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元烈想不通，为啥写了借条，还会被判“敲诈勒索”呢
因为“生活费不够”，三门峡灵宝市农民郭元烈收了镇政府5000元现金，3天后，又按对方要求打了张借条。
接下来的事，让律师也匪夷所思：时隔4个月，郭元烈因“涉嫌挪用资金”被灵宝警方刑拘，2009年因“敲诈勒索”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本是经济纠纷，咋会变成刑事案件呢？”从监狱出来后，郭元烈一直奔波在三门峡与郑州之间，希望能洗脱罪名。
改变一生的赴京之旅
郭元烈家住三门峡灵宝市大王镇重王村3组，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他，如今已成为“法律通”。在他的床头，放着不少法律方面的书籍。
2006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改变了郭元烈的一生。
那年4月7日早上，身为村民组长的郭元烈，带着18位村民来到北京，准备反映村干部及村务问题。大王镇党委书记黄松涛等人赶了过来，劝他们先回宾馆，等灵宝市领导前来解决问题。
郭元烈说，他告诉黄松涛，有人家里还有事儿，他们带的钱也快花完了，不能再等。黄松涛当场让副书记李某给他5000元现金，解决19人在京的吃住问题。时隔3天，在李某的要求下，郭元烈给他打了一张5000元的借条。
意想不到的牢狱之灾
郭元烈说，那时没想到，一场牢狱之灾正在等着他。
2009年3月10日，灵宝市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一审判处郭元烈有期徒刑一年。
判决书称，郭元烈以不给2万元就将事态闹大等相要挟，敲诈大王镇政府5000元后才带领村民回旅馆。
公诉机关罗列的证据中，那张5000元借条成为郭元烈敲诈勒索的“罪证”。
“那是借给我们的生活费，我当场交给了村组会计张松林，钱大家都花了。再说，我还打有借条呢！我也没说要2万元。”郭元烈说。
灵宝市法院的判决书上，提到郭元烈“因涉嫌挪用资金于2006年8月15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敲诈勒索罪于2006年9月21日被逮捕”。
郭元烈说，2006年4月他赴京回来后，发现村务问题并未得到公正处理，便又到北京找央视记者反映。之后，灵宝警方就开始对他在网上通缉，“肯定是想通过这个办法，阻止我给记者反映情况。”
“审查了几个月，发现我不构成挪用资金罪，他们只好弄个新的罪名。”郭元烈说，“敲诈勒索”就这样落到了他的头上。
三份结果相同的判决
郭元烈不服一审判决，向灵宝市法院申请再审。
“打有借条，我和政府应该是借贷关系，怎么能是刑事案件呢？”再审法庭上，已刑满释放的郭元烈再次力争，要求改判自己无罪。而之后的法院裁定书，结果并无变化。
郭元烈又提出上诉。三门峡中院认定灵宝市法院的裁定部分事实不清，予以撤销，并发回重审。
第三次审理结果又一次让郭元烈失望：灵宝市法院驳回申诉，维持原判。
灵宝市法院办案法官史惠霞说，郭元烈反映的问题，市里也解决了，但问题没有他反映的那么大。郭元烈不满意处理结果，多次去北京，案发那次，郭元烈威胁镇干部，不拿2万元就在北京不走，要将事情闹大，镇干部给了5000元后郭元烈他们才走。这是公款没法上账，镇干部就让他打了个借条。
“不管那5000元钱是不是借的，郭元烈说不给钱就将事情闹大，这就是要挟。”史惠霞说，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才认定郭元烈构成敲诈勒索罪。
一次“选择性执法”？
郭元烈坚持认为，这是政府利用公权力对他“选择性执法”。
重王村3组村民张占元回忆，黄松涛劝阻郭元烈举报村务问题时，会计张松林说带的钱快花完了，在北京待不下去了，这时有村民起哄说要2万元，还有人说要3万元。
“黄松涛提出给郭元烈5000元，让他先安排村民吃住。”张占元说，当时他们带的几千元钱快花完了，如果再在北京等领导，确实不够花了。
村民张铁蛋、张广民也向河南商报记者证实，郭元烈并未提出要2万元，拿到镇干部给的5000元钱后，当场交给了会计张松林，用于大家在北京的开支。
在一份证明中，重王村村支书张玉华提到，有人喊“要我们回去说事儿，拿2万元钱”，黄松涛说“要钱就好说”，就直接与郭元烈商议，提出先给5000元，大家回宾馆说事儿。人群中有人喊“不行，太少”“必须拿2万元”等，最后郭元烈说“给黄书记个面子，先接5000元说事儿”。
这份证明中，张玉华称，“起诉书上说我本人证明郭元烈说不给2万元钱就将事情闹大……本人没说过这样的证词。”
黄松涛谢绝了河南商报记者的采访。他在给公安机关的一份证明中说，“重王村4组张××要政府拿出两万元，否则坚决(到国家信访局)登记，后与郭元烈协商，郭提出最少拿出5000元，否则不回去。”
而最终被控以“敲诈勒索”的，是郭元烈。
律师:敲诈勒索罪名不应成立
日前，郭元烈向省高院递交申诉书，希望重新审理本案。
在此之前，郭元烈向三门峡中院提出上诉，但终审被裁定驳回。2012年5月31日，三门峡中院又驳回其申诉。
2012年11月26日、27日，河南商报记者前往三门峡中院采访，连续三次碰壁，工作人员甚至连办公大楼都不让上。其宣传处处长马海翔说：“按照规定，你得先去市委宣传部、政法委登记，他们同意了我们才能接受采访。”
天之权律师事务所郑州分所律师张少春认为，郭元烈的“敲诈勒索”罪名不应成立，疑点颇多，本案应重新审理。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就本案而言，郭元烈既不存在个人非法占有目的，也未威胁或要挟，顶多只是提出要“信访”，但国务院信访条例明确指出信访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合法合理，所以就不存在要挟一说。
再者，政府对于郭元烈而言，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即使郭元烈做出违法行为，政府也完全可以依法处理，没必要恐惧。
况且，本案中，郭元烈给乡政府人员写有“借条”，说明以后要还，这属于经济纠纷，不管从主观动机还是客观事实分析，都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原标题：打了借条，还被判“敲诈勒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