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诵毛语录的女孩（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
泽东有句名言：“八亿人民，不斗行吗？”大寨的陈永贵没有上过学，高深的东西不懂，但是斗是知道，于是“斗”字成了大寨的“万好之源”。陈永贵曾说：“我们斗了这二十多年，不批不斗什么事情也干不起来。”当时大寨有一首诗：“虎头山下风雷吼，大寨社员敢于斗，大寨人的脾气就爱斗，七斗八斗不停休。”大寨村有个婴儿，刚一周岁，不会说话，但已经有语言反射：父亲对他一说“亲亲毛主席”，他就举起手做出笑的样子；父亲一说“恨恨刘少奇”，他就咬牙做出痛恨之状。地方报纸报道这个斗争神婴，将其誉为大寨人斗争精神之一斑。
一天晚上，全生产队男女老少集中在村祠堂里评工分，评分前要由公社驻队干部带头学习毛主席语录。那天驻队干部忘了带报纸，便随手一指墙上的毛主席语录说：“我们今天就念这个！”文盲邓六叔一看墙上的红字歪歪扭扭，忍不住说了一句：“写得这样马虎，一个都认不到。”众人哄的一下笑起来了。那墙上的语录是村校美术老师按照毛的草体字原样画上去的，当时全国都这样做，文盲邓六叔不知道这个情况。有人告诉邓六叔：“这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写的呢！”邓六叔不以为然，还耍起嘴皮子：“毛主席什么都好，就是这手字写得太潦草了，让我们没文化的贫下中农看不懂。我们要给他老人家提提意见，请他老人家写工整点，让我们贫下中农看得清楚！”众人开怀大笑，驻队干部脸色却早已变成猪肝色，怒指邓六叔的鼻子吼道：“你这是什么态度，胆敢恶毒攻击我们最最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众人肃静下来，驻队干部不依不饶，双手叉腰，突然站到记工分的桌子上喊：“社员同志们，刚才邓老头对毛主席的恶读攻击你们都听见了吧？毛主席常常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就是要我们提高警惕，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邓老头就是混在我们贫下中农队伍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乡亲们赶紧求情，说邓六叔不是阶级敌人，而是世代贫农，只不过是喜欢开玩笑而矣，不可能是隐藏的反革命。可是这些话都没用，第二天县公安局开来了吉普车，把邓六叔带走了，还顺便把村里的几个老地主也一同带走，说他们是同伙。邓六叔天天被提审，可是实在交待不出什么，两个月后只得把他放回来，而反革命的帽子还戴着。
1967年，全国家家挂毛泽东像，《毛主席语录》人手一册。一天早上，小学生王同学正在大院的公厕解手，听见小伙伴喊他上学，便匆忙起身，大声应答着跑了出去，丝毫没有觉察裤兜里的红宝书不慎滑出，落入茅坑。不一会儿，有人发现茅坑里有一本《毛主席语录》，立即向派出所举报。民警立即赶来，王同学被叫回。十岁的孩子被单独隔离谈话，让他承认故意把红宝书扔进茅坑。孩子虽小，但父母从不教他撒谎，坚决否认故意。民警进一步询问老师和邻居，调查其家庭政治背景，其父是老八路，根红苗正，没什么污点，最后民警告诉学校，给王同学记过一次。事后，王同学为了加入红小兵，去新华书店又请回一本《毛主席语录》。可是没有用，因为有前科，他加入红小兵的迫切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陕西省凤翔县范家寨有个嵇根丑，与老母亲相依为命。根丑运气不错，当兵很吃香时当了兵，不久还入了党，当了班长。他梦寐以求的是能当上排长，排长与班长虽差一级，却是军官与士兵的分界线，士兵服两个兜，一当上排长就能穿四个兜，四个兜是干部服，当上干部，后半辈子就不愁了。可是根丑是个老实人，此后一次次提干的机会都从他眼皮底下溜走了，自己毫无办法。那些比他表现差的都提拔了，惟独他，年年受表扬，年年原地不动，还是班长，只有干活的份，没有提拔的命。根丑心里虽窝火，却不敢流露出一丝一毫不满，惟恐得罪了那些掌握他命运的人。1972年，根丑复员了，政府对复员军人有安置政策，可是三年过去了，也没人安置他。那些比他复原晚的，因与大队干部沾亲带故，或因心眼灵活，靠手榴弹（酒）、炸药包（点心）和二十响（烟）之类开路，陆续都安排了，惟有根丑，依然战天斗地，奋斗在农业学大寨的第一线。那时一个劳动日的价值只合六分钱，陕西最便宜的羊群牌香烟一盒九分钱，劳动一天还买不到一盒最便宜的香烟。根丑家底薄，一年劳动所得甚至连买返销粮的钱都不够，哪有钱送礼。有一年春节，根丑想给老娘买半斤肉，可是没钱。根丑绝望透了，从此性格变了，爱发脾气，动辄上火，故意找干部的茬。队长派工挑水抗旱，根丑一根扁担挑两个墨水瓶来了，队长一见就来气：“根丑，你这叫抗旱？”根丑振振有词：“毛主席说了，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种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队长哭笑不得，无可奈何。终于有一天，队长忍无可忍，大骂根丑，根丑也爆发了，抡起铁锨将队长打伤。公安来人把根丑带走，关进牢里，根丑认为没什么大事，关几天就出来了。提审时，牢房外高喊“稽根丑，出来”，牢房内根丑可嗓子吼唱秦腔《红灯记》里李玉和的唱词：“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结果出乎根丑的预料，他没有被判伤害罪，而被判破坏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罪，刑期五年。宝鸡地区军分区政委兼宝鸡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知道了，发出指示：“这个案件不同一般。这家伙曲解毛主席语录，为自己的反动行为作掩护，污蔑大好形势，审讯时还说农民吃不饱，糟蹋样板戏中李玉和的形象，这是严重的现行反革命，我看要判处死刑。”枪毙嵇根丑那天，干部、社员奉命去县城观看公判大会，参加大会的给记半天工分。
福建一位果农向人传授嫁接技术，被人检举，说是与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以粮为纲”唱反调，煽动社员走歪门邪道，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被送进学习班。
学校停课闹革命了，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从长沙回到家乡道县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正赶上道县大屠杀。其父蒋勋，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道县一中校长，因出身不好，此时被开除回家，与几十个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一起被关押在大队部，次子蒋晓中也关押在里面。蒋晓初以为自己是大学生，毛泽东思想学得好，就跑到大队部宣传毛泽东“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思想，试图说服那些已经疯狂的干部，结果立即被关起来。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蒋晓中被大队“最高法院”的刽子手们叫出来，五花大绑押往河边。鸟铳响了，蒋晓初身上射满铁砂，但还没有倒下，仍然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错误的呀！”民兵聂某不耐烦了，冲上前，手起刀落，砍下蒋晓初的头颅，接着又砍下弟弟蒋晓中的头颅，兄弟二人的尸首都被踢进河中。
1964年社教运动期间，湖南道县祥林铺公社吊高楼大队的社员都不对书记何代余提意见，只有贫农何代井站出来给何支书算账，还打了他一耳光，何代余杀了自家一头猪用于退赔。1967年道县杀人风一起，何代余书记觉得报复何代井的机会来了。他在大队干部会上说：“搞阶级斗争嘛，一要看成分，二要看思想，不光是搞掉几个四类分子，那些一贯调皮捣蛋的坏家伙也要干掉他个把子，让毛主席的光辉彻底照耀我们吊高楼大队！”何书记能说会道，毛主席的著作学得好，用得活，懂得饭要一囗一囗吃，仗要一个一个打。他先安排何代井出面请求消灭四类分子，何代井不愿意干杀人的营生，何代余语重心长地批评他阶级立场不稳，屁股坐歪了，与他一同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那些最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何代井的思想工作做通了，仿佛焕发了青春，提着明晃晃的马刀，村里村外赶着去杀人，一时成为令人瞩目的杀人英雄，出尽了风头。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差不多杀干净了，上面传话来了：禁止滥杀。何代余立即召集大队民兵营长和革委主任开会，研究如何除掉何代井。何代余知道何代井性子暴烈，敢拼命，就想出一个智取的办法。那天中午，有人通知何代井去大队部分花生和红瓜子。何代井早早来了，坐在大队部的门廊里抽烟。何书记一声令下，三条汉子冲上来，一顿扁担打断了何代井的手脚，然后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宣布何代井打人杀人，连小孩也不放过的种种恶行。群众义愤填膺，一致喊杀。人们赶来一头雄壮的牯牛，用一根粗索子套住何代井的双脚，倒掉在牛背后，把何代井拖到两里路外的尖尖岭上。到了尖尖岭，何代井浑身皮肉全被拖烂，十几个民兵又用鸟铳对着他打了一阵。
一个姓罗的农民，撕了《毛主席语录》给儿子擦屁股，被人举报，说这是对无产阶级大法宝的极大的蔑视，属于严重的恶毒攻击，关进翠屏山专政基地松林坡看守所二十九号号子。
任毅是在江浦县永宁公社插队落户的南京知青。1969年夏初，任毅在门上贴出两句毛在不同场合说过的彼此矛盾的语录，“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和“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表示对上山下乡的不满。当时知识青年中流行一首歌曲《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任毅在此歌的基础上重新填词改曲，创作出一首表达知识青年思乡情绪的新歌《我的家乡》。此歌立即被广泛传抄。8月，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广播播放了这首歌，称之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当时正值中苏两国边境争端和意识形态分歧非常激烈的时期，一个月后，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开始口诛笔伐这首歌，将其性为反动歌曲，“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11月，江浦、宝应等县开始批判《我的家乡》，任毅的母校开始追查歌曲作者，任毅预感大祸临头，就向公社、县负责知青工作的干部承认了自己是《我的家乡》的作者，写了书面检查。1970年2月12日，上海、南京两地公检法军管会开始对《我的家乡》一案进行联合调查。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元宵节的当晚，武装军人以“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的罪名，将任毅逮捕，作为重大反革命进行专案审理。办案人员还查到任毅下乡期间曾发表如下言论：“现在学生天天学政治学毛主席语录，学不到文化知识，是挂名的中学毕业生，今后中国科学技术靠他们怎么行？”“美、苏宇宙飞船上天，我是十分关心和羡慕的，人家都到月球上去了，我们还在一锄一锄地干活，太落后了。”他们指控他这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3月21日，新华日报社革委会向江苏省委呈送了关于《我的家乡》出笼经过的专题报告，并拟定了批判《我的家乡》的报道计划。与此同时，南京市组织几十场批判任毅的大会。从被抓到8月3日被判决，五个月里，任毅三次被拉到公判大会上为死刑犯陪绑（陪绑者事先不知究竟谁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5月20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向市委呈送《关于现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结案处理报告》，称任犯出身反动家庭，长期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反革命言论，污辱宝书宝像，歪曲毛主席语录，最后发展到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流毒深广，罪大恶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经研究决定，判处现行反革命犯任毅死刑，立即执行。6月6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报省委审批。省委主要负责人考虑到任毅年纪轻，经历简单，亲自作了批示，决定判其十年徒刑。8月3日，公判大会宣布了这个判决。十年后的1979年，任毅走出牢狱，重见天日。
东北朝鲜族有一个叫朴和均的人，早年从朝鲜移民到中国，文革期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他的妹妹是街道妇女主任，属于共产党的干部培养对象。哥哥被打成反革命之后，领导要她必须和哥哥划清界限。朴和均的弟弟有三个儿子，老大是县武装部长，老二是工厂厂长，老三是县政府工作人员，他们的领导也要求他们必须和自己的亲伯伯划清界限。1967年7月的一天，妹妹带着三十多名亲友，高喊着“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等口号来到朴和均家，要革朴和均的命。当时两派开批斗会都把朴和均抓去批斗，脖子上挂上几十斤重的湿木板，上写“历史反革命分子朴和均”，名字上还用红笔画叉，以至于朴和均的脖子几乎天天血肉模糊，脸肿得认不出来，脖子和头一样粗。浑身是伤的朴和均看到妹妹来了，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问候妹妹：“你来了。”妹妹则开口吼道：“朴和均，你知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我告诉你！老老实实交待问题！要不决没有好下场！”朴和均已经六十五岁，比妹妹大了整整三十五岁。在朝鲜族，小的对大的这样不敬，那是大逆不道，可是在那个荒谬悖逆的年代，朴和均只好忍气吞声：“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妹妹接着吼道：“你还坐着干啥？站起来！”朴和均低着头，弯着腰，哆哆嗦嗦硬撑着站了起来，他的亲人们在他血肉模糊的脖子上挂上那个不知挂了多少回的大湿木板，跟在外面被外人批斗一样的“待遇”。
妹妹逼哥哥背毛主席语录，哥哥全身发抖，结结巴巴背不出来，妹妹再次怒吼：“你连毛主席语录都背不出来，你有什么资格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朴和均的三侄子则掏出手枪，对准伯伯气汹汹地喊：“你知不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你说！你说！”他们边喊边靠近朴和均，已经变得六亲不认。朴和均的十几岁的小女儿，从小就看爸爸一次次被抓、被打、被抄家，敢怒不敢言，可是此时看到堂哥和姑姑也变得这样没有人性，顿时怒不可遏，冲了过去，挡在他们面前，一边保护着爸爸一边大声吼道：“你们来干啥？！滚出去！”二堂兄啪啪打她两个嘴巴，把她重重打倒在地，边打边骂：“该死的，你干啥？！你为什么还不划清界限？！”二侄子、三侄子同时用手枪指着朴和均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垃圾？你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垃圾！”朴和均在妹妹、侄子和三十多位亲戚面前连声说：“是，是，我知道，我知道。”这次家庭批斗会之后两个月，朴和均被抓走接受改造，且不准家人探望。一年半以后，1969年4月，劳改农场来人通知：朴和均已经死了，赶快去办理后事。家人到时，朴和均已被扔到一个乱石堆里，一条破被子裹着。小女儿哭着说：“爸爸，让我再看看你的脸吧。”这哪是爸爸的脸啊，已被打得认不出模样了。现场监视的人担心被扣上同情反革命的帽子，连一把锹都不敢借给死者的家人。朴家人只好一边哭，一边用手挖了一个不大的坑，草草掩埋了朴和均。
1966年9月，北京红卫兵大抄家，驱逐近十万人离开北京回乡下，北师大附中初中学生闻佳及其母亲也在其中。有一天闻佳偷偷回北京看看，却不幸遭歹人强奸。绝望中，闻佳来到自己的学校，从窗户爬进教学楼二楼的一间厕所，想在里面绝食而死。这间厕因长期无人打扫，又脏又臭，被钉死了，不再使用。几天后，躲在厕所里绝食的闻佳在昏迷中呻吟，被校卫队发现。盘问时，闻佳供认自己痛恨文化大革命，痛恨毛泽东，并供出在厕所里撕碎了一本《毛主席语录》。西城区立即将其拘留判刑。1979年，闻佳和全国所有因恶攻罪被判刑的人一起获得释放。
铜山县东方红公社社员叫陶德宝，出生于地主家庭，父亲在刮共产风时被抓去劳改，死于非命，母亲带着弟弟妹妹改嫁他乡，只剩二十来岁的陶德宝风扫地、月点灯孤身一人，瘦得像根芦柴棒。在生产劳动中，陶德宝享受不到同工同酬的待遇，同样的重体力活，别的男劳力记二十个工分，却只给德宝记十个工分。队长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地主是剥削贫下中农的死对头，他们人还在心不死，让他们子女用劳动偿还剥削债务，这叫父债子还、天经地义。”有一年春耕，队里耕牛不足，队长号令社员以大寨人为榜样，发扬战天斗地的精神，用人力代耕畜完成春耕任务，明确宣布：用四齿耙翻地达标者，每亩可得五十分，多劳多得，一视同仁。陶德宝起早摸黑，风雨无阻，吃在田头，三天翻了一亩地，成为生产队刨地最快、质量最高的人。可是评定工分时，队长照样对陶德宝打折扣。一些社员也觉得队长做得有些过分，拿“出身不由自己，重在政治表现”跟队长辩驳，队长坚持说，对待阶级敌人就是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
妇女队长杨晓美给陶德宝出了个点子：“德宝啊，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我看你还是破费一点，买些烟酒，请队长撮一顿，对头也怕三餐吃哩！”陶德宝言听计从，用平时省吃俭用积攒的钱买来烟酒鱼肉，请女队长操办了一桌酒菜，副队长、贫协代表和记工员作陪。队长被让到上席，德宝敬烟斟酒，作陪的人众星拱月。趁着队长酒兴十足，陪酒的人七嘴八舌帮德宝说好话，贫协代表说：“队长啊，德宝这孩子虽然出身不好，可表现还不赖嘛！干活从不投机取巧，从政策上讲也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毛主席说‘不杀头给饭吃’，今后要搞同工同酬嘛！”妇女队长旁敲则击：“咱队里最缺的就是妇女劳力，大伙儿扶持点，帮德宝娶个媳妇，不但德宝添人进口，生产队还增加了妇女劳力。”酒足饭饱，队长接过妇女队长拿来的热毛巾，擦了擦嘴巴，又将桌上的半包飞马牌香烟装进口袋，打个饱嗝，离席而去。出门后，队长狞笑着冒出一句话：“呵呵，没想到你们串通一起摆鸿门宴，想拉我下水。没门！”三天后，陶德宝被公社专政队捆去，关进黑屋子，白天当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拉到各大队游村批斗，罪名是妄图腐蚀拉拢革命干部。一个星期的批斗之后，待放回生产队时，陶德宝就像渣子洞集中营里的华疯子，衣衫褴褛，伤痕累累。
自此以后，陶德宝上工懒懒散散，干活魂不守舍，就像草原上的饿狼，透露着一种让人胆寒的戾气。队长加倍报复他，工分克扣得更狠，欲置其于死地。转眼到了秋天，队长一如既往，鼓励大家发扬大寨精神，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大打土地翻身仗。被队长逼得走投无路的陶德宝似乎改变了思路，不再省吃省用，甚至还添置一套新衣服，有时还学着别人的样子抽一支烟，喝一口小酒。开工刨地这一天，他特意去理一个发，换上新衣服，把刨地用的铁齿耙打磨得寒光闪闪，像战士出征拼杀。陶德宝在队里干活从来不挑肥拣瘦，队长宣布了刨地任务后，所有的好地块都被人抢光了，剩下一块坚硬的盐碱地。德宝来到这块地头，脱去上衣，抱起钉耙，大干起来。别人刨一阵歇一会，德宝却像上足了劲的闹钟，一刻不停。中午社员都回家吃饭了，德宝却舀一瓢地沟水，将带到地头的饭菜泡一下，风卷残云地吃下，接着又干。三天后，队里对所翻土地进行评比检查，陶德宝的地块虽然差，可他深翻细耙，质量上乘，获得众口称赞。评比小组主张给陶德宝同工同酬，超额部分奖励，可是队长如死猪不怕开水烫，就是不开口。队长独裁，社员不满，德宝更加忿恨。过去队里评工分时，德宝像幽灵一般远远地转悠，这一次他却与队长形影不离，甚至敢与队长较劲。队长当着大家的面说：“你是地主狗崽，能让你活着就是宽大，你劳动是改造，得工分想和贫下中农搞平衡没门！”陶德宝也不甘示弱：“毛主席教导‘不杀头给饭吃’，你扣我工分是逼我去死！”队长轻蔑地说：“你去死吧！死一个阶级敌人连一条狗都不如！”
队长与德宝打嘴仗，众人都不敢掺言。暮色降临，晚风吹来，两个斗嘴的人打了个寒颤，才发觉众人早已收工回家，大地空旷寂静。队长满脸怒气地往家走，陶德宝尾追着队长。突然德宝拽住队长的衣角，哀求道：“队长啊，我跟你无仇无怨，你干嘛和我过不去？你不扣我工分不行吗？你莫非真的不让我活了？”队长不答理，猛地往前一跨，掰开德宝的纠缠继续走路。从地头到村口有五百米的距离，眼看到村口了，失望之极的陶德宝迅速贴近队长身后，双眼喷火，猛地举起钉耙，对准队长的脑壳死命锛去。一声闷响，队长倒地，两条腿颤抖着，踩蹬着。钉耙的两根铁齿从队长的头顶直穿透下颏，把上下牙床铆在一起。陶德宝吓呆了。村里灯光点点，黑暗已吞没大地。一个女人的呼唤声从村子里传出，那是队长的老婆在呼唤她的男人回家吃饭。陶德宝从麻木中醒来，跌跌撞撞地向呼唤丈夫的女人走去。在女人面前，陶德宝双膝下跪说：“嫂子你莫喊了，队长我已经把他打死了！”半个月后，地主崽子陶德宝被枪决，罪名是地主阶级报复杀人罪。
蒋文明是道县杨家公社的秘书，文革开始后变为公社红联司令。1967年8月14日，蒋文明召集各大队干部会议，准备对四类分子大开杀戒。郑家大队党支部委员郑逢格第一个发言：“我们大队地富活动很猖狂，已经组织起来开了几次秘密会了。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已经领了两个月工资了，还准备领枪回来，跟贫下中农作对。地主崽子郑生尧已经在支书郑逢蛟门口睡了好几晚了，郑支书害怕被杀，已经躲起来了。阶级敌人这样猖狂，我们贫下中农不知哪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周塘管大队支部书记接着说：“吃亏了，我们已经落到敌人后面了！”前进大队支书感叹道：“阶级敌人这么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不开口呢？”听了大队支书们的发言，蒋文明叫大家翻开随身携带的红宝书，学习了一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蒋介石对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学完语录，蒋文明说：“革命的同志们，其实毛主席早已开口了，只是你们不理解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群众干！”当晚蒋文明带着两名随从到富足湾大队，主持召开富足湾、老屋地两个大队党团员会议，会上讨论了钟佩英组织反革命暴动的问题。15日晚，郑会久、郑逢格按照蒋文明的布置，召开四类分子和四类分子子女训话会。郑会久喝问钟佩英：“你到宁远去，为什么不请假？”钟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我是子女，为什么要请假？党的政策规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钟佩英被捆绑起来带走，用锄头棍棒将其活活打死。钟有两个儿子，一个二十岁，一个十八岁，他们把钟佩英打死以后，有人提议“干脆一起搞掉算了”，于是一呼百应涌到钟佩英家，把已经上床睡了的两个青年拖起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上，一顿锄头扁担，活活将两条年轻的生命打死。事毕之后，他们到钟佩英家集中，既紧张又亢奋，无意回家睡觉，便将钟家喂的几只鸡鸭全部杀掉，一锅炖了，又打来烧酒宵夜。鸡叫了，众人心里一惊，赶紧推门散去。天一亮，郑会久早饭没吃就急匆匆赶到公社，将搞掉钟佩英母子的情况报告给蒋文明。蒋文明说：“好！行动快，有魄力！”8月17日上午，蒋文明主持召开各大队会议，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