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发生南京知青之歌事件，作者任毅被捕判刑10年。该歌反映知青不满下乡的无奈和忧伤，流行很广。这幅油画《南京知青之歌》就是描绘当年中学生坐火车离开城市的情景。
但历史已证明，与中共建政后的历次整肃和改造运动一样，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政治“阳谋”，是强行推动的思想改造运动，造成知青身心的创伤，国民素质的恶化，以及社会风气的败坏。
有研究者说，毛泽东是为解决就业问题才将上千万城市中学生下放农村的。这与我的经历大相径庭。中共文件说，文革是一场触及灵魂的“继续革命”。作为文革一部分的知青下乡完全是不算“经济帐”，只算“政治帐”的“革命”，乃是更全面的阶级专政的一部分。
知青是被变相劳改
先说当时的“就业”问题。知青都是在校中学生，其中高中毕业需就业者只占一小部分。在我下乡的东北农场生产队，先后接纳各地知青一百多人，高中毕业生只十余人。若大专院校正常招生，加之文革前中国经济的恢复，哪有高中生就业难的问题？知青下乡及大学关门反而造成很多专业后继无人。北京市就曾到北大荒召回大量高中毕业知青回城当中学教师。其他很多机构也招揽知青填补空缺。
我也不认同，知青下乡是解散红卫兵以打击政敌的观点，因为红卫兵自始至终就算不上政坛的一支力量，只不过是毛泽东的一个暂用工具。以北京市为例，各中学一九六七年就被军管，每个班都有现役军人领导管理。
知青下乡的实质是什么呢？是毛通过文革摧毁传统文化和教学秩序的深化。旨在借上山下乡对一代知青进行“再教育”为名，以欺骗和强迫手段，将愚民政策灌输到成长中的青少年身上。结果不仅使知青一代身心受到摧残，而且知识水准倒退至小学水平。林彪集团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尖锐指出，上山下乡运动是“变相劳改”，是恰如其实的批判。
知青是教育制度崩溃的受害者
教育是关乎一个国家全民素质和民族精神传承的百年大计，国民教育水平体现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美国立国二百多年，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其经百多年确立的世界一流教育制度功不可没——大量中国权贵花重金将子女送到美国读书，为美国教育作了最大的广告。
人们很难明瞭毛泽东发动知青下乡运动的真实想法。他也曾送儿子到苏联留学；但他在文革中竟然关闭全国的大学，全国停课闹革命，后来才勉强说“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官方宣传，上山下乡是“反帝反修”战略决策。依我看，反帝就是要反掉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现代文明，包括国民教育；反修就是要否定苏共淡化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包括专家治国，技术挂帅。造成“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智主义大泛滥。反映了毛对现代文明的无知和对知识分子的仇视。
知青运动有违中国重视子女教育的传统。整个文革造成对教育资源的大破坏。当年探亲时我曾在一位原哈尔滨军事学院教官的家里借住，见过那座投资数千亿元，规模宏伟的苏式军校的败象。学院被撤销，一座座有坦克，战机雕饰的教学大楼冷冷清清。教职员人心惶惶，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在北京，我小学母校旁的北京机械学院也被搬迁，设施齐全的高等学府成了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的总部。
大学关门，中学生下乡使本来就很落后的中国大陆被世界技术革命远远抛在后面。在这方面，中国远不如“苏修”。苏联的教育体系与传统，一直没有受到破坏。基础教育公认居世界一流。冷战时期的航天领域还一度领先美国。时至今日，中国的教育与科技都落后于俄国。文革反修只是留下一个丑陋的笑话。
中国知青的父母极少真心拥护上山下乡运动，自愿放弃对子女监护之责的。因为那是违背中国几千年的家庭伦理，谁愿意在和平年景家人离散？导致一两代人亲情的缺失。然而毛的“革命”自来不讲人性，一场知青运动留下的后遗症延续至今。包括目前中国不少与那代人有关的家庭问题，如扭曲的婚姻观，不善养育子女，不懂孝敬长辈等等。
知青下乡加重农民负担
官方宣传上山下乡的目的是“缩小城乡差别”。有人也说，知青没有甚么可抱怨的，那些世代劳作的农民比知青更不幸——这是非常荒谬的说法。中国农民的苦难由来已久，但有史以来，尽管常有农民困苦奋起造反的事件，但农村一直是文人雅士的隐居之所。三国时诸葛亮就是刘皇叔“三顾茅庐”才肯进城做官。晋代陶渊明辞官回乡，务农二十余载，老死乡里。即使有罪臣被流放边陲，也多是家人同行，绝无在校学子被集体赶去务农的先例。
农村之成为劳改之地，农民之成为次等国民，是中共通过集体化剥夺农民土地所有权及实施严格户籍管制以后的事。时至今日，中国农民进城打工，仍被贬为“农民工”，境遇如奴工，处处受歧视，城乡差别有增无减。知青下乡和城乡差别风马牛不相及。若不是下过乡，我不会知道，当年被派去开发北大荒的转业官兵，很多都是军队政治清洗的牺牲品，国营农场成右派分子的劳改所，尽人皆知。
知青不仅没有为东北农场增加收入，反而使本来盈利的农垦系统连年亏损。中央为推动上山下乡运动，压各级政府拨款为知青建房发补贴，加重了农村的经济负担，更凸显农民与城里人的不平等。结果，广袤的东北原野上没有因大批知青到来而建成哪怕一座像俄国西伯利亚共青城那样的重镇。中国也不可能有如美国十九世纪淘金热那样的西部大开发伟业，皆因知青下放无异于流放、劳改。
知青是农村的弱势群体
电视剧《知青》塑造了一个改变农村面貌的知青支书形象，拔高了知青干部的胆识能力，是对世代务农的中国农民聪明才智的极大贬低，也不符合事实。当年高考交白卷的知青张铁生描绘的实情是，他这个“负全责”的小队长“每天近十八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根本没时间读书“复习”。
绝大多数知青靠辛苦劳作养活自己都成问题，谈何为农民谋福利？个别知青干部只是当地干部队伍的陪衬，应付集体劳动已力不从心，谈何为民请命，挑战上级？黑龙江兵团很多女知青被现役军官强奸悲剧的曝光，据我所知，是因有受害者或知情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有办法告到中央，几名施暴者才被处决。公开披露的案情未见有知青干部起而保护女知青的纪录。其实有的知青干部自己也是受害者。在半军事化的兵团尚且如此，知青在无亲无故乡村的境况可想而知。甚至有南京知青因写歌诉乡情被判重刑，歌曲被禁唱。
一两千万知青在六七亿人口的农村（农场）是弱势群体，出身不好者还成斗争对象，大批知青未能适应当地生活就已思迁。受年龄，教育程度及境遇的制约，知青没有能力承担改变农村面貌的任务，在技术上不行，在改革体制弊端上更不可能有所作为。知青赤脚医生和乡村教师等，在总体上连业余救护和代课教师的标准都达不到。记得《兵团战士报》曾宣传过知青搞科研的典型：将大豆与花生嫁接，想培育出地上结大豆，地下长花生的新品种。当时没人敢公开质疑，后来也是一场空。
至于知青参与农村改革尝试的，据我所知，因为与世隔绝使知青们对农业现代化的要件一无所知，他们不可能有所作为。在同龄人中，常常充当政治运动前锋的高干子女，多是借父母之便，读过内部文件而闻风先动。在有风险的开创性改革上，鲜见高干后代有大建树者，而借父辈之光进城当官者却大有人在。
空前规模的走后门到返城潮
知青改造运动注定以流产、失败而告终。它不仅遭到知青及家长的普遍反感，也受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包括被打成走资派的高官们的抵制。除极少数高干子女能将下乡之苦化为此后晋升的资本外，绝大多数知青除了苦痛和疾病，几乎一无所得：无文凭，待业，下岗，提前退休，成弱势中之弱势。即使有少数知青通过考试成为七七到七八级大学生，却是和小十多岁的一代人同班，那些为人父母的知青大学生还要负养家活口之责。有甚么能补偿那十多年被荒废践踏的青春时光呢？
开走后门当兵之先的是高干子女。下乡没多久，我的一位同室北京知青突然不辞而别，被褥上的字条说，他当兵去了，行李书籍等任由我们处置。据说他去了福建军区。而我们队几名经正常征兵入伍的平民子女，两三年服役期满，都转业回了北大荒。北京知青也不例外，利用上学返城者更多。记得队里一位只有小学程度的女知青，突然向我们请教二十六个英文字母的排列和发音。不久，她悄然离队，被大学外语系点名录取。有同学说，她父亲是管分配住房的官。
也有知青为离开兵团，放弃吃商品粮户口，到农村插队，再利用关系，经招工或推荐上学返城。我并未见有电视剧《知青》中那样要到兵团去的插队知青，因为在中后期，因农村都不愿知青与社员争口粮，插队知青返城已较容易。我因为留在兵团而被笑为傻瓜。
走后门返城之风使“听党的话”的知青处境尴尬。没返城的被看成没有本事，或家庭有问题。后期，全国的知青家长为孩子返城找门路，送礼拉关系蔚然成风。很多知青也被迫假离婚，假伤残，威胁干部，甚至出卖贞节，只为拿回原有的城市户口（严歌苓的电影《天浴》真实描写一个四川女知青的悲剧）。知青回城首创的这种大规模“走后门”的负面影响延续到今天，并被“发扬光大”成为中国一大特色。
（本文略有删减，原标题：勿忘知青下乡的沉痛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