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一位在深圳工作的亲戚来拜年并辞行，于是我就问起了深圳龙岗街道南联社区村委主任周伟思在当地拥有私家住宅、别墅、厂房、大厦超过80栋的事；他说这事公开后他还去现场看过，这周伟思家的房产的确有很多；他说当地人称这是少见多怪，说当地人哪个家里不是有多套房。正因为如此，所以当地人才感谢改革开放；是改革开放使他们名下拥有多套房产，从而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房霸。正因为有这么多的房霸，所以中国的房地产才永远是刚性需求；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按照户口一户一套住房的话，中国的房地产早就破产了；所以他说我们的各级政府实际感谢房霸，是房霸使中国的房地产永远红火。正因为如此，所以春节前很多地方出台政策来保护房霸；因而老百姓估计今后更难知道谁是房霸了。
2012年好像是房霸最多暴露的年份，随着‘房叔’、‘房婶’曝光后；紧接着就是‘房妹’、‘房姐’的曝光。正当大家感叹我们社会的住房不公时，这‘房爷’的曝光使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因为在这‘房爷’面前，什么‘房叔’、‘房婶’、‘房妹’、‘房姐’都弱爆了。更为重要的并不是这‘房爷’有几十套甚至几百套房子，而是他老人家根本说不清自己究竟有多少房子；‘你到底有多少房子’？‘我不清楚’；这才叫霸气，这才叫‘房霸’；正是这‘房霸’的底气与境界构筑起了中国房地产的永远红火。
中国房改最先伤害的是下岗人员，这些人由当初能在企业排队等房而变成了终身无望住房；因为没有哪个下岗人员能够买得起商品房，就连房改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它们不是还在变相修建住房吗？正因为如此，商品房当年实际只是针对港澳台老板和中国第一批个体户老板的住房；因为我们的全民单位还是我行我素的自己修造住房。正是这住房的永远供不应求，才使得城市拆迁日新月异。在这日新月异下，我们分配住房的单位照样买商品房；如铁道部不就是为其分局负责人而在北京买商品房吗？相反我们社会的下岗人员成为了城市的贫困群体，是我们社会永远统计的住房分母；因而年复一年地统计，我们社会永远是住房刚性需求较大。因为从开始实行商品房到现在，下岗人员这个群体能够买得起商品房的还真的是凤毛麟角；再加上他们又没有单位分配住房，所以他们成为了永远没有住房的人。就这样一方面是需要住房的人永远被统计成刚性需求，另一方面是我们社会的商品房总量每年翻番。于是就有人问，‘中国的住房究竟谁住了呢’？感谢2012年，它使我们知道了中国还有这么多的‘房霸’；这才是消化我们社会住房每年翻番的群体。
是啊！中国的房地产，已成中国经济肌体和社会肌体上的最大毒瘤。这些年来，卖了那么多地；盖了那么多房。却未曾‘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反倒是前无古人地创造出了一个‘住房难’的时代；培养出无数中国特色的房奴。当老百姓反映有些新商品房小区晚上亮灯的不到百分之三十时，我们的官员还是说中国的住宅供不应求；然而正是住宅供不应求，我们却将商品房的开发延伸到了风景区；结果这里的住房销售更加红火，而入住率则更低了；有的小区除度假有人来外，平常竟然只有物业的管理人员。中国的住房空置率到底有多高？这应该是一个哥德巴赫猜想，估计短时间内是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既然我们社会还是没有真正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那么这么多的房子都落到了谁的手里？开始老百姓都认为是炒房者和投机者，因为只有他们才会囤积了不少房子。然而当社会住房通过网络曝光后，我们才第一次知道‘房霸’等于公仆；原来房子最多的不是炒房者和投机者，官员才是中国大地房子最多的人；哪怕房子不是官员本人的名字，但这房子还是通过官员的手而获得的。
的确中国社会所有腐败现象在房子过程中都能体现，而且还发扬光大；所以中国的房地产是官商勾结的最大灰色地带。从征地到拆迁，从工程到销售；可以说每一个环节都是权房（钱）交换的结果。2012年的‘房叔’、‘房婶’、‘房妹’、‘房姐’等事件让我们知道，房子都与公仆有关；就连我们这村委会主任，难道不是我们社会最小的公仆吗？也就是说我们下岗人员肯定成不了‘房霸’，而只有公仆才有资格成为‘房霸’；这也应该是中国特色吧，他们才是我们社会拥有房子最多的群体。
我们不要总拿刚性需求说事了，估计下岗的8000多万人这辈子是没有房子的指望了；除非我们社会对下岗人员按照户口分配一套住房，不然到死他们永远是中国社会住房刚性需求的分母。因为我们社会的住房分子被官员垄断了，中国即使遍地开花是住房；最后这住房的名字还是官员，这就是我们住房改革的成果；一个专门培养房霸的途径。
我们社会为什么要保护房霸？因为他们才是中国房地产经济的主力军，这就是各地纷纷出台政策保护他们的原因；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社会的房地产经济早就破产了；这既是中国特色同时又是中国经济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