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官坐拥20亿资产，若此事属实，将成为中国农村社区治理基层失控的典型案例。
11月25日，一篇题为《深圳南联社区村干部周伟思坐拥20亿资产》的帖子直指现任深圳龙岗街道南联社区工作站常务副站长、南联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副董事长周伟思，称其任职期间，非法变卖霸占村委会集体土地，拥有个人资产包括私家住宅、别墅、厂房、大厦超过80栋，豪车超过20部，是“一个拥有20亿资产的村主任”。发帖人是深圳龙岗区南联社区的周祖杰，今年41岁。发帖前，他和其他九位村民花了两个月时间调查取证。
纵观《新世纪》杂志与《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报道，可以看出富豪村官的致富路不外科攫取资产、资产增值。位于深圳龙岗中心城的区位优势，土地溢价就是最大的资产增值之源。
以该区域南联小学段为例，2004年前后，整体拆迁面积为16万多平方米的南联小学段，被南联社区村委会以“自行开发”之名，以4000万元价格卖给了天基房地产开发（深圳）公司，村民认为“补偿价格低，补偿所得未予以公示”。2011年10月28日，远洋地产以收购天基地产87.2%股权的方式，成为南联小学段旧村改造项目的主要控制人，远洋地产在该地块项目所付的拆迁款和土地出让金总计22亿元，仅这一地块资产溢价就达55倍。不仅如此，小学变小，36幢别墅耸立。
获得低价土地等待未来资产增值收益是资产增值良方，如该案中“特殊企业”利亨隆的办公地点位于南联社区联亨商务大厦十楼，这处于2012年6月新建成的商务大厦，目前正在招租。该大厦所在地块的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宗地面积9919.22平方米，使用年限从1999年3月5日到2049年3月4日，地价为669547元。按此计算，该地块单价不到70元/平方米。而2012年，龙岗的工业用地出让楼面价就达到了每平方米600多元。
拥有资产溢价，同时直接占有资产，据披露，1999年~2010年，周伟思个人名下拥有物业64栋，其中住宅12栋、商业楼10栋、工业厂房35栋、综合楼7栋，共占地面积3万多平方米。登记在其妻杨小球名下，儿子周荣生、周华生名下的物业有12栋，全家申报物业共计76栋，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左右。这些物业大多于2001年前后登记，建设日期多为2001年3月之前，有违建之嫌。
通常，基层“村霸”拥有对本村股份公司的绝对控制权，财新记者在工商局查阅南联社区股份公司从1987年成立以来的1000多页工商档案资料，除了2003年应股份制改造要求，对社区及各居民小组进行了资产清查及评估外，近十年来并无相关验资报告资料。联合调查组内部人士亦称，该村级财务管理混乱。混乱的财务信息以及令人生疑的分配制度，成为另一个吸附资金的大黑洞。
拥有人脉、资金、甚至基层暴力的官员，让基层社会失序。
循着这位村官的足迹追踪下去，我们会发现城市化过程中产生三层食物链：拥有资金、人脉优势的当地地头蛇、拥有大资金的企业处于第一层食物链，他们拥有大宗资产溢价，在资产化过程中获得了最大的财产性收入；眼光准确的本地人士成为第二层食物链，他们趁着房地产价格还未大涨之时大规模吸盘，在当地工商业兴起后充当包租公，吸食资产增值部分的财富收入——就在周伟思事件中，媒体报道，当地原住户每户拥有一两栋房产的不足为奇，有的一户拥有七八栋房产；从事实业的人位于第三阶梯，没有房地产高价租厂租铺，辛苦干一年大部分被上两层包租者搜刮，一旦经济景气下降就难以为继。
中国处于城市化的关键时刻，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城市化，是上述劣质的、以失去控制的层层盘剥为发展方向的城市化，还是以民生导向、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城市化？
城市化过程中，房地产成为最大宗的溢价资产，地方政府赖此推进基建，而层层食利阶层也依此为生，按照权力、人脉等关系，形成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生态。任由劣质城市化模式泛滥，未来难以想像，财富结构、社会结构失衡——当地将形成几个亿万富豪之后，就是一些勉强可以称为中产的本地居民，外来户则受到彻底盘剥，实业生态不可能好转——这是未来城市化过程中的一颗大地雷。
别把村官不当干部，在权力行政层级中村官尽管位于底层，但按照区域优势形成的资源占有层级，大城市周边的村官绝不可小觑，城市化到哪里，这些基层实力组织就会攫取到哪里，修复基层秩序是当务之急。
颇具戏剧性的是，举报人周某杰于27日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案被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逮捕。在敏感时刻，采取敏感举动，当此轰轰烈烈反腐之际，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需要给周伟思、给周祖杰、给全体公民一个法律上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