中啊！从毛时代走过来的共产党们，还沉浸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卸下历史包袱，轻装再创未来”那样的气氛中——王实味案是党必须记取的深刻教训，似乎不言而喻。于是，这场噩梦，由“过来人”谈出，更多的是感慨而没什么出于纪律与防范的自我噤声。连安全部——这个到了90年代以后能把所有人或吓成呆傻、或驯成油条的维稳重镇——也取这样姿态。我不但得以进入他们大院，采访一个接一个重要当事人，到后来他们（联手公安部）反过来从我这里取证最后平反王实味案的时候，不但态度开朗和气，还把傅大庆称作“本部老前辈”。特别是凌云。他思路清晰、语言简洁，无官腔，特科干员本色不时闪见——万万没有想到如此精明老到的先驱，最后会“折”在俞强生案子上。
王实味案，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当年是毛、康用过之后，抛给公安“擦屁股”的——恰如50年代胡风的“反党集团”和今天艾未未从“特立独行”到抛给税警。周兴和凌云的当年部下，也即接过案子之后负刑讯、押送、看守之责的人，到我采访的时候，有的是前参赞、有的是前局长……他们谈得很自由，甚至相当动情。我居然查到最后举刀行刑那小子的下落：在四川某市干老本行，也是什么“长”了。讲王实味的故事，当然也会聊起当时环境与价值取舍，特别他们曾经亲历而终生难忘的情景——坑杀前往南方抗日的东北青年那档子事，就是谈王实味之余他们对我说的。
刚动笔，《文汇月刊》（这家刊物当时声誉与今日《炎黄春秋》、《同舟共进》相类，64之后遭关闭）梅朵和萧关鸿他们就知道了，当然是不停地催。那年头，资浅作者如我辈，多长的稿件都是手写。草成的文稿不知怎么被包遵信看到，他什么都没说，即动用他在《读书》和人民出版社的特权，让手下用打字机给我出了一份八开纸的大样。
照理，大样送《文汇月刊》之前，须经温老最后审读把关。虽然怀着尊敬，但王实味的故事，出于他或者我之笔，将很不一样——对此我心里太清楚了。若将大样送他，当年小温定会眉头紧锁，说不定还要“问问乔木同志的意见”。如若落到如此下场，我还不如一开头就不动笔。为难之中，忽然想到温老的邻居，我“学者答问录”采访对像黎澍。他们同属“开明高干”，但黎澍早已自我解放，再不是编《文萃》时候的一线左派。
我将文稿送到黎家，请他在手里压几天再交温老，就说“一直联系不上”。黎澍没问我为什么，连笑一下都没有，我于是飞速寄稿上海。
一周之后，接到温济泽同志几乎气急败坏的电话：“怎么能这样写……这里……那里……”。我说：“您怎么现在才说呀？上海那边昨天就开印啦。”他说，“我刚看到这东西！黎澍说找了我几次：电话没人接，敲门没人应……不可能嘛。”
《文汇月刊》将这篇文章刊出——崩塌、地震都没发生，我也转身忙起了别的，包括编《中华英烈》。不料一段时间之后，一位任职《文艺报》的朋友传过话来：“薛明阿姨很生气。”
我与贺家无怨无仇。1927年南昌起义当口，我的父亲不但为壮贺部之势联络当地枭雄，傅家在临川上顿渡那所九进院子，还给他充当临时指挥所。当然后来我们姐弟从来没有上门套近乎，对他那“一把菜刀”云云更是不敢恭维。处决王实味的命令来自何处，薛明本可以找我谈谈——没准贺帅生前对她耳语过什么——从而使作者得以在新资料的基础上请《文汇月刊》发一段补遗。无奈贵妇当惯了，要搂住脾气也难，于是有了前两周发给上海网友杨兄海鹏的一小段说明。
谢谢惦记。确切故事如下：
因为贺龙是斩首王实味那死地的党政军首长，我在文章中写“最大的可能是他的命令”——还非常体贴地说，政治标签已经由毛贴上，贺龙下令杀的是“坏人”云云。
薛明大怒。她调用了参政（总参政治部）前往调查。他们约谈与调档的能力我是没有办法比的，最后结论是“康生下令”，于是打算以“恶攻”将我送上法庭。
当时有个文坛朋友往来传话。我说“有了确切结果真好。贺龙下令与康生下令，从我写这个故事初衷看，没有任何区别。你们要法办作者，随便。但我余下的生命里边一件大事，就是调查贺龙刀下的冤魂——你们都知道他临死时候如何为滥杀而痛悔。”
我当时确切知道的一个案子是：一批东北学生，想要南下参加三青团抗日，在山西路过贺龙防地的时候，抓获他们的贺部得令“全部活埋”。对我讲述这段历史的那个目击者（原部下）说：女学生抱着行刑人的腿，求一条活命，答应当小老婆伺候……最后还是埋了。我对中间传话人说：这事当事人还活着。那批学生失踪，也能从当时报上查出来。贺龙没杀王实味，也没杀别的无辜么——我就从这个故事开始。
后来没见薛明有什么动作。估计贺捷生反对也起了作用。
这段折冲，本来也没打算公开说——不料互联网的出现，将贺薛氏率队挺夫的段子，变成《王实味与'野百合花'》续篇。可怜的薛明：拼却性命为先夫，本数我中华民族光荣妇德。问题是，要爱对地方。如果薛同志调用参政，一笔笔查清冤案，代夫向亡灵谢罪，那将是一个什么场面？
附记
发在微博上后，有网友跟帖如下，不知是否确凿：
--马天仁戴晴说的东北学生，是赵侗将军率领的抗日游击队。赵将军与日寇苦战7年，没有死在日寇手里，却被CCP偷袭，其妹赵理智也一同罹难。其母赵洪文国，是著名的“游击队之母”“双枪老太婆”，其家族有30多人为抗日殉国，而赵老太和幸存的四子赵连中亦也因戡乱而牺牲。满门忠烈，千古景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