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一位亡友的后续故事
三年多前的2006年8月，曾登过我一篇名为《我在劳改队的老师》帖子，文中记述了1970年我刚进劳改队时新结识的一位新难友的故事。
这位难友叫石炳富，同我一样也是“现行反革命”，判刑8年。当时多亏他的热心“教唆”，使我在集训中得以顺利通过了“交余罪”这道难关，后来我们成了好友。遗憾的是我和他“同窗”只有几个月，1970年底，他被调往江苏竹箦劳改农场，此后再没见过。大约在76年前后，我从竹箦调来的一个难友口中得知了他的死讯，据说是因病暴卒。我那篇《我在劳改队的老师》，正是为悼念他而作。
文章登出后一晃三年多过去了。
2009年10月中甸某日，我在收件箱中忽然发现有份我的邮件，打开一看，一行字赫然映入眼帘：
“爷爷您好，我在您的作品《铁窗十年4》中看见了一个令我熟悉的名字——石炳富，这名字和事件与我已去世几十年的爷爷非常相符，从奶奶平时的话语中，我依稀找到了一线希望，您写的《铁窗十年》是真的吗？”
我一下惊住了！
从对我的称呼，以及略显稚嫩的文笔判断，这应该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所发。如此小小年纪，居然能从浩如烟海的网络文字中找到我三年前那篇文章，进而又顺藤摸瓜找到我，这真令人有些匪夷所思。除了冥冥之中石炳富的在天之灵指引之外，我几乎找不到其它任何解释。
我立即回复了一个邮件，同时附上了我的姓名住址和电话、邮箱号，我再三希望尽快能见面，越快越好！
第二天傍晚，我家中电话响了起来，抓起话筒一听，里面传来一个男子声音：“请问您是方子奋老先生吗？”
我说是的。
“您好方叔叔。我是石炳富的儿子，我叫石××。”
刹那间，我感到一股热流直涌大脑，一下有些晕然。我有些不敢相信，四十年来遍寻未果的老难友后人，竟会如此奇迹般从茫茫人海中现身，而且现在就在我手中电话的另一端！
不过，一个疑惑立即又在我心头闪过。
在我记忆中，我清楚地记得石炳富曾亲口告诉过我，他在1969年被捕后的两个月，他妻子生了个女儿。后来在1970年底调走前，他又给我看过家属接见时送来的一张照片，那上面他妻子怀中抱的确实是个小女孩，我还记得她头上扎着两个小小的丫角，一根小手指头含在嘴中正甜甜地笑。尽管四十年过去了，这些往事我全然没有忘却。
可如今对方却自称是他的儿子。那个可爱的小女孩呢？
他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些年来全家的概况，并表示热切盼望尽快能见到我。我特意问他是否有姐姐或者妹妹？他说没有，他是独子。我在纷乱的思绪中未多说什么，只是扼要的谈了下当年和他父亲认识的概况，顺便提了下那张照片。我告诉他我会尽快去找他，临挂电话时，我干脆把见面时间定在了明天。
次日上午，我根据他提供的住址赶到了南郊的一个小镇，下车后按他留下的号码拨通了他的手机。问明我所处位置后，他嘱咐我就在原地别动，马上开车来接我。寥寥数语，声音中明显夹着按捺不住的惊喜。
这是个阳光灿烂的秋日，小镇宽敞的街道明亮而又宁静，全无城区的喧闹杂乱，我静静立在道旁一株小树下等他。我点起支烟刚吸了两口，发现远处有辆银灰色轿车正在向我驶来，离我大约50米时，小车右转向灯闪跳了起来，同时窗口伸出只手在招，不用说就是他了，随即我迎了上去。
就在他推开车门站在我面前那一瞬，我的眼睛不禁为之一亮：这确实是石炳富的儿子，绝对不会有错！
高高的个头，周正的脸庞，两道粗眉下一双明亮的眼睛，一张微抿的嘴，无一不象石炳富，特别是那道中部微微凸起、挺直的笔梁，简直酷似乃父。不同的只是身驱比他爸爸魁梧，脸部也丰满许多，不象当年老石那样瘦削，那样棱角分明。
我刚自报了下姓名，他立即伸出双手紧紧握住了我，对我大老远特地赶来见他们表示不过意，我赶忙笑着要他不必这样。
他说话声调有点象他父亲，略微有点细窄，使人感到与他那魁梧的身型不太相称。从他明显带着南郊一带的口音判断，应该是在郊区农村长大的。石炳富当年告诉过我，妻子是郊区菜农，看来老石儿子这些年一直同母亲一道生活，目前的身份可能还是郊区农民。
稍经寒喧后，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家。
得知我心脏不久前曾做过手术后，他伸过强健有力的手臂把我一直搀上了五楼，我心中顿时充满了暖意。
他的房子挺不错，一百平米左右，宽敞明亮，整洁舒适，摆设也非常实用大方，看得出日子过的还不错。在沙发上落坐后，我掏出录音MP3放在了茶几上，笑着问他“不介意吧？”他一听赶忙摇手：“不会不会，一切听您的。”
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长谈。
我首先简介了一下自己的过去，继而讲了当年结识他父亲的经过。四十年前的事对我就象昨天刚发生一样，对他无疑则是既遥远又陌生的历史，在听我追述往事的过程中，他脸上不时闪过惊愕迷惑，有时也若有所悟的点点头，更多的则是茫然。
他似乎也知道一点父亲当年的事，据他说那是母亲多年来无意中流露出来的。他曾多次问过母亲，但母亲一直不愿多说，直到近几年才简单地告诉了他点父亲当年出事的经过。至于内中详情，好多事母亲本人也不甚清楚。
接下来他向我谈了怎样找到我的经过。
他有一儿一女，儿子六岁，女儿十四岁。女儿自小聪明懂事，学习成绩在学校一直是尖子，目前在当地一所中学读书，每年都是前三名，多次受到过褒奖。讲到这里，他带我看了他女儿的房间。
推门一看，迎面雪白的墙壁上那些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奖状立刻吸引了我，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几乎每学期都是第一名，另外还有不少历年来参加市、区学习竞赛的获奖证书，看着看着，我心中不由越来越赞叹这孩子真的不简单！在介绍那些奖状过程中，我注意到老石儿子那满面的笑容，那笑令我有点熟悉，记得那年那个夜晚，他父亲在临别前夕给我看妻儿照片时也曾这样笑过。
他女儿书桌上摆着一台台式电脑，看样子成色挺新，他走过去用手指轻轻弹了下屏幕：“要是没有它，我们这辈子可能永远找不到您。”
前不久，为了便于女儿查看阅读课外学习资料，他特地替她购置了这台电脑，当时怎么也没想到，正是这台电脑，使他们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我。一个周末夜晚，由于白天功课不多，女儿九点不到就完成了作业，这时她打开电脑，象平时一样随便看了会新闻图片，接下来也不知为什么，她在Google搜索栏内敲了一下爷爷石炳富的名字。
事后她爸爸问她怎么会想起来这样做时，她有点支支吾吾地说，没别的意思，只是出于好奇，想在网上查查有没有和爷爷同名同姓的人。继经细问，她说听奶奶不止一次提到过爷爷的事，隐隐感到爷爷的早逝肯定内有隐情，但又不便追问，于是抱着一种侥幸，看看能否通过神通广大的网络搜到一点有关爷爷的信息。
谁知搜索的结果令她大吃一惊。
在Google“石炳富”的辞条中，竟有近十条相关内容和我已发帖在网上的文章挂在一起（《铁窗十年》、《南京慧园里6号的母子冤魂》等）。她沿着一系列链接很快读了我的原文，然后立即告诉了爸爸。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情节。
听了这段经过，我不禁有些迷惘。
一个十四岁的孩子，生活在一个挺温暖的环境中，奶奶疼，父母爱，感情上从来不缺什么，可她却念念不忘从未见过的爷爷，这究竟是为什么？对此我又该如何解释？当她在Google搜索里键入爷爷名字时，难道仅仅只是为了满足一下好奇心？当她知道了爷爷不幸遭遇的情节梗概后，她又会作如何感想？
当我自言自语道出这些疑问时，老石儿子将目光缓缓移向了窗外，一边若有所思地微微点头。
“您说的也正是我和我爱人所想的，我们也搞不太懂女儿的真正想法。为了怕影响她学习，我们只是要她别再多想爷爷的事了，其它没多说什么。至于她究竟怎么想，我们没进一步追问，毕竟是中学生了，我们得允许她有自己的独立想法。”
稍停之后他轻轻叹了口气：“想来想去，只能认为是她爷爷在天之灵暗中启示了她。”
这正好同我接到他女儿邮件时的想法不谋而合。
“那末，是谁提出来给我发邮件的呢？”我问。
“是女儿提出来的，我们同意了她。邮件的内容也是她自己起草并发送的。我和她妈文化都不高，还不大会搞这些玩意儿。”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尔后我们的话题移向了他爸爸的死。这时他告诉了我一段有关他爸爸之死的情节。
大约是在1975年夏秋之际，某天石炳富傍晚下班后去开水房打开水，管开水房的犯人同老石很熟，两人攀谈了一会，开水灌好后，老石拎着两只水瓶沿回监房的路走去。据那位管开水房犯人事后说，就在老石离开水房七八十米远的拐弯处时，突然一辆军用吉普嘎地一声停在了老石身边，紧接着车上跳下来三个人，一把将石炳富架上了车，然后向远处疾驶而去。开水房犯人觉得有些蹊跷，随即偷偷跑过去看了一下，发现那里周围空空荡荡，只有老石的两只竹壳水瓶倒在路边，瓶胆碎片撒了一地。
自此之后，一连几天再没见过老石。没隔多久，劳改队传出消息：石炳富因突发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身亡。
有关老石死亡的具体详情，没任何人知道。
开水房那个犯人听到此事后，立即把石炳富的死同那天被军用吉普带走的事联系了起来。作为一个劳改多年的老犯人，他懂得闭紧嘴巴的重要性，因而对任何人都没提起过。直到好多年后，当老石儿子通过一个偶然机会找到他，而他本人又感到自身安全不会再受到威胁时，才将当年他亲目所睹的那一幕说了出来。这时老石死去已快三十年了。
老石死后，他妻子接到了老石原工作单位转来的一份劳改部门通知：
×××：
石炳富原系我单位服刑犯人，197×年×月×日因突发心肌梗塞不治身亡，后事已由我单位就地处理。特此通知。
江苏省第××劳改队
寥寥数十字，几行例行公事行文，一个“现行反革命犯”的生命记录就这样草草画上了句号。
当老石妻子问及丈夫死亡具体情况时，得到的是一句恶狠狠的呵斥：“人死都死了，还问那么多干什么！”
直到近四十年后的今天，老石死亡的详情没人知道。
谈到这些事时，老石儿子坚持认为他父亲被那三个军人带走后，出于某种需要，最后被他们秘密处决了。
可我断然否定了他这种看法。
我告诉他，秘密处决在49年后的中国不是没有，但极少使用，而且对象仅限于高层内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一方。对数以千万计的“阶级敌人”，中国当局历来总是公开屠杀，不但公开，而且还会开足舆论机器，配以大张旗鼓的高调宣传。
世界上只有那些对手中权力不那么绝对自信，同时多少还残留一点理智的政权，才会把秘密处决当成常规手段使用。这是因为他们对大肆公开残杀敌对分子多少有些心存顾忌，从而不得不采用这种相对隐蔽的做法。
中国则不然，中国有对杀人感到“其乐无穷”伟大领袖的绝对领导，有冠冕堂皇“放之四海皆准”的杀人理论，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器，有将近地球四分之一人口被洗过脑的“革命干部群众”，这就使得中国的统治者有了足够的底气，敢于肆无忌惮地公然放手广开杀戒，他们根本不屑以秘密处决方式来解决“阶级敌人”，他们嫌那样做太小家子气！
作为成千上万“现行反革命”之一的石炳富，只是个毫不起眼的小不点，他根本不配享有被秘密处决的资格！
从另一方面看，既然只判石炳富八年徒刑而没一杀了事，这表明他这条命多少还能派点用途，一个年仅三十来岁且有一手钳工技术的劳改犯，对建设“社会主义”而言，毕竟要比一头牛马更具实用价值，平白无故杀掉这条高级牲口，不符合革命利益的需要。
一句话：当局没有任何以秘密处决方式从肉体上灭掉石炳富的必要！
那么石炳富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我在综合比较各种可能因素后，认为他极可能死于一场“误杀”，或称之为一个“意外”事件。
以下情况就是我的推测：
大约是他某位朋友（或同案）有些事牵涉到了他，有关部门来找他了解情况，他不仅不“积极配合”，而且态度相当“嚣张”，以致审讯人员出于“革命义愤”，对他采取了审讯过程中惯用的“革命手段”，而老石不太壮实的筋骨又未能抗的住，结果就导致了一场“误杀”。按公检法内部说法，通常将此称为审讯人员一时“失手”造成的“意外”事件。
尽管事先并不打算要石炳富的命，但“误杀”也好，“失手”也好，人死了却是不争的事实。一个活蹦蹦的人突然莫明其妙的死去总得有个说法，于是“突发心肌梗塞”就成了最好的解释。这个病，老、中、青、幼不同年龄段的人都适用，用它堵住各种别有用心者的嘴巴显然再也合适不过。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器虽然不怕任何“坏人”钻空子，但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往往总是考虑得很周密的。
老石儿子听了我的推测后说，他找到那个开水房犯人时，那人好象也有点这方面意思，只是没我分析的这么透彻。
当然，这毕竟只是我的推测，其中具体内情到底怎样，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个难解的谜了。即便将来有一天出现历史清算，恐怕也很难查清，中国这种事实在太多了！
接下来，我向老石儿子提出了另一个心中之谜：
“当年老石给我看的那张照片上明明是个小女孩，后来怎么成了你呢？”
“这些年我一直不知道这件事，昨晚您在电话里谈起后，随即我问了母亲，她这才讲了点当年的情况。
“那时我还在吃奶。父亲抓走后，母亲带着我回到了外公外婆家。外公外婆住在栖霞（注：南京郊区），当时那里政治运动搞得比城里还热火，城市里表面上还讲点政策，在我们那里简直就是无法无天，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周围好多地主富农反革命被活活打死了，家属子女也一起跟着遭了殃。母亲带我去了后，很快便被发现是“现行反革命”家属，没几天有人放出了风：‘一个反革命哪能让他有后代？他的后代将来肯定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后患！趁草锄了这根小反革命秧秧（当地土话，即苗苗的意思），决不能让小反革命将来接老反革命的香火’！”
说到这里，老石儿子有点激动起来，眼里明显露出了恨意。我轻轻拍了拍他的手，站起来给他沏了杯水。
“外公外婆和妈妈听到这些风声后，吓的不知如何是好，母亲当时只是紧紧搂住我哭。她曾想过带着我远逃外地，可当时全国到处一样，一个弱女子抱着个吃奶孩子往哪藏呢？想来想去，想去想来，最后外公勉强想出了个办法：从即日起，全家对外谎称我是个女孩，为此特地替我梳了两根小辫，衣服鞋袜一律按女孩打扮。农村历来重男轻女，即便那些运动积极分子，多少也会认为女娃成不了大事，一个反革命女崽子比起男崽子来，对革命的隐患要小的多。
“幸好的是，后来没人来认真核查我的性别，让母亲和我总算逃过了一劫。直到运动风头过去一两年后，我才又成了男孩。你看过的那张照片上的小女孩，就是当时的我。”
原来是这样！我怎么也没想到，那张照片后面竟然还隐藏着这样一段故事。更令我感叹的是，当年石炳富居然也瞒过了我。
几十年来，我对无产阶级专政可谓太知根知底了，即便如此，我还是对这种斩草除根、不留后患的革命手段有些惊讶。望着眼前高大魁梧的老石儿子，我不由为他在襁褓中能逃过那一劫深感庆幸。
“那张照片现在没有了吧？”明知希望不大，我还是抱点侥幸心理问了一句。
他摇了摇头：“早就没有了。当时一共两张，一张给了父亲，另一张丢失很多年了。母亲记得当年确实在给父亲的那张背面上写过几个字，不过她早忘了内容。”
最后他介绍了一下后来的事。
1979年3月，经南京建邺区法院复查，撤消原判，宣告老石无罪。对他死在劳改队一事定为“正常死亡”，结果补了六个月原工资，加上丧葬抚恤，一共给了2174.7元；两年后的1981年，又把他的死改为“非正常死亡”，并根据规定对尚未成年的儿子及老母亲分别按月发放生活津贴。
说实话，这在我认识的死去难友中，身后补贴算是最好的了。
老石判刑后，妻子带着孩子一直在苦苦等他，到1975年时眼看老石刑期已经大头朝下了，谁知却一下接到了丈夫的死讯。为了孩子，她在76年与另一位男子重新组成了一个家庭，后来又有了一个女儿。老石儿子的这位继父在粮管所工作（在农村称之为吃“皇粮”的），全家人靠他那点微薄的工资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谈起这位继父时，老石儿子满怀深情地告诉我：“他待我非常好，就象对亲生儿子一样，我们全家永远都会感激他。”
本次采访结束前，老石儿子带我和他继父见了个面，老人身材不高，皮肤略黑，一看就是位秉性忠厚的好人。照常人眼光，我这次采访也许使他多少会有点不太舒服，可他对我表示了真诚欢迎。望着他与老石儿子并肩站在一起亲密无间的神情，我不由为石炳富的妻儿能找到这样一位好人深感欣慰，老友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中午我们在他家楼下一处小饭馆吃了顿便餐。应我的要求，饭后他开车带我去见她女儿。
他女儿就读的中学挺不错，一进宽敞的大门就是400米跑道的标准足球场，远处几排教学楼白色的外墙在午间阳光下洁白耀眼，比起城区中学校来，校园算够好的了。
经门卫联系后，我和老石女儿在校门口见了面。孩子身材比她同龄人要高些，只是略显瘦削。白净的脸上很娴静，经她爸爸介绍道了声“方爷爷好”后，一直没说话，性格看来似乎有点内向。我不想对孩子当面提她爷爷的事，只是简单问了问她学习情况。在我们对话过程中，老石儿子柔和的目光一直没离开她，看的出爸爸非常钟爱这个品学兼优的女儿。
考虑到午休时间有限，没谈一会我和老石儿子带着他女儿一同去了他妻子的工作单位。她在一家合资企业打工，只有中午休息时才能抽点空会客。
她是位身材娇小的湖南女子，两道好看的眉毛下，嵌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由于正在当班，她穿着一身浅兰色工作服，显得既精干又朴素。她知道我今天来意，一见面就笑着对我老远赶来表示感谢。由于上午和老石儿子已经谈了好久，我没再提老石的事，只扯了些她老家湖南的风土人情。她热情地劝我一定吃过晚饭再走，说要做点湖南口味菜请我尝尝，我笑着婉拒了她。
回来的路上我夸老石儿子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他沉吟片刻后说，这也许是父亲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所致吧。”
临别前见到了老石妻子。上午我曾表示过想见她，当时她没明确表态，午饭后她来电话表示同意见我。他和老伴的住处离儿子家很近，在她楼下一块空地处我们见了面。
尽管人们都懂衰老不可避免，可当我见她第一眼时仍难抑制心中涌起的强烈感慨。满头花白的头发，眼角深深的鱼尾纹，这与当年照片上那位清秀美丽少妇的反差实在太大了，令人怎么也无法相信居然会是同一个人。四十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瞬，而对一个人容颜的磨蚀竟会如此强烈，我不由暗暗长叹了口气。
老石儿子向母亲道明我的来意后，她勉强笑了一下。我先提了那张照片的事，继而又表示想了解一些当年老石被捕的前后经过，她听完后没立即作答，稍后才微微皱了下眉说：“唉，那都是些几十年前的旧事罗，还提它们做什么？”大概是怕过于冷淡我缘故，想想又补了一句：“对不起啊方……方老师，不是我不说，好多事我真的记不清了。”老石儿子没在意母亲的冷淡，向她追问是否真的忘掉那张照片背面上的那些字了？她埋怨地看了一眼儿子说：“快四十年了，我哪能记得啊？”
显然，老太太不愿重提旧事了。这使我联系起刚才初见面时她有些勉强的神情，尤其是眼神中那种难以掩饰的警觉。我隐隐感到这次我的来访非她所喜，之所以勉强同意见面，大概只是不忍拂却儿子的兴致。
到此，我已没必要再重提旧事了。想想也是，经历了新婚痛别，丈夫惨死，再加上几十年来种种精神折磨和生存压力，老太太这些年来心路历程的艰难可想而知，如今确实不该再给她已经归于平静的心再掀波涛了。
临别时我举起相机准备给她拍张照留念，一见要照相，她赶忙侧过脸去并伸出手挡住了我：“别拍，别拍，人都老了，还拍它干什么？”老石儿子见我有点尴尬，赶忙抱住她的肩安慰她：“方叔叔没别的意思，只不过替你拍两张照片做个记念，你放心，他不会给别人看的。”见儿子如此说，她这才将脸转了过来，一边用手理了理头发，一边又有些紧张地关照：“就拍一张啊，可千万不能发到那个……那个什么网上去啊！”
望着镜头前这位老姊妹布满皱纹的脸，一种混合着同情，怜悯，谅解的复杂感情立即攫住了我的心，我终于没按快门并放下了手中相机。我不能给她的晚年再增添任何一点烦恼。
道别后我正转身之际，她突然叫住了我：“谢谢你来看我们啊。你年龄也大了，一定要多保重身体。还有……你其它方面也要注意啊，别看现在比以前松了点，说不定哪天又会来什么运动……”声音中既有感激，也有关心，更多的是劫后老人难以消弭的余悸，我赶忙笑着打断了她的嘱咐：“我知道，我知道，我会注意的。您也多保重，再见！”
走了好远我回头看了看，她还立在那里注视我的背影。
我想，我再无必要来打扰她了。
老石儿子坚持要驾车送我回南京城，我谢绝了他。今天的来访已耽误了他不少时间，我可不想再白耗他几个小时，随即我挤上了一部郊区客车。上车前他一再要我常来作客，我满口答应了他。但我知道这只是客套而已。亲眼看到老难友后人有正常平静的生活，我已很满足，我不会再来了。
刚刚上车，一位年轻姑娘站起身来给我让了座。曾几何时，都是我给别人让座，不知不觉间自己也到了别人给我让座的年龄了。老石要不死的话，今年该是七十三了，当年那个告别的夜晚，谁想到四十年后已成古稀老者的我会有今天的此行啊！旦愿我今天探访的一家老小永远都能过上正常平静的生活吧，旦愿老石和我亲历的那些噩梦永远不会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吧，但是，我这点对人生最起码的祝愿又能否真正得以实现呢？我不由咀嚼起刚才临别时老石妻子的那段嘱咐来。望着车窗外秋日灿烂的阳光，我陷入了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