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莫言的心理有很多层面（图片来自德国之声/看中国配图）
12月10日，中国作家莫言正式获颁诺贝尔文学奖。围绕他的获奖，产生了一系列讨论和争议。德国之声独家专访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请他谈谈对于莫言其人其文的看法。
德国之声：林培瑞教授，您读过多少莫言的作品？对于诺奖委员会在授奖理由中谈到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您如何评价？
林培瑞：他的作品很多，我不敢说我读过所有的。我读了相当一部分，在学校里好几年我曾选用过他的好几个短篇。我觉得“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说法是套上去的，不知道是他本人还是外国人给他套上去的。我觉得（这种说法）很表面。他的文学的根子更容易让人发现他在山东的背景，农民说故事，水浒传也是山东的故事。他在诺贝尔演讲中也提到聊斋志异，聊斋志异从一个角度上可以说和魔幻现实主义有些类似，在现实的描写里头突然蹦出来一些不现实的东西。他演讲辞里也提到读过马尔克斯和美国的福克纳。但他自己也承认只读了几页。我觉得这种东西，开玩笑。中国作家，从80年代以来，常常喜欢说拜读过西方某某的作品，深受过谁谁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一种时髦，不一定靠得住。外国人也欢迎这样说，好像神秘国家的一些作家都在学我们。可是我觉得这很表面，他的文学根子在中国，不是在外国。
德国之声：这样“根子在中国”的文字，您认为是否能担当得起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荣誉呢？
林培瑞：当然，我不能推测诺贝尔委员会内部怎么谈这个问题。可是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就去问了我的老朋友马悦然，因为我觉得马先生不一定会同意这样的做法，因为马先生懂中文，懂中国文学。没想到马先生也赞成。要是我，我不会选他。主要是两个大问题。一个是他的人生的视野，他演讲辞中提到不要政治压倒文学，我恰好认为他有些方面的相反的情况。说到一些应该说是很明白的问题，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的残酷等，他就用一些侧面视角的方法开玩笑，不正面看待这些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政治压倒文学，在他自己的作品里头。我不喜欢。当然，一般有勇气、真的能够面对现实的作家都流亡海外了，比如郑义，廖亦武，刘宾雁，苏晓康等。第二个大问题是他的语言，我不觉得他的语言能和那些最好的中国作家能相比。写得太快，他自己也承认有时候写得太快，比喻不太恰当，有时候显得粗鲁，粗糙。比如贾平凹也掌握了方言对话，有些方面跟莫言的语言是一样的，但贾平凹用字用的小心，你读了他的作品后有一种美感出现。莫言就缺乏。他想用山东高密的文化背景作为文学背景。很多作家从五四以来，想追求乡土色彩，这是对的。有些也做得很成功，比如三十年代的沈从文，还有老舍，都掌握了“土”的文学。莫言有很好的机会，应该这么写，可是他不，他的文字有点规范化，有人说是翻译体，我不反对这种说法。比如他描写晚清时代的《檀香刑》里，人物说出了60，70年代共产党的那种语言，什么“领导者”之类的词。我觉得他也没有掌握乡土对话，这也是一个缺陷。因此从语言和人生视野两方面，我觉得他不是顶尖的一个作家。当然他写得很多，讲故事很好玩，读者也很多，所以也不是一个非常次的作家。可是得诺贝尔奖，我认为不太恰当。
德国之声：有人批评莫言的作品过于渲染暴力血腥，您怎么看？
林培瑞：莫言在80年代写《红高粱》有一个打破禁区的问题。他写性写暴力那么露骨，也算是打破了一种禁区。把抗日的农民意识写成那样，也是一种打破禁区，这个跟共产党神话传说的抗日农民心理完全是不同层面的，我觉得这种贡献也值得称赞。但我觉得恐怕六四对他也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六四之后，剩下的那些禁区，比如六四屠杀、西藏、维吾尔、台湾、法轮功、高层腐败问题，这些剩下的禁区你绝对打不进去。所以打破禁区不再是一条道路，我觉得他在80年代寻找一个走文学道路的方法，他就掌握了这种写暴力写性，总而言之是人生最底层最本能最本性的东西来讲故事。90年代以来，他就没有面对那些比较抽象，比较高层的人生道德问题。这也是有反讽意义，诺贝尔奖的规定中有“理想”这样的字眼，应该追求理想，莫言恰好就看不到他的作品中有什么高级的理想。莫言没有抬高自己的视野。
德国之声：对于莫言的文字有各种争议，而对于他在政治取向上的选择和做法更是有着非常激烈的批评，比如他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跟随官方代表团“退场抗议”异议人士，抄写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包括在得奖之后为审查制度辩护，说这就像机场安检，虽令人不快但仍有必要。您对他的这些说法作何评价？
林培瑞：第一，我不太愿意把文学以内以外分野说得那么截然不同。我觉得文学里面也能看出来他那种胆子小，不愿意批评上面的痕迹。当然，这也是很难提出的一种批评。因为我觉得我在美国加州住得很舒服，在这能够袖手旁观，批评一个中国的作家勇气不够大，我觉得有点问题。这么说吧，把他跟其它在中国的作家来比的话，所有作家都要面对一个大问题，我对这个集权政治制度取什么态度，有的比如刘晓波选择坐监，这是非常可佩服的一种极端。但大部分作家都在当中作各种妥协，莫言作的妥协比较多比较大，但毕竟不是最坏的一个例子。他比较平庸，在这个方面来说，我觉得他在当中作妥协，两面化，玩他的语言游戏。我们可以批评他个人，但客观的来说，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很多人这样做。而且包括我林培瑞要是住在这么一个政权底下，我可能也要想法子妥协，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但是他抄毛泽东语录，我认为非常可惜。他的诺贝尔演讲辞中提到，政治不应该压倒文学，但毛泽东的“延安座谈会”就是很清楚的政治压倒文学。而那个（审查制度）和机场安全的比喻是最可笑的一个事情，我都为他感到惭愧丢脸。
德国之声：莫言在诺贝尔演讲辞中最后讲了三个故事，很多人都在对这三个故事进行解读，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您看了以后想到了什么呢？
林培瑞：莫言的心理有很多层面，所以他这三个故事要是有一种隐约的意思，我觉得完全有可能。比如他在里面提到一个关于“假哭”的故事，这让我联想1988年一件与他有关的有趣的事情。1988年夏天“河殇”出来，引起很多争论，还没播出之前，请了很多比较高层的文化官，包括一些作家到北京来，先看看这六个录像带。我不在场，可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在场，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看完之后，一片静，没有人吭声，一点声音都没有。突然后面有一个人哭，去看，是莫言，莫言在哭。据我朋友分析，这是假哭，别人没话说，他就在那儿“哎呀太动人，太了不起”。有这么一个能够假哭的人，他在演讲辞里还提到假哭，我就是觉得说明他心理有很多层面，心眼很多的人，所以我不能排除他三个故事有什么别的意思。
德国之声：您刚才谈到89之后，莫言寻找到一条迎合市场又不触怒当局的文学道路，那么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是否会让更多的中国作家们走向这么一条道路？
林培瑞：本来就越来越多了。诺贝尔奖当然也会加重这一趋向。避免敏感的政治问题去迎合市场。天安门屠杀之后，90年代之后一直就有这个趋向，相当清楚。90年代之后的中国作品，作为文学的话，一般来说比不上80年代。中国20世纪的文学是20年代和80年代比较突出。
林培瑞（Perry Link)，汉学家。现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讲座教授。曾担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社会史、大众文化、20世纪初中国的通俗小说及毛泽东时代以后的中国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