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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先生有篇《掌声与决议》，其中写道：
看多了苏联历史上的档案，掌声两字在我眼前出现的次数如此频繁……其频率大概只有电脑才统计得出来。领导人讲话的记录稿上（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莫不如此），到处都是‘掌声’。每一段，甚至每隔几句都用黑体字注明：‘掌声’。尤其领导人发出呼吁，喊口号或讲话结束时，那就是‘经久不息的掌声’，‘暴风雨般的掌声’，‘全场起立，高喊乌拉，经久不息的掌声！’……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这里的掌声并不是两掌相击发出的声音。在这许许多多而又雷同一致的会议上，掌声成了一种工具，或者说是一种工具发出的声音。”（《读书》，1998年第11期）
绝对的权力需要绝对的“拥护”作底气。绝对的统摄需要绝对的“一致”作护身。
这经久不息、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浮载的，不是别的，正是虚假的皂沫真理，气泡吹出的满分。
可政治家偏偏迷信这圆满，迷信这虚构的蜃景，迷信这荒唐的民意测试。他要看到一张张雷同的答卷，填满预期的“标准答案”——那答案从不保密，更无须动脑筋，只要懂点利害常识和为臣之道即可。
虽然此掌声与心灵无关，全然工具所为，类似蜂箱、扩声器和电子合成的音效，但政治家要的就是这阵势，这排山倒海的群啸和震耳欲聋的音量，令之陶醉不已，除了壮胆，更为唬人，震慑异己。
一个时代的灾难，正是在惊人一致的“坚决拥护”下受孕的。
一个最坏的决议，正是在不加思索的“全体通过”中分娩的。
盛大的泡沫，制造了巨大的价值陷阱和灵魂黑洞。泡沫多深，消耗与虚掷即多大。德意志陷进去过，俄罗斯陷进去过，大中华陷进去过……一个民族的文化能量、智识、伦理、操守，几代人的生命、青春、尊严、激情，即被粉碎在一架架疯狂的政治涡轮下，溅着血光和肉沫，伴着绝望与呻吟。
泡沫一词除了“虚妄”，还有另一层寓意：“掩体”。
泡沫环境中，灵魂的视力最差，仿佛洗衣机里的衣物，彼此难辨，没有方向、形状和颜色，脸重叠脸，屁股重叠屁股……而最大最真实的内幕是：脏！泡沫正是最藏污纳垢之地。
对于苟且贪安者，泡沫乃其急于投奔的寓所。那儿最混杂，最拥挤，从而最安全、最太平；那儿光线最暗，适于隐匿和混迹，适于细菌交媾和繁殖。在那儿，群众淹没了个体，统一淹没了自由，声势淹没了声音，见人举手就举手，见人欢呼就欢呼……
泡沫——一场多么肮脏的聚会，一种多么体弱的团结，一个多么虚张声势的同盟。
他们在泡沫中呼吸、捞取，披覆着泡沫，壮大着泡沫，在泡沫中溃烂，最后变成一滩泡沫，连悼词和谥号也是一副泡沫。
但泡沫有最大的天敌：阳光和时间。要知道，掌声也会背叛掌声，泡沫也会遭遇唾沫的痛击——
你很难想像，在同一地点，单就沸腾程度和分贝值，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上领受的欢呼与斯大林消受几十年的“经久不息”“暴风雨般”的掌声有何二致？
苦难的俄罗斯学会反讽与自嘲了。
据罗伊·麦德维杰夫回忆：1991年末，当苏共工作人员最后撤离中央大厦时，楼下自发汇集了成千上万“欢送”的民众。当他们神情黯淡走下台阶，人群自动闪出一条宽阔的夹道，无数唾沫啐在那条道上……
多么讽刺的场景，昨天的“一致拥护”和今日的“一致唾弃”，俨然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抛得越高，赌得越险，摔得越重。
唾沫，算另一种泡沫罢，只是内涵更实在些。
2
言过了泡沫，再说说与之相关的舌头。
泡沫乃集体之功，乃自我放逐和个体湮灭所致。但为了维护泡沫神话的威严与安全，防止被戳穿，防止某条危险的嗓子突然背叛合唱、发出刺耳的逆音，权力者要在每个成员的喉部设一道小小的纪律装置：压舌板。
时间长了，不用吩咐，人们便会在嘴里含一块自制的“压舌板”，非但没有不适感，反觉得很贴切、很到位——自我监控，自我防范，万不可唱错了声部，坏了大伙好事，毁了一台演出。
时间再一长，变异的生理功能便愈发通人性，趁发育之机，舌头本身便自作主张、多长出片赘肉来——天然“压舌板”也。较之人工者，更浑然一体，也省了安装麻烦。
很长的岁月里，俄罗斯人正是这状态。既然活下来了，那就小心活下去吧。几乎每张嘴里都添了样东西，几乎每个人都用舌头和“压舌板”这套组合——说话、汇报、表态、唱歌、写作，乃至谈情说爱……
少有例外。但有。
有人便敢公开抠出“压舌板”来喂狗，哪怕情急下咬断了舌头，满嘴是血。他受不了那种如鲠在喉、不自由不痛快的枷锁感——就像驴子被套上了唇笼。他宁肯不要了舌头，也不甘非人的侮辱。
他相信自己是个人，不是头驴子。正像女人配一间子宫，一个人，尤其一个作家，其尊严是有一条干净的舌头，一条滑行自如的舌头。
他要从窒息的泡沫里拱出一簇芽尖、一副头颅，哪怕有灭顶之险——在党魁和泡沫分子眼里，这种自由蠕动、越众而出，显然无异于叛逆、异端、妖孽。
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皮里尼亚克、叶夫图什科、索尔仁尼琴……正是这类拒绝“压舌板”、试图穿透泡沫的精神刺头儿。他们将舌头打扫干净，使之像婴儿那样光洁、清爽，他们将躯体磨成钉，凿出锐角和芒刺，他们要对庞大的“一致”说不，说——我反对！
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海外秘密出版，并获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传来，国内大哗，为纯洁队伍、惩罚“可耻的变节行为”，当局决定召开作协大会，向全世界公布一份“一致通过，将帕斯捷尔纳克清理出苏联作家队伍”的声明。可万万没料到，当会议主席斯米尔诺夫不假思索——胸有成竹地宣读大会决议时，台下突然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怎么能说一致通过呢？我就举手反对！”说话者是作家阿利卢耶娃。主席和主席团吓了一跳，太不可思议了，哪回不是熟悉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哪回不是全体起立、一致拥护？尴尬、恼羞、震怒，主席团只好装聋作哑，匆匆散场。
多么优美的刺耳，有人竟将权力派驻的“压舌板”扔到了红地毯上。对主席台来说，无疑是一记响亮耳光。
这是灵魂对泡沫的反抗，“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舌头与“压舌板”的较量，更是人对自身尊严的一次检阅和展示。
自由歌谣的第一个声部上写着：我反对！
在作曲家萧斯塔科维奇的自传《见证》中，有个细节亦属咬断“压舌板”的例子——
1960年，当局派萧氏担任苏联作曲家协会的书记，这时，54岁的大师才不得不“被入党”。9月14日，组织为大师举行了隆重的入党式，并奢望他有“良好”表现。仪式开始后，萧氏像木偶一样面无表情地念稿，头始终低着，有一刹那，他目光陡亮，提高了嗓门：“我的一切优点都归功于——”众人屏住呼吸，接下来应是那句烂熟的——“布尔什维克和伟大领袖”（连小孩子都不会说错），然而，听到的却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答案——“我的父母！”萧斯塔科维奇大声吐出这束鲜花般的单词时，脸上漾溢着激动和兴奋。
“我的一切优点都归功于——我的父母！”
多么精彩的变向。这是一条挣断了锁链的舌头。
在一个威权和泡沫时代，人之生命、价值、荣誉、梦想、家庭、生活幸福……哪一件不被说成党的培育、党的恩赐？哪一回不要感谢领袖之德？更何况入党仪式，迟迟不念党的好处，只认自家爹娘，这岂非比“忘恩负义”更阴险的“别有用心”？
还有康伏伦斯基、格拉祖夫、日拉耶夫等人，也属萧氏的灵魂手足和生命同类。《见证》中，尤深情地提到了一位女同事，钢琴家尤金娜，其英勇使之堪称“活着的烈士”，她是个传奇，她创造了一个敢死队员不死的奇迹。
据说斯大林被发现呼吸停止时，唱机上还放着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协奏曲，这是他最后的聆听。领袖本人极喜爱尤金娜的作品，称赞她是天才，为感谢那双奇妙的手对领袖耳朵的满足，曾派人送去一个纸袋，里面装着两万卢布。很快，尤金娜回了信：“谢谢您的帮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将日夜为您祈祷，求主原谅您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罪。主是仁慈的，他会原谅您。我把钱给了我所参加的教会。”
这封自取毁灭的信抵达了斯大林的病房。上帝都以为再也听不到尤金娜的琴声了。谁知，领袖看完后默默放到一边，没作任何指令。
尤金娜竟在领袖死后还活着，或许仅仅因为，在对方眼里，她那条小命远远抵不上她那双手，这双手对于领袖的耳朵，实在太重要了。
诗人涅克拉索夫曾说：“当我们开始多发一些怒的时候，我们就能爱得更好一些，更多一些——不是爱自己，是爱我们的祖国。”“对健康的现实，才能有健康的态度，若一个俄国人终于愤怒地拍案而起，我愿向他下跪，因为在俄国令人拍案的事太多了。”
肖斯塔科维奇感慨：“他讲得真好！我愿在这些话下签上我的名字。就像果戈里在《可怕的复仇》中所说：‘突然间，你能一直望到地球的尽头。’”
他签了名。尤金娜们也签了名。
他们以“人”的名义率先将“压舌板”喂了狗。
可悲的是，许多人对自己嘴里的东西不仅不羞不怒，反而沾沾自喜，优越感十足，仿佛手上套了枚戒指，身价倍增。更有甚者，还把嘴里的板子拿出来唬人、害人——这哪里是人的态度，分明是驴子的德行！做稳了奴才，嘴巴被钉了掌，还觉添了体力，还来欺负同胞。
在一个时代和地区，憎恨并咬断“压舌板”的人渐渐多了，民主、自由、权利、公平……便有希望了。让人成为真正之人，让舌头成为独立的舌头，自己作主的舌头——而非和“压舌板”叠一起的舌头，嚼白沫的驴马们的舌头。
亲爱的人，伸出你的舌头看看吧。
宁肯不要了舌头，宁肯空空荡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