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场的“情妇现象”由来已久，本不是新闻。然而最近常艳关于衣俊卿的纪实文字，以及十数位重庆官员的不雅视频的曝光，又使这一话题变得直观、生动和逼真。环顾全球，官员有情妇并不罕见；但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官员情妇现象显然更为普遍，“人均情妇”也显著高于其它国家，且有情妇的官员级别的起点又相对较低。这是为什么呢？
一般而言，撇去道德因素，一个男人有情妇，是因为他有男人魅力。关于男人魅力，心理学家有不少研究。女性对男性魅力的判断依据，除了相貌、身材、性格和品德外，最重要的就是对资源的占有情况和社会地位的高低。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官员意味着有着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和较高的薪水；同时也间接地表明，他也有其它方面，如相貌、身材、才干和品格等方面的优点，否则他也不会获得如此职位。
然而，在一个宪政社会中，由于对官员的权力有着明确和有效的限制，他的职位所包含的信息也就告诉追求他的女人，这个官员充其量是一个优秀的个人。她更多地，是追求他这个个人，而不是他身后的巨大财富。例如，美国总统的薪水只相当于中产阶层上层的水平；莱文斯基与克林顿有情，并没有要挟他动用公权力回报她。最近发生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长的情妇事件，也没听说涉及对公权力的滥用。
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因为中国缺少对官员的明确和有效的约束，他们经常滥用公权力，且在事情败露后，还继续动用公权力压制对他们丑闻的揭露。所以滥用公权力是一种常态。当一个女孩看到一个官员时，他的职位所透露的信息，就不仅包含了他的合法薪水以及他受人尊敬，而且还包含了他不受约束滥用公权力所能支配的资源。例如女商人丁书苗通过提供情妇，从前铁道部长刘志军那里获得的好处，不下几十亿元。一旦一个人能够实际支配数千数万倍于自己合法收入的公共资源，在一个女孩的眼睛中，他就不仅是一个优秀的个人，简直是一个身材伟岸、三头六臂的巨人。他的男人魅力已非一个个人能比。
康芒斯说，制度可以扩张个人的能力。意思是说，由于人的规则和组织，众多的人可以把资源放在一起，并实行集体行动，就可以做到众多个人分别去做的总和做不到的事情。例如军长一声令下，就会万炮齐鸣。这在部落时代就开始了。所以张岩在《从部落文明到礼乐制度》一书中说，图腾就是一个部落整合的文化标志，它本身就有了某种“神力”。部落之间的战争或联合的故事就是“神话”。然而，如果人们在长久的社会发展中对制度生成的这种神话还有惯性的记忆的话，就会把对制度神力的崇拜转移到僭越权力、劫持制度力量的人身上。他们似乎有了神力。
不过，僭越的权力究竟是不合法的，劫持的制度力量也不是这个男人本身的力量。所以这个冒充的巨人的影像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但这足已给一个普通女孩带来错觉。对她来说，男人魅力不仅是占有资源多少的外在信号，也有独立的价值。前者会诱发她的经济人计算，后者则会诱发她的纯粹的情感。然而，几十万年的历史发展还没来得及分辨什么是本真的男人魅力，什么是假借公权力的男人魅力的心理本能。所以一般而言，女孩们多半会被某个官员周身的光环晃了眼睛。只不过有的人比较务实，有的人看重感情。重庆不雅视频的女主角赵红霞显然是前一种人，而常艳很有可能是后一种人。
而对于这类男人来说，他们很乐于利用这种模糊性来诱使更多的女孩上钩，这有点儿像生物界的虚张声势策略。虽然常艳一开始表现得很务实，但她根本是被“衣老师”的虚假魅力误导了。而“衣老师”只是想利用权力边界的模糊性来占点儿便宜，用既定的权力资源在更多的女孩间周旋，却被不满足于物质利益的常艳揭穿了。“衣老师”只有投降，对常艳言听计从。但这样一来，不仅使常艳证实了“衣老师”确实有“其他女人”，她所追求的排他的感情更为渺茫，而且也还原了“衣老师”的真实面目：除了滥用权力所暗示的资源占有外，他非“俊卿”。这也许是她最后与“衣老师”决绝的重要原因。
应该承认，常艳所写“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衣俊卿小N实录”不仅具有政治学的文献价值，还有演进心理学的文献价值。在与官员们的博弈中，女人们在付出代价后逐渐学会了分清真、假男人魅力。我们可以猜想，“不雅视频”是多次博弈的结果，因为一开始男人们并不认账。官方加于赵红霞头上的“敲诈勒索”罪名，可能只是想用这种方法让性受贿者兑现承诺。常艳的这篇纪实文字也具有视频同样的功效，这也许起因于她对性贿赂不能奏效的担心。
在另一方面，这些男人们也并不想分辨清楚，什么是自己本来的魅力，什么是滥用公权力所假借的魅力。作为凡人，他们倾向于相信有利于自己的错觉，仿佛自己相貌魁伟，魅力四射。所以才官场中才会有炫耀情妇多的风气。他们不仅好色，而且虚荣。他们真以为，女人们投入自己的怀抱是因自己确实有魅力所致。被这种错觉所骗，才会有那么多重庆官员没有察觉到赵红霞背后藏着针孔摄像机。其实，将与他们有性关系的女人称为“情妇”，实在是亵渎了“情”字。因为“情”与排他和专注有关。占有的女人越多，情越少。他们实际上获得的，只是较多的物欲满足，与更多的货币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说官员占有的女人多寡与他可以滥用的权力程度成正比，所谓官员“情妇”的数量就是一个社会的制度是否公正与有效的外在指标。在中国，据说95%的贪官有“情妇”。平均每个官员的“情妇”也很多。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市委书记就可能有十数或数十“情妇”，创记录的，是原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竟有108个“情妇”。有“情妇”的官员级别的起点也很低。只要手中实际掌握的公共资源很多，且不受监督约束，职务低并不是障碍。这正说明，中国制度结构存在着系统性的错误，真正腐烂的是制度的腐败。
因此，如果人们仅把贪官情妇现象当作茶余饭后的笑谈，就忽略了这一现象重要的警示意义；如果执政党仅把这一现象看成是贪官的“生活作风问题”，就是对现有制度崩坏程度的严重低估。实际上，这种扭曲的两性关系正是扭曲的政治关系的反映。在这种关系中，男人更猥琐，而女人更“爱”猥琐的男人。消灭 “官场情妇现象”的釜底抽薪之举，是对官员滥用公权力的有效限制，这同时也就剥掉了官员身上那张夸张的画皮。当政治关系恢复正常时，两性关系才会回归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