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的枪竟被老百姓抢去，而军人只能执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死不开枪”的命令，现在听来犹如天方夜谭。而因为某些因素，目前的史志和文献提到这样的事也只是轻描淡写了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是当事人也逐渐忘却了。但历史是不应被篡改被忽视的。
1967年5月，我所在的空军高射炮某部从援越战场上轮换回国后，在广西明阳糖厂换装休整了一个星期，便通过铁路行军到达了广州市，开始担负城市防空任务。
那时候，广州各派群众组织间的斗争已经很激烈了，大字报满街都是，小字报也满天飞。由于部队出国时文革还没有开始，看到这些情景只是当新鲜。再说了，我们部队被命令不介入运动。当时我连驻守在郊区石榴岗附近一个叫老鼠岗的小山上，天天都能听到附近海军卫校与后勤这两个允许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军队单位，喇叭对着喇叭用语录辩论，有时还相互间开枪。
城里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郊区农村还是平静的。农民啥时候也要种田种菜，季节是不等人的。连队与所在的土华大队军民关系搞得也比较好，经常互相走访。连队还派了几个战士去村小学帮着搞宣传。真正发生冲突是在1968年8月之后。
文革武斗场面
枪被农民抢了
当时，中央制止武斗的“七三”、“七二四”布告是用空军的安-2飞机直接向群众散发的，本想这下可以制止武斗了。谁知道布告更扩大了武斗的规模，因为群众知道广西、陕西都真枪实弹打得那样厉害了：“抢劫援越物资”、“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于是，各派组织也不甘“落后”，开始冲击部队，从“要枪”发展成了“抢枪”。
农村的群众组织“贫革联”在城乡结合部安上了路障，防备其他派别组织的“入侵”。开始是几个工厂到连队“借枪”。他们一闹，附近的几个村子也发话了，他们也要“借”。于是，有的连队发生了抢枪事件，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团里没有办法对付，不得不指示连队把枪埋起来。当兵的要埋枪？怎么个埋法？一时间连队干部也都没了主意，只好匆忙下令让各班各自想法先埋了。
记得刚刚过完了“八一建军节”，我们连开始埋枪。可是，班长们想不通，战士也有抵触情绪，各班只好草率应付，结果酿成了大错。
我们连营区所在的小山两面环水，视野很远。连里布置在营房处设一个岗哨，负责观察大路方向，在阵地处再设一个岗哨，负责监视后山坡。一旦发现情况就以长音吹哨子。
那天连队还在吃早饭，岗哨突然发现大路上涌来了黑压压的人群，立即吹哨子报警。战士们纷纷扔下饭碗，跑回宿舍穿上军衣，列队集合。这时，老百姓已经涌进了营区，这是来自附近土华、小州、新窖三个村的群众，村干部我们都认识。他们先是与连干部“商谈”，需要借枪，说其他派都有了枪支武装，他们没有枪要吃亏了。他们还说，你们是防空的，大炮我们不动，只是要枪，连干部当然是严词拒绝。在吵嚷声中，只听得领头的一声口哨，老百姓们冲进了营区，开始在宿舍里找，敲击木板房的墙壁。战士们除了拿着语录本喊口号，毫无办法。这时阵地上传来哨音，又一股群众从后山冲上了阵地。按预先分工，每个班除留一人看守宿舍外，大部分战士都立即上了阵地。此时山上山下全是老百姓，赤着脚，光着背，有一千余人。连里的七十来号人瞬间淹没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炮班的枪草草埋在炮位旁的山坡，混乱中已经无影无踪了；炮弹箱逐一都被打开，望着油亮金黄的大炮弹，老百姓不断发出“哇--哇--哇！”的惊叹；还有群众好奇地把炮衣掀开看看，总算信守“诺言”，不动大炮。
连指挥所也涌进去了十几人。他们看着无线电员在“么-两-三-四”地发暗语报告情况，一脸茫然。有人试图去动几个箱子，战士只好打开让他们看看。无线班的一个铜皮箱（韩战的战利品）锁着，喊班长来晚了一步，被个老农一斧头就把锁砍了下来，几个农民扑上去一阵乱翻。这下几个战士急了，把那个老农死死地按在地上。老农光着个背，滑溜溜地挣扎着哇哇大喊。最后，他们凭着人多势众，推开我们溜了。斧头被我们一个战士藏了起来，成了以后的“证据”。
两个班的5支枪藏在鸡窝下边，被看出了破绽，经一番争夺给抢走了。炮工班将两箱子弹用块席子一裹埋在芭蕉树下，也给拖了出来。一箱子弹两铁盒足有30公斤，那个小伙子一手提一箱，竟光着脚在乱石岗上飞奔而去。看到终于抢到了枪和子弹，老百姓们情绪大振，开始漫山遍野地到处用手挖、用铁棍扎。
我们战士一部分留在阵地上，一部分看守营房，其他的只好一边跟着老百姓到处跑，一边拿着语录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念“七三”、“七二四”布告。可是，这些都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许多战士早饭没吃上，中午也没有饭吃，高温下军衣上下全都湿透，有的战士中暑倒下，被抬回了宿舍。
一阵紧急哨音响起，仪器排要求紧急援助。原来，仪器排利用测高机的大铁箱将全排的枪埋在小便所里，也就埋了一米深。老百姓用铁探头凿到了铁板，想进行挖掘。战士们全都围了上来，与老百姓对峙着，冲进来的群众被推了出去。厕所的墙倒了，三个尿缸也破碎了。人声鼎沸，臭气熏天，为了保住这箱枪，战士们手挽手组成了三层人墙。面对着这手无寸铁的绿色“长城”，老百姓开始畏缩了，虽然他们手中拿着长矛、铁棍、锄头等。只见几个头头密商了一下，立即组织农民也围了个圈，有好几层。几个群众抓住一个战士，连拖带扛丢出他们的包围圈。出去的战士根本无法再进来。混乱中，有几个小青年拿砖头砸了连长的头，还砸伤了好几个战士。看到此情此景，连长愤怒了，喊文书去拿他的手枪要拼！后来因为这句话，连长还背了个违背“死不开枪”命令的错误，由于大部分战士证实“没听到”，才不了了之。几经反复折腾，被包围的战士人数越来越少，最后老百姓得逞了，撬开铁箱把枪全抢跑了。
中暑的、被砸伤头部的，战士们一下躺下了二十几人。团卫生队的救护车根本无法到达郊区连队，连里只好派人去隔河的海军医院求援。海军医院来了两台车，将伤员运走了。
已经快到晚上十点了。大家将就着吃了点“晚”饭。有几个战士没有吃饭，躺在床上。连干部看到他们脸色不对，急忙命令用床板抬着送海军医院。两个人抬不动，四个人不好走，费尽力气，总算将他们弄到了医院。这时，海军医院两个大房间里全躺着我连的战友。
重新藏枪
第二天，团里来了一台运煤的解放-30。李副参谋长随车来了，从此在我们连里住下，指挥我们一起“防冲击”。在车的副油箱里还藏了50支手枪，让连队隐藏。
李副参谋长马上召开连干部会，经查共丢失20支步枪，他还批评连里各行其事，没个章法，敷衍了事，酿成了这样个大事故。他下令必须与村里交涉，把枪要回来。
副参谋长与指导员一起找到了大队支书，终于取得了进展。当时因为打伤了好几个战士，大队干部们也担心后怕。到了晚上，三个村的支书都来了。他们听说二十几个战士住了院，他们真害怕了！指导员拿出了国家领导人接见我们出国部队代表的“六二○会议”长幅照片让他们看，还叫来了参加会议的代表炮排长，声明这是中央命令我们来驻守广州的。同时，炊事班弄了几个菜，李副参谋长陪他们喝了点酒，缓和了气氛。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三天内把枪送回。同时还决定，在此期间，他们要将枪藏好，不得让其他组织抢去；大队民兵来连队协助值勤；发生别派抢夺枪支，贫下中农坚决不让；部队不再追查打人者；连队的大米蔬菜由大队供给，保证连队吃上饭。其实，只要把枪送回来，我们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这天晚上临走时，连队还给每个队干部送了两个出国节余的公斤装肉罐头。我们焦急地等到第三天晚上，支书们带着民兵终于把枪给抬来了，但声明两箱子弹不给了。
为了防止再次被抢，连里决定马上埋枪。事不宜迟，哪敢过夜，立即行动。各排找出可靠党员骨干参加埋枪。营区四周派出岗哨监视，以防老百姓窥视。炮排把两门火炮悄悄拉出掩体，挖了一长条深槽，将枪用黄油涂抹后，用塑料布捆紧放入掩埋砸实，再将火炮复位。手枪也由炮排负责掩埋。仪器排还是利用大铁箱藏枪，并趁退潮推入河中心挖泥掩埋。由于河水含有海水的成分，两个月后取枪时发现，枪托烂了，枪身也有不同程度的腐蚀。有几支枪膛黄油没有填满，膛线受腐蚀严重报废了。指挥排想到了电影《地道战》的锅底地道口。但地方太小，回风灶坚固，破后难恢复，就选在风灶烟筒下。在仅容一人侧身的进煤口下，用电话班的折叠锹，一点点地挖了个两米深的竖洞，把枪放进去后用炉灰盖上，余土抛入河中。起枪前连炊事班都不知道下面有枪。
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各派都以武器的多少显示实力，抢枪的风潮越来越大。上级通报，说有的连队砲弹被抢去做炸药，让我们稍稍平静的心又悬了起来：几百发大砲弹怎么藏啊！在以后的日子里，天天有造反组织光临连队要枪。工人文明一点，申明他们被欺负，解放军不能不管，你们是砲兵，枪我们是借用，可以打借条。他们想方设法跟战士攀老乡、套近乎，希望暗指一下枪藏在那里。学生们就难对付了。来的大多是中学生，大吵大闹与你辩论，趁乱到宿舍偷拿腰带，有的还穿跑了解放鞋，抢军帽。这时，六八年参军的潮汕兵已经到了连队，广州话他们听得懂。有时新兵与他们发生冲突，打了起来，老兵还要负责看住新兵，以防发生意外。
麻袋厂工人抢枪
一天中午，附近麻袋厂的100多个造反派人员冲进了连队，没有先找连干部“理论”就直接下了手，在宿舍的地上砸了个遍，在山坡上用钢钎到处插探。大多数战士并不知道枪藏在哪里，就手拿语录本、喊著口号围着他们转。几个老工人不断打量著山坡上那座足有一人高、用水泥塑的“天安门”城楼。那是我们全连进行军事操练前在那里宣誓、唱歌的地方。营区还有一座“天安门”，是我们每天进行“早请示晚汇报”仪式的地方。他们怀疑枪可能就藏在这座“天安门”下面。几个工人试着用钢钎往里戳。战士们大喊：不准动，这是不忠于……！工人们就从旁边挖，挖几下再往里戳一戳。碰到了砖，他们断定枪就在里面了，有人一声呼喊，工人们全都围了上来了。当时有个女的据说是个工会干部，亲自指挥。战士们一边高喊著“誓死保卫‘天安门’”，一边扑在了城楼上面阻挡。这下工人更确认里面有枪了，与战士混战在一起，拚命地挖。经过几个来回的拖拉战，他们终于将“天安门”推倒了。可是，里面除了土石，什么也没有。工人们不死心，继续往下挖。一些战士干脆“假戏真做”，趴在了土石上。工人们刚刚失去的希望又被点燃了。在推拉中传来营区的“天安门”也被掀翻了，战士们愤怒地指责工人“你们这是不忠行为！”“是反革命派！”老工人自知理亏，不再凑前，坐下来抽烟歇息了。但一些年轻的工人不服输，反被激怒了，也开始变相地动手了。他们在那个女干部的煽动下，专抓战士的腰带和下身，有几个暗拿麻袋机上的钩针划撕了战士的军衣，把脊梁都划破了。战士也火了，两人抓一个就往山下扔，连干部担心违反政策，严厉制止，将战士撤到到一旁。工人们一气猛挖，一直挖到了大石头才住手。
天色晚了，他们一无所获，终于爬上汽车走了。可是刚走了几步，汽车的后车胎扁了。在战士们一片哄笑中，工人们只得下车步行。后来有个从汽车连转来的兵自称，是他把轮胎汽给放了。
麻袋厂工人没有抢到枪，却赶到了“枪口”上。不久广州各派实行大联合，另一派掌权的把这事捅到了军管会，那个领头的工会女干部成了“出头鸟”。军管会拿来三张女人照片让我们辨认，看到底哪个是煽动抢枪的女人。战士们都指认了同一个女人。原本只要有三个人指认就可定性了，这下可是板上钉钉了。后来听说要判五年，大家都觉得出了口气！当时麻袋厂也派人偷偷来找连队干部，诉说此女有个刚满周岁的孩子，进了监狱家人咋过？希望连队改口说不是她。但那次抢枪将全连都折腾苦了，还划伤了几个战士，连干部当然是严词拒绝。
麻袋厂属于劳力密集性企业，是部队所在区的大厂，许多干部家属随军都安置在这个厂。这些家属全都是被安排在第一线干活，三班倒，又脏又累。当然，这也不能说是有什么报复的成分。因为，这类企业本来就是这种性质的行业。再说，家属们从农村出来，没啥特殊技能，能安排也算不错了。
应是爱美年纪的少女，只想武斗和武斗。
在防冲击的日子里
李副参谋长在连队坐镇，出主意掌握政策，遇到的难题重重。在群众冲击时，他要身先士卒，嗓子喊哑了，还几度晕倒。老百姓知道他的官最大，是“耶个头、大肥佬”，都冲他“理论”，向他“开炮”。在现场，他常常是地上一坐，一百八十多斤的块头，那些个瘦小的造反派七八个也弄不动他。但也正因为这样，他宽大的脊梁上不知挨了多少拳头。他始终不卑不亢地笑脸应对。附近的老百姓都认识他，亲切地叫他“肥佬”。他总爱穿绿黄不匀，出国时用绿颜料染的黄衬衣，几天不洗汗气冲人。村里一伙女民兵爱逗他，说你怎么穿女人的花衣服？他一本正经回答，懂个啥！这是专门配发的新式迷彩服，只有我有资格穿，我爱漂亮啊！她们哄笑他，大肥佬！又黑又脏！他讥笑道：别看我人黑，可我的老婆漂亮，你们十个也顶不上。说实在的，副参谋长这位“解放”前就参军的东北汉子，经历了韩战、东南沿海防空、“援越抗美”，一直过著打游击的动荡日子，没有多少温馨的家庭生活。但他确实娶了个江南俏夫人，温柔贤惠。一双儿女更是英俊聪慧喜人。听说他后来转业到了司法部门，审查卷宗一丝不苟，令同事们敬佩。粗人干上了细活，真应了他的那句口头禅：我这个人是粗中有细。
有一次，一只木船满满装了一船手榴弹停在了营房后的桥边，有木把的，有无把的，还有带槽沟花纹的。村里请求连队帮助卸船。副参谋长严令制止：“这是危险品，危及大桥和营区安全，必须远离100米外！”可能是“危及大桥”这句话起了作用，船被划到了下游。部队不帮忙，老百姓也有办法。几十个赤脚的村民挑来了装稻谷的箩筐，像拣山药蛋似的装在筐里挑走了。日后问及村干部，那船手榴弹呢？回答是都上交了。谁知道他们交到哪里了。
实行革命大联合之初，各派都想取得解放军支持，纷纷派出宣传队到军营来演出节目。那时候文学艺术遭到批判，电影只有“三大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文娱生活枯燥无味，节目也是大同小异。但对部队来说，看人也是新鲜事，所以对来者都欢迎。当然，他们的节目都带有一定的派性宣传，在鼓不鼓掌的问题上特费脑筋。不鼓掌不礼貌，鼓了派性节目的掌，就有了支持的意思。战士们自己判断也反映不一致，怎么办？副参谋长出一个点子，看他的手势办。他鼓掌，大家一起鼓掌；他不鼓掌，大家都不鼓。结果，每场演出都进行得很顺利。节目完了，他还让炊事班给做锅面疙瘩汤招待。当然，有时也出了些岔子。演出队看出了门道，就是这个大肥佬在指挥鼓掌，一起“围攻”簇拥著让他走开。战士不看了还不让。参谋长笑答：“我走了，你们演吧。再有不鼓掌的，你们必须向我认错，否则这面疙瘩汤就不做了。”演出重新开始，战士们也有了些判断力，只要带派性内容的就少鼓或不鼓掌，七零八落的掌声弄得演出挺尴尬。这也难怪，抢枪害苦了我们。这派那派都标榜自己是革命的，打人的被打的都用上了语录，让人烦透了！这叫个什么年月啊！
一次演出，最后一个压轴节目开始了，十几个演员绿衣腰带昂首挺胸、威风凛凛，臂带“红卫兵”袖章，假装是在一辆马车上。赶车的是一个化了妆的白胡子老头，手持长鞭。大家齐唱道：一辆马车在大路上飞奔……赶车的老大爷--哎，车一停顿，扬鞭啪的一响，人故意往后一仰表示前进了，不看下面还真有点像是车在行进呢。这个节目演得很多，大家看出了门道，原来是弄块木板下面有轮子，一拉还挺逼真的。本来，收场戏该来个热烈鼓掌。正演着，突然举起了一面红旗，上面是“主义兵”三个大黄字，像是变魔术一般，袖标一眨眼也成了“主义兵”，唱词成了“车上坐的是主义兵”，还反复高喊著：“地总！红总！主义兵就是好！”这“主义兵”抢枪凶、打人狠、外带摸东西，战士们都特别反感，因此一个鼓掌的也没有。演出队的造反“本性”一下子上来了，竟说战士全是“老保”，拿起架子就想来武的。战士们哄笑着就要退场，不看了还不行？副参谋长摆手不让走，说：“咱可有言在先，不演带派性的节目，大联合了你们还演这个，这不是破坏最高指示吗？来，你这小队长做个检讨，不追究了，面疙瘩都快凉了。”队员反映也够快的，站齐了行了个歪七扭八的礼，高喊“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退场了，拥著副参谋长，还“肥佬”、“肥佬”地叫着一起去吃夜餐了。
局势缓和些了，但枪还是埋在地下不敢取出来。站岗改成坐岗，每天一对男女民兵荷枪实弹在连队门口的变压器房前站岗，守着这座唯一进出的桥头。副参谋长爱逗他们，一次拍了拍女民兵屁股上挂的两个手榴弹。她们哗啦一个转身拉了枪机：“干什么！”“我看看是不是真的。好样的！警惕性还蛮高的，口头表扬一次吧。”“八项注意第七条，不许调戏妇女！”“嘿！我这是检查检查武器嘛，至于你是妇女是少女？没有调查！”副参谋长半真半假地逗她们：“警惕性蛮高，还有个当兵的样！”听说当兵，这女青年兴奋了：“怎么，你们部队接女兵吗？我做梦都想当兵呢！”副参谋长一本正经地说：“还不如当民兵啊，民兵拿枪，当兵的不拿枪了，当这个干什么嘛！卫生兵倒是不用拿枪”“真的！你们要接女卫生兵，我行吧！”“那要研究决定，等著吧！”可乐坏了这个女青年。
在当时，这当兵成了多少人的追求，“保卫祖国”是口号，“不用下乡”才是真的，就是高官的公子千金都纷纷投向了军营“避难”来了。女青年当真了，回去一宣传，第二天又来了好几个，天天来缠副参谋长要当兵。在“等著”、“看表现”的推诿戏说之中，副参谋长完成“防冲击”任务回团部了。这些女民兵不死心，还来找。这时，战士们已经持枪站岗，不让进了。大家都觉得好笑，招女兵，农村的根本就轮不上号，城里也得是有级别的领导干部子女，不然就得找关系走后门。“这么热爱解放军，当个军属嘛还是可以的。”战士们私下里打趣说。
尾声
武斗结束了，收枪行动开始了！城乡结合部的路口都设了卡，出城的车一律检查，防止枪支向外转移。工作队进驻了大专院校，动员师生交出枪支弹药。在劝说无果的情况下，也是挖地三尺。当时还组织部队参观中山路地下“渣滓洞”私立牢房，被毁的沙河饭店，中山大学武斗据点……
事隔40年，在人生的记忆中难忘啊！当兵时的埋枪经历想起来荒唐可笑，百十号国防绿瞬间淹没在满山遍野赤膊光脚的老百姓中，也真是体会到了“人民群众是汪洋大海”的含义。当年的当事人，现在都已是六七十的岁数了，真想相聚畅谈话当年，有意思啊！
看看电子地图，老鼠岗的名字还在，周围环境是今非昔比了，高速路纵横，立交桥好像就在附近，四周新添了不少院校和公司；那一望无边的荔枝龙眼林还有吗？那座闸桥两用的桥还有吗？
有机会非得再去看看那铭刻心间的——老鼠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