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有个朋友带我认识了一位加拿大商人，他来中国考察带旅游；于是我就拜访了他，顺便谈起了投资问题。他说他听朋友说中国到处是黄金，也想来中国淘金；谁知在这次考察与旅游中，竟然发现中国社会的利益竞争的确很偏激；所以放弃了来中国投资淘金的想法，因为他怕自己在这么现实的中国社会吃亏。
他说‘本来对利益的追求其实是一种极其简单原始的人性本能，如同追求光明和温暖是人之天性’。然而利益在中国社会并不是善良的结果，而是背后甚至是邪恶的产物；所以他怕他们这在市场化中留存的道德因素难以保持，所以还是只在加拿大经商。既然是利益社会，那么人人都要争取资源；然而中国特色的社会资源并不是竞争的结果，而是由大小权力者分配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往权力者这里靠近，最终的结果就是想从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资源掌握者这里获得一杯羹。所以说中国人依据一个人的运气、努力、智力之类的竞争根本不起作用，而决定你在中国社会能否成功的是权力者；所以中国人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没有任何规律，唯一共性的就是背后有权力者的关系。
在权力关系决定一切的时代，幸运儿竟然与自身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全部是通过背后的权力关系而最终博弈成功。也就是说能够成为今天这个时代金字塔顶尖的那群人，则基本上是有权力塔尖关系背景的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压力的人才有动力；于是那些处于塔底的人有想改变自己位置的压力，结果动力就是寻找能够依靠的权力关系；在这个动力的驱动下，人们脑子几乎是全方位的开发；有通过婚姻而攀上权力关系的，有通过血缘关系而攀登上更广泛的权力关系；还有通过学习而连结上权力关系的，更有卖身投靠而攀登上权力关系的；总之今天的中国是全速开动寻找权力关系。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走南闯北流动就业，核心问题还是因为权力关系的原因；所以今天的中国是有人在哪里当官，其亲朋好友自然也会从天南地北向这里聚集；这也是中国古代的‘一人得道而鸡犬升天’的翻版。‘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千里当官只为财。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人早就没有为集体的概念了，集体的只有变成自己的才最保险；如有位事业单位负责人，上任多年没有为单位创造任何业绩；却为了自己能竞选上院士，而由单位额外支出上亿元的公关费用。在这样的上行下效中，大家捞成为了共同的潜规则；没有人想改变现状，大家和平共处地集体发财；而对那些告状之人，则让他折腾；并有意排挤他和孤立他，使之成为任何利益都没有的人。结果这里的官是神经病的官，老百姓是木偶人的老百姓。于是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出现了，他们全部偏执狂般地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名正言顺地获得利益。
我想起了“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到，简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的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量控制他。…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别无它法。迄今为止，企图用理性去说服他，丝毫没有用处”（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声音。在一个大家都捞的社会，任何与之不合拍的行为都将受得排斥与打击；所以这些年来的遭遇，实际并不是我与领导个人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而是我与我们社会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的原因。
今天的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再也不是偏激；而是疯狂。在疯狂的人面前，你还能理智地要他们奉献吗？所以可笑这些人后，我实际也在可笑自己；为啥这么难与时代合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