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胆子，决定一个人的未来，你信不？至于你信不信，由你，苏东坡反正是信的。
东坡当年还很年轻，时任凤翔通判，与商洛（今陕西商洛市）令的章惇既是同僚，又是好友。两人结伴，共游终南山，到达仙游潭，潭岸狭窄，潭下深渊，对面绝壁千仞，一根横木连接其间，惊险可怖。文人雅兴，遇到景点就手痒，章惇也不例外。他客气地先请东坡到对面石壁上题词，东坡望了望深渊，连说不敢。章惇一笑，从容走过横木，把绳索吊在石壁树枝上，挽着绳索，上上下下，笔走龙蛇，在陡峭的石壁上挥毫写下“苏轼、章惇来”几个醒目大字，再缘索回来，面不改色心不跳。东坡早已惊出一身冷汗，抚摸着章惇的背叹息道：“君他日必能杀人。”章惇问：“何也？”东坡回答说：“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宋史•章惇传》）是啊，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不懂得珍惜的人，还会珍惜他人的生命么？这种人，一旦大权在握，必然残酷无情，杀人不眨眼。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22岁的章惇参加科举考试，中了进士。可这位倔脾气的年轻人，却因为侄儿章衡高中状元，耻于屈居晚辈之下，竟不就而去。嘉祐四年，章惇再次参加考试，结果比上次考得还好，中了进士甲科，朝野为之震惊。这个胆大而又自负的才子，先后被宰相王安石和宋神宗看中，连连提拔为编修三司条例官、知制诰、三司使、参知政事，官运亨通，步步高升，成为了权威赫赫的副宰相，并参与和推动了“熙宁变法”，成为了改革派。不过，章惇作为高级领导干部，却未管好自己的家人，他父亲横行乡里，占用良田，被起诉后，章惇又是批条子，又是打招呼，结果被人“曝光”；同僚朱服出任御史，章惇私下与他暗通款曲，希望拉拢朱服，朱服又将此事公诸于众。这两件事让章惇不但颜面尽失，而且罢职丢官。直到元丰五年（1082年），才被宋神宗召回，出任门下侍郎。
章惇一生仕途的起起伏伏，每每决定于当朝最高领导者的大政方针。宋神宗去世后，年仅9岁的宋哲宗继位，由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反对变法，她垂帘期间，重新启用反对派司马光出任宰相，全盘废除熙宁以来的改革举措，并着手清算改革派。此时，王安石已经归隐多年，且已去世，清算的对象，自然落到了章惇等人的身上，章惇罢知汝州（今河南汝州市），被赶出了朝廷，仕途一落千丈。
然而，章惇毕竟是北宋“熙宁变法”的直接参与者和坚定支持者，他以推动变法为己任，这一信念，一生不变。这也是他虽然口碑不好，却依然倍受那些立志改革的皇帝重用的根本原因。元祐八年（1093年），垂帘听政八年之久的高太后去世，十七岁的宋哲宗终于如愿以偿地接过了权力“接力棒”。宋哲宗年轻气盛，面对当时疲乏的国力、低迷的士气，决定重启改革，“首起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于是专以‘绍述’为国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复之。”（《宋史•章惇传》）改革就这样在年轻皇帝的授意和坚定的改革者章惇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不过，章惇上台后，并不是通过平衡关系、处理矛盾来稳步推进改革，而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收拾和报复反对派，来强行推动改革举措，其手段之卑劣，打击之残酷，北宋以来罕见。如果说王安石是开启北宋党争的祸首，那么，章惇就是把党争引向深入、推向惨烈的罪魁。
《宋史•章惇传》记载说：“（章惇）协谋朋奸，报复仇怨，小大之臣，无一得免，死者祸及其孥。”凡有旧仇宿怨的，无论官职大小，统统报复，即便是已经死了的人，都要报复到他的妻子儿女身上，无人幸免。吕大防、刘安世、范祖禹、刘挚等大臣被纷纷贬至岭南，连好朋友苏东坡也不放过，被贬至茫茫海外。据统计，因曾经反对改革被章惇判处重罪者近千人，贬官流放者不计其数。最让人觉得不可理喻的是，对于在士大夫间有着良好声誉的司马光、吕公著等已故老领导，到了阴槽地府还被清算，不但削夺他们的封号，甚至还请示宋哲宗，要掘其墓、鞭其尸。
权力是柄双刃剑，既可成就大善，也可制造大恶。这其实与胆子的大小无关，即便胆子很小的人，处于你死我活的斗争漩流间，心肠也会不由自主地变硬、变狠、变坏。从章惇收拾政治对手的过程来看，与其说是胆子让他面目狰狞，不如说是党争让他心狠手辣，在政治斗争面前，人心常常是扭曲的，它离人性很远，离魔鬼很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