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革命胜利后，东南亚地区的很多华侨青年回到中国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和建设”中，既为了满足浪漫主义的革命热情，也想在他们心目中的祖国解决个人就业问题。但他们当中很多人在运动中受尽磨难，在幻灭中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中国，回到香港或是寄居国。
新加坡作家原甸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他原来是一个文学青年，深受五四以来中国革命文学的影响，不但向往祖国，而且参加过新加坡的革命政治活动。 1964年他搭乘海轮，经过十天的航行回到广州，被安排到三元里地区的“归国华侨招待所”，在这里他遇到了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归国青年。
进入招待所的第一天，在欢迎会上，一个从印尼回国已经五、六年的青年上台表演，拉起调门高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他不知疲倦，唱了一遍又一遍，就象唱片上的指针老停在一个纹路上，直到新来的人都觉得不对劲，才由几个了解他的人上台把他连拉带推地拖下去。
原来这个爱国青年回国后连续几年考不上名额严格受限的大学，但革命歌曲倒学了一大堆，结果几年下来神经就不正常了。不久他就在厕所里上吊自杀。
归国华侨招待所的每日生活表是严格安排的，从早上六点到晚上九点，没有一点空隙。操场上的大喇叭天一亮就放革命歌曲和毛泽东语录歌，接下来就是整日的政治学习，主要是毛泽东的“老三篇”，每个人都要交代自己的个人和家庭历史，改造思想。在物质生活上，“粮食很紧张，日用品奇缺，肉类、食油等都是奢侈品了”， “早上永远是稀粥，附几条豆腐干﹔午晚两餐，菜肴也几乎 清一色都是大白菜，泡在清汪汪的水中，偶尔泛过一两滴油光，吃的人也有些欣喜了。”
但主持学习的党支部书记时刻不忘思想教育，把物质生活贫乏的根源挖到了苏联那里。他不但说苏修“狼心狗肺，逼我们用实物还债”，而且用丰富的想象力做形象的展示，说苏联人给中国农产品的尺寸设定了规格：他用一根短绳围成一个小圆圈，在大家面前晃来晃去，说“比如苹果吧，每一个都不能小于或大于”这个圆圈。这种离奇古怪的故事一开始还能引起归国青年的义愤，但不久也就没有多少人信以为真了。
当时中共发起上山下乡运动，动员城市青年响应毛泽东号召，到农村安家落户。归侨由于身份不同，多少和一般青年有区别，所以没有在运动中被硬性分配下乡，但也受到动员。很多归侨在了解到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后很是恐慌，加上就业和其他生活问题，有些人为了改变处境，就想出了歪主意。
华侨学校有一个积极分子，为 了表现自己，把好好的衣服剪一个洞缝上补丁显示艰苦朴素。有一天别人发现他被五花大绑昏倒在厕所里，头上还有伤，当时全校轰动，说是阶级敌人报复积极分子，结果查出这是此人一手导演的苦肉计，为的是争取入党。这样一出活剧，用原甸的话来说，真是比任何所谓的阶级斗争更令人惊心动魄。
在这样一个极端畸形和把正常人的人格和心理扭曲的社会生活了不久，原甸就产生了幻灭和厌恶。后来他就离开了广州去了香港，告别了他对革命的憧憬和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