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承志的朋友打出横幅，喊朱承志回家。（看中国配图）
【看中国记者庚元综合报道】湖南维权人士朱承志，将李旺阳被离奇自杀的消息与照片传到网上后即被失踪，直到两个月后的8月9日，传出朱承志已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更为离奇的是，此时本应出面为朱承志聘请律师的妻子曾秋莲又下落不明。
前苏联，以残暴著称的苏共秘密警察的监控触角延伸至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无数被当局认为不听话的，进入“黑名单”的苏联民众常常会被莫名其妙的失踪，有的甚至被秘密杀害。
虽然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秘密警察随着共产政权的垮台已经成为历史，但共产政权秘密绑架与强迫失踪的做法却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依然普遍不在，甚至更甚。
民主人士18大前被失踪
59岁的秦永敏，湖北民间政治学者，因参与筹建中国民主党等活动，曾在监狱和劳教所里被关押20多年。今年中共18大召开前夕又被国安人员带走，此后44天，音讯杳无。12月12日被释放回家的秦永敏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时证实，10月30日上午9点，武汉市青山区新沟桥街道办事处的一个姓万的主任和武汉市青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一班人闯进他的家。在没有出示任何法律证件、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把他强行带走，带至离武汉市50公里以外的一个荒岛上。
因信仰被秘密失踪到精神病院
邝良，曾是重庆万州区盐业公司的工会主席，是个县团级干部。今年6月28日，万州区国安利用邝良的一位警察朋友，邀约邝良见面谎称商量事情，信以为真的邝良欣然前往，在途中遭到秘密劫持。此后两个多月，家人打听不到任何消息。两个月后，才得知他因为修炼法轮功已被万州公安局劳教一年半，但人却被关押到万州区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治疗，生命危在旦夕。据知情人透露，邝良被关在万州精神病院三楼，每天被强行灌药以迫使他放弃信仰，那些人稍不如意就用电棍打，十分残酷。家人咨询律师，律师说：“是精神病人就不能判刑，判刑的就不是精神病人，这是小孩子都知道的事情。”
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表示，在过去的10多年里，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已经成为强迫失踪的最大受害群体。
维权律师成“被失踪”高危一族
北京著名维权律师江天勇，2011年2月19日下午4点，在其弟弟家楼下被警察绑架，江律师的母亲当时见状上前理论，绑架者们将60多岁的老太太像拎小鸡一样，给摔到花坛的树枝上，江律师的弟弟也遭到粗暴对待。此后家人多方打听无果。4月19日获释回到家中后，他一直对他失踪之事保持沉默。直到9月14日他打破沉默，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他被失踪60天期间所遭受的精神及肉体酷刑。他说：“你知道中国古代一种酷刑叫凌迟，我就说，我就觉得实际上是思想上的一种凌迟、精神上的一种凌迟，就是一种黑白颠倒的、让你必须承认这种，鹿即是马！并且把这个鹿是马的逻辑说出来、它的合理性让你去说出来，我觉得这个过程，哎呀！真的太痛苦了。”
除了江天勇外，还有其他如高智晟、唐吉田、刘晓原、杨在新、韦良月、李方平、滕彪、李天天等众多替弱势群体维权的大陆敢言律师也都有、甚至多次被强迫失踪的经历。法广曾以“维权律师成高危‘被失踪’一族”为题对此进行过专门的报导。
访民上访被失踪
新疆农八师石河子市133团一连访民唐学勤，于2012年11月12日在北京陶然亭桥遭到北京维稳警察的盘查后被强行带走，从此下落不明。
有媒体报导称，唐学勤一家在2005年开垦荒地20亩，计划用于蔬菜大棚。因拒绝133团一连索要好处费500元一亩（共计10000元），从次，唐家就遭到一连串的打击报复。其后，唐学勤的姐姐唐慧碧的丈夫张广田被8个人乱刀砍死，一起有预谋的故意杀人案，最后法院为了保护幕后指使者而仅以“伤害罪”轻判了凶手，唐慧碧不服而上访，结果被劳教。
为了讨说法，唐学勤的父母亲到农八师上访，结果两位老人受到暴力伤害住院抢救，今年1月17日，85岁的父亲唐恕德含冤去世。农八师133团信访主任李浩对唐学勤称：赔了你的损失我们就没钱赚钱了，有本事你去北京找胡锦涛、温家宝吧，最好把天安门炸了。
中国已进入“强迫失踪”时代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于2006年12月在联大获得通过，这是一个将强迫失踪作为侵犯人权行为予以禁止的国际公约，于2010年12月22日正式生效。
然而2012年3月，中国全国人大却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73条”。该条规定：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公安机关可在不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将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大陆一些法律学者认为，这一修法，使得“秘密失踪”合法化，是出于应对民怨沸腾的“维稳”的需要，也是对国际公约的蔑视。由于该修正条款针对的罪名没有明确的界定，事实上已经成为当局打压异见人士、维权律师、信仰群体的惯用手段，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强迫失踪”的时代。
据《维权网》报导，中共18大召开前后，进京访民“被失踪”者多达百人以上。几位躲藏在北京的上访维权人士，将这些被失踪的访民名单和一些反映访民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的图片，分别存在了3个U盘中，18大期间，他们冒着随时被抓捕的危险，前往建国门驻华记者俱乐部及记者们下榻的饭店，几经辗转，历尽艰辛，终于将这份被失踪访民名单送到境外记者手中。
社会公权本来应该给人安全感，然而在如今的中国大陆，社会公权却常常令人心生恐惧。一个公民被公权以黑帮的方式秘密绑架，却长期不通知家人；一个人并非自杀，却往往又被公权机关宣布为自杀。公民与公权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却依然丝毫无碍于被喉舌媒体描绘成“和谐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