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
之于张大千大师，很多人只是在上小学时听说过，知道他的画技绝妙，可他飘泊的一生，很少有人见闻。诗界有“诗圣”，鄙人认为给张大千以“画圣”不足为过。
世人眼中的张大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儒雅之士，一位充满生活情致的智者，一位有着传奇人生色彩的艺术大师。可是对于这样一位世界级画师，为何会遭遇背井离乡，后半生凄苦无依呢。张大千大师明明怀乡思亲之情浓厚，可是至死也没有回到大陆，其实有很多的原因。
1949年10月，张大师赴台准备举办首次个人展。11月，“张大千画展”如期在台北隆重举行，除少数敦煌摹画外，展品多为近期力作。这是张大千第一次来到台湾，宝岛绚丽的热带风光让他非常喜欢，并流连忘返，这也是后来定居在台湾的一个重要原因。11月下旬，搭军用飞机返蓉。回到家后，便马上抓紧收拾东西，让他犯愁的是他这些画怎样才能多带走一些。因为印度的画展已定于1950年的年初，而现在已经12月份了。12月6日，携徐雯波乘军用飞机离蓉飞台。 离开大陆后，他先后旅居过台北、香港、印度、日本、巴黎、阿根廷、巴西、美国，最后定居台北。
中共建政后，中共高层人物曾多次过问张大千的回归问题。张大师对于中共官方的宣传工作，能回避则回避，不能回避，就左右周旋。总之一句话，他不愿意回归大陆。谢家孝在《张大千的世界》中，记载了1956年中国商业代表团团长与张大千在酒宴上的一段对话。
团长：“上海一别，不知近况如何？”
张大千：“国破家亡，亡命天涯，哪有什么好日子好过啊，欠了一身债！”
团长：“欠了多少债？”
张大千：“不多，二三十万美金！”
团长：“人民政府可以代你还债，只要你肯答应回去。”
张大师：“我张大千一生，自己的债自己了。想当年在敦煌，我也欠了几百条金子的债，人家说我发掘艺术有功，可以申请政府补助。我都不肯，我不管你说的是啥子政府，政府的钱是国家的，怎好拿国家的钱给私人还债？”此事也足见他是多么的有气节、清高。
张大师有个要好的朋友叫谢稚柳，谢稚柳是大千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至交好友，对他的个性脾气自然了如指掌，这两点是从他的生活作风和个性上，道出了他不愿回归的原因。原因有二：第一，张大千自由散漫，爱花钱，在国内，没有这样的条件。第二，张大千自由主义很强烈。要是让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美协理事等职，经常要开会，肯定吃不消。张大千这人，只适宜写、画，不适宜开会，他不擅说话，更不擅作大报告。”
除了以上原因，还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政治方面。从《行走的画帝-------张大千飘泊的后半生》一书中可以知道，1949年7月，随着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正式召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曾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被确定为新中国文艺运动的总方针。并根据当时的形势需要，将这个“总方针”上升为无产阶级的“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张大师隐约感觉到共产党所要求的艺术风格与张大千的文人画风格相差甚远，共产党要求的艺术风格就是“高，大，全”的红色艺术，歌颂工农兵，歌颂领袖，而张大师是比较传统的文人画风格。要求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张大师认为自己做不到。加之张大师的生活总是很“奢侈”，他的作风肯定会受到共产党的批判的，最后落到被被清算的下场。1949年，成为所有文艺家们是去是留的最终分水岭，无论“走”或“留”，个人命运都将由此转折，或漂泊孤寂，或坎坷磨难。我们知道张大师最终的结果是离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不断，“土改”“肃反”“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反右倾”“社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尤其是“文革”的爆发更让他彻底惊骇，通过香港新闻媒介和亲友书信传递，得知他有一些亲友、画界朋友在运动中受到了各种伤害，使他对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有些害怕，这使他开始向台湾倾斜和靠近。
经济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困难重重，百废待兴。公私合营前，除少数私方人员外，绝大部分人员先实行供给制，后是低薪。衣食住行外，所剩无几。很少有人会用钱来收藏字画，艺术市场十分萧条。张大千是职业画家，需要卖画养家，既无国内市场，更无海外市场。如果他不走，他的画第一不被认可，不被接受，第二画也卖不出去，生活没有着落。我们知道，张大千为人之大度、慷慨是有目共睹的，甚至不少和张大千并不相熟的朋友，也会因在初见时感受到他的热忱而深受感染。对于钱的作用，他有最明确的理解：金钱是为换心之所爱。并且，他是真正做到了“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大气魄，只要是喜爱的东西，大到古书画的收藏，小到一个盆景、一棵花、一块石头，即使代价再高，也会倾囊而得。这种敢于花钱的气势着实让人咋舌。他自己也承认，他不算是很有钱的，但他是最敢花钱的。他朋友中有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但绝不会像他这么花钱。他说他们总想着细水长流，而他自己则是活一天，就要享受一天，“哪怕明天就要死”，也不想被金钱所奴役。因此他常常是“左手还未进，右手就已出了”。张大师有一个印章，印章上面刻着“游戏神通”四个字，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游戏”就是要游戏人间，快快乐乐的生活，尽情享受生活，不要每天愁眉苦脸的；“神通”就是要神通广大，张大师在多国定居，就是为了让自己更神通广大。对于追求享受的张大师来说，没有足够的金钱是“游戏”不了的。
张大千之敦煌临画
人情世故方面。除了自己要花很多钱之外，张大师还要给自己的亲属寄送财物，以满足他们的生活所需。《张大千家书》中有这样一封信：
三哥赐鉴：
老年弟兄天各一方，不得相见，惨痛万分！月初经过香港，曾托一门生兑上美金五十元 （合人民币一百廿二元）。度此信到时，此款亦当收到，外寄砂糖二公斤、花生油五公斤、花生米二公斤、红枣一公斤、肉松二公斤、云腿四罐。则云须一月半或两月方可寄到，不知去年在巴西所寄之食物收到与否。弟一人在法国,大约六月十二飞回巴西。哥回信仍寄巴西为盼。今晨弟媳由巴西转到一月廿四日（腊月初八日）哥手示，拜读再三，哭泣不已。老年手足但求同聚，不计贫苦。弟之近况尚可慰，哥（弟之误笔）于万里之外，每年卖画可得美金万余 （合人民币三万上下），只是人口稍多，足够家用，无多蓄积而已（保罗夫妇及子女三人共五人，澄澄、满满、牛牛、阿乌、朵女、满女、丑女共七人，弟同弟媳二人,一家共有十四人，果园有柿子一千五百棵，每年可收四五千美金）。万望哥与三嫂申请同时出国，来香港会晤，斯得与哥嫂见面，决计同回。若哥嫂不能同来香港，则弟亦决不归矣！（节选）
张大师的这一封封家书，所述家庭私事及手足之情，信中反复抒发兄弟叔嫂相思求见之情，以及他如何关切兄嫂侄媳生活的细节。十余年间，张大师兄弟之间鱼雁传书，为谋划海外相晤相聚，耗尽了心思，一句“哥手示，拜读再三，哭泣不已，老年手足但求同聚，不计贫苦”，情真意切，语重心长，道出了兄弟间的至爱情深。但最终“老年兄弟天各一方，不得相见”，心中自当是“惨痛万分”。“万里山隔衡阳远，望断遥天雁字难；总说平安是家信，信来从未说平安”，道出张大千读家信后的焦灼；“不见巴人作巴语，争教蜀客怜蜀山；垂老可无归国日，梦中满意说乡关”，说明张大师“眷念故山，真如梦寐中事”。张大师多次对亲人发出赴港邀约，提到要以三哥三嫂能否来港会面，作为回内地的先决条件。但这种说归欲归犹未归的复杂心理症结，除了来自家人的诉苦，更多的还是对故乡政治形势变幻莫测的困惑。张大师的这种不安，在《梦回枕上作》一诗中有所体现，诗中道“家书压枕啼号满”，“多难故山怨猿鹤”，“浮天又见横流脉，认作承平为一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家书也是张大师为何不回大陆的自白书。
对张大师这样的艺术家来说，大概在世上的任何地方都很难找到一个纯粹的安顿之所，抑或真正的安顿其实就在漂泊里。张大师原本想回台湾居住，可是他因给毛泽东送过画和卖过几幅画给中共领导而遭台湾方面的拒绝。后来通过当时受蒋介石委托特命担任驻日的私人代表蔡孟坚做中间人，为后来张大师回台湾定居扫除了障碍。张大师从1950年就旅居海外，但却一直思念着祖国和亲人。落叶要归根，介于当时大陆的政治环境，返回大陆是不可能的。1976年，张大师返回台湾，于台北定居。1983年，心脏病复发，医治无效，于4月2日病逝。
张大师一生漂泊不定，仍创造了艺术的奇迹，实在令人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