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自秦以来的二千余年君主帝制，创建了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从此，中国如同所有曾从专制走向了共和的欧洲先进国家一样，却又捎带着自身历史所赋予的悠久文化特征和漫长专制特色，终于从“家天下”，开始走向了“公天下”；从维护君权的民本主义，开始走向了维护民权的民主主义；从晚清的专制改良型经济，迅速转型为民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从思想和文化的相对自由或不够自由，立即迎来了思想和文化的真正自由和全面自由――从而胜利地开启了中国人民“走向共和”的艰难进程……。
这一切，皆鲜明地体现了：经历了8百年封建专制和2200百年君主专制的中国，其专制国统终于变成了现代化的共和国统，其专制政体也终于变成了现代化的共和政体。因此，如何保护这个崭新的国统不被推翻，如何保护这个进步的国体不被毁弃，就成了迄今为止，所有“厌恶专制、宝爱共和”（陈独秀语）的海内外中国人，所必然要担负起来的历史使命。
诚然，这个使命无疑是十分地艰难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前专制国家，在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进程之中，共和国统均遭遇过颠覆，共和法统均遭遇过毁弃，有的更在国际政治势力、国内分裂势力、特别是国际国内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的交相进攻之下，不仅被迅速地颠覆过、毁弃过，甚至是不止一次地或长期地被颠覆了、毁弃了。英国如此，法国如此，德意志和俄罗斯更是如此……。但是，不论其社会制度的转型是如何的艰难，甚至是如何的痛苦，其结果，却都是最后地迎来了对共和国统的确认，和对共和法统的确立。也就是说，在历经了共和革命与专制复辟的艰难较量、反复较量甚至是长期较量之后，共和革命终于获得了她奋斗的最后成功。1
如果说只存在过数百年、甚至是百数年君主专制的英法等西欧国家，其共和的最终胜利，尚需要数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较量”；如果说数百年君主制与封建农奴制并存的俄国，其在共产革命名义下复辟专制的迅疾和漫长，尚史无前例；那么，背负着8百年封建专制和2200年君主专制历史的中国，要想安然地实现向共和制度的转型，甚至期望一声枪向就能够转眼赢得共和，怕只能是“一相情愿”或“一番空想”。而她所必然要遭遇的公然颠覆和变相反扑，也就是必然要遭遇的残酷较量和长期较量，实已为“命中所注定”。
迄今为止，中华民国为实现向共和制度的转型，进行了数次较量。
一是坚决反对“公然颠覆共和，复辟君主帝国”。直言之，就是坚决反对袁世凯“颠覆民国、复辟帝制”。中华民国的护国运动，不仅因之而起，而且迅疾成功。从而在辛亥之后38年间，除掉张勋紧随已死的袁氏，曾演出过一场复辟满清的短命闹剧之外，其后所有企图复辟专制者，除掉“马列子孙”和“形形色色分离势力”以外，无人再敢“公然推翻或暗中屏弃”中华民国的共和国统。
二是坚决反对“毁弃共和法统，归复专制独裁”。由于反袁护国胜利之后，凡我中华民国国民，不仅深知“共和国统不继，则共和法统不存”；而且深知，一旦“共和法统不继”，则同样“共和国统不存”。所以，只因反对张勋复辟而被誉为“共和之大英雄”的段祺瑞，转眼之间就要顶着中华民国的国统，以废弃共和之法，孙中山与中华民国的国民们，为坚决反对“假共和之名，以行专制之实”（孙中山语），乃数度发起“护法运动”，其前后11间，虽然波涛起伏，甘苦尝尽，却终因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北伐打倒了军阀，从而不仅捍卫了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而且重建了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结束了辛亥之后的必然历史阵痛，实现了中华民国的初步和平与统一。
三是坚持反对外族敌国妄图颠覆我共和的新中国。此谓中华民国护国的继续。历史的事实是，自欧洲爆发共和革命以来，没有一家共和国不曾遭遇过外族敌国的干涉或颠覆，甚至是公然的武装侵略。拥有共和政体的英国就曾联合奥地利、俄国等君主专制国家，组成七次“反法联盟”，以图颠覆法兰西共和国。中国辛亥共和革命爆发的第二天，列强的军舰就将炮口对准了刚刚被革命军占领的武昌；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建立伊始，列强又在渤海湾和胶济铁路蛮横阻止我革命军北上；辛亥之后，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茨的名言则是：“就是要使中国衰弱不振，并始终反对中国能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如果说上述事实立即证明了列强对中国共和革命与崭新共和中国的“姿态”，那么，在其后中华民国长期而又痛苦的对外护国中，其主要的“外族敌国”——共产俄国和日本帝国。
前者作为共和主义之死敌，盖因它在“革命的名义”之下，背叛俄国二月共和革命、篡立了“苏维埃党主帝国”，所以，它作为国际“新兴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主体，除掉打着发动世界共产革命的名号，妄图在全世界“公开反扑共和革命、阴谋推行颠覆分裂”之外，犹秉承中华民族的“世仇大敌”——老沙皇俄国对中国的罪行和野心，既在理论上指骂中国的辛亥共和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诬蔑中华民国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因而“必须发动中国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以推翻之”。更在实际上屡屡派人来到中国，名为“第三共产国际”建立“中国支部”；实为自身“扩张”之目的，培养了一批“中国的马列子孙”，制造了一支“红色内奸势力”。在长达28年的漫长岁月里，阴谋扶植和直接指挥了这支红色内奸势力对中华民国实行公开的和持续的叛乱及颠覆，甚至不惜公然地侵略中国、分裂中国，制造“两个中国”。
而后者日本，这个东方的“少年帝国”，如果说在晚清时代，它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就已经暴露无遗，那么，在共和革命初获胜利、特别是北伐已经成功之后，中国的日趋统一和日渐发展，就更加使它坐卧难安。它终因张狂和莽撞而吹向了侵华战争的号角，也就逼迫着中华民国不得不在急需要和平建设的历史时期，发动和坚持一场卫国战争以对外护国。这场伟大的对外护国战争，虽因举国团结奋斗而赢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只因它为奄奄一息的中国红色内奸势力制造了图存与扩张的巨大历史机遇，才又使赢得了胜利的中华民国，在长期和艰苦的卫国战争中，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被动摇了根基，从而才为战后中华民国对内护国战争的失败，埋下了至为重要的先机。这，也才是“大清非得自于大明，而是得自于闯贼”的现代翻版。3
四是持续反对残余专制势力和新兴复辟势力对中华民国法统和国统的颠覆。与英、法、德、俄诸国一样，此亦为中华民国护法和护国的继续。而所谓残余专制势力，在法国则如布朗日等，在德国犹如卡普；在中国，就是指晚清倒台之后的某些旧军人、旧政客、旧文化人，辛亥之前的“保清改良派”和辛亥之后的“复辟派残余”。特别是他们当中由旧军人而转变成为新军人者，与著名的拿破仑的一样，只因他们曾拥护过共和、参加过北伐，一方面因在心理上留有辛亥之后军阀混战谋权的历史影响；一方面则因北伐有功而野心勃发，企图割地称雄，甚至妄图谋取中华民国的最高权力。6特别是当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为避免重现辛亥之后的复辟混战，而要迅速实现“军队国家化”，因此对他们个人的权势和欲望有所抑制之时，他们便暗中联合形形色色的晚清残余势力，公开勾结共和阵营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如汪精卫等，纷纷以各种名义或由头，甚至打着“护党救国”的旗号，来反对甚至企图颠覆“已经结束军政、正在实行训政、并要向宪政过渡”的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但由于他们不再反对中华民国的共和国统，却要推倒北伐打倒军阀的共和成果，所以，从1929年春天始，中华民国中央政权逐次平息新旧军阀叛乱的战争，不仅是护法战争的继续，而且是护法运动的继续成功。
虽然，中华民国志在走向共和的艰难步伐，不曾因军阀残余的大规模叛乱而停滞不前，但是，如前所述，在国际“新兴复辟势力”指挥下的中国红色内奸势力，不仅早已发动了中国的“望岱叛乱”，7更借着军阀残余的大规模叛变，和苏俄、日本先后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良机”，8在苏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挥之下，将中国“望岱叛乱”的火焰愈烧愈烈，直至认贼作父，甘承俄命，在中国建立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图直接分裂、进而颠覆中华民国。因此，中华民国也就不得为了维护“民族的存亡、共和的成果与人民的安宁”，决心征剿这股打着共产革命的旗号、旨在叛国叛族的红色内奸势力。其本质，便是中华民国护国的继续。
由是，已经获得了初步统一与和平的中华民国，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在获以迅速的进步，因而被称为“十年黄金时代”，但是，由“敌国外患”和“由敌国所制造的内患”而带来的艰难时世，却使得她不得不以持续地护国和护法，来捍卫中华民国共和的国统与法统。这既为1930年代前后中华民国外患内忧的处境所决定，甚至为中华民国日后护国护法的重大失败，埋下了痛苦的前因。
回首中华民国百年护国护法的“兴亡史”，如果说那一场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确已标志着中华民国对外护国的伟大成功，那么彼时，恰恰是坚决反抗日本侵华的“共同国内诉求”，和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复杂国际关系”，却迫使着中华民国对内的持续护国护法，即对残余红色内奸势力的征剿，不得不让位与旷日持久的对外护国战争——抗日战争。这就不仅为那一股“作乱之心未死”的国内红色内奸势力，带来了“千年不遇的历史机遇”，而且使得历尽艰难才赢得了卫国战争胜利的中华民国，在举国欢庆胜利之前，已然是一个有着“国统区”和“解放区”之分的“分裂国家”了！它们一个挂着孙中山的画像，飘扬着青天白日的国旗，播放着中华民国的国歌；另一个则挂着马列的画像，飘扬着前苏俄“镰刀斧头”的党旗，高唱着那一支“没有祖国、也不要祖国、甚至敢于出卖祖国”的“国际歌”……。
就在日本终于宣布投降的当夜，八年来一直坚持假抗战、不抗战的毛泽东，却向他“养在深山人未识”的数十万“农民造反军队”（而非“农民抗日军队”），连续发出了“七道志在夺取中原的命令”。内战，就是这样地被这股红色内奸势力发动起来了！此后，中华民国虽然为实践战时的诺言，在战后迅疾地推行了艰难的民主宪政建设，但她既未能象“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那样，击退形形色色复辟势力对“第三共和”的五次进攻，从而最终地确认、确立了共和的国统与法统；却如同俄罗斯共和国及其二月共和政府的凄惨失败一样，虽然为走向共和宪政作出了惨淡的努力，却在中华民国之继续护法、护国奋斗中，特别是第三次对内的护国战争中，最终地败给了那个“只要苏俄党主专政、不要中华民主宪政”的红色内奸势力。
历史的记录是，正是那个“只要党主专政、不要民主宪政”的红色内奸势力，承俄命对中华民国持续毁国毁法28年，终于在中国大陆所获得的成功，才给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造就了漫长的痛苦现状。
这个痛苦现状，亦一言以蔽之，则是晚清专制改良的重演和腐败社会局面的重现，其腐败之深广，犹为晚清所望洋兴叹。
1949年之后，前苏联的“共产主义卫星国”，建国伊始，就“大杀天下”，而非“大赦天下”；它所继承和依靠的，既是那一套被马列“近代化”了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链条”；它所照搬和借鉴的，又是这个“反动理论链条”在前苏联的血腥实践。所以，立即建立起一个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以对一切敢于反抗者和被怀疑是反抗者，进行残酷的和持续的镇压。特别是它从苏俄照搬过来的，具有强烈“苏化”特征的“中世纪欧洲教政合一式极权专制统治”，就更是在从未实行过“教政合一”之极端反动统治的中国大陆，“独尊马列，杀尽百家”，公然建立起一家邪恶的“洋教政权”，施行残暴的思想统治：思想罪不仅成了重要的反革命罪，思想犯更成为重要的反革命犯，其被迫害和处决之多，竟成为所有死刑犯之首。
然而，在1949年之后连续的疯狂思想镇压中，在黑如锅底的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还是存在着“一隙之明”。以一位女知识分子林昭为代表的第一批年轻反叛者，特别是林昭本人，她的反叛之彻底，固然是因为中华民国的自由思想与共和理念，尚深埋在她年轻的灵魂深处；因为她真正地看透了那个已经卷土重来、正在散发着浑身血腥气味的专制复辟统治；而她那视死如归的精神勇气，则不能不说是世界民主大潮、中华优秀文化对她的深刻感召。
中国人民终于从漫长的专制迫害和政治欺骗之中，彻底地觉醒过来了！
应该说，中国大陆人民的政治觉醒，是与中国大陆民间已经长达30年的民间历史反思运动相辅相成、休戚相关的。这个民间历史反思运动，起源于1380年代初，中国大陆知识界对 “反右”和“文革”的反思和否定；迸发于自1985年夏，中国大陆民间对于那一场“保存了我们伟大民族血脉的伟大卫国战争”，“究竟是谁打的，是谁领导打的”，所发出的怀疑和追问；10发展于伺后中国大陆民间，因“北伐和抗日真相”被大量发掘而产生的，对于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真实历史的痛苦追寻……。
人民自己的反思，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在革命名义下实行残酷专制复辟的政治本质”终于被彻底揭穿；中国的百年共和之路，亦终于在理论上和事实上被清理出了她的源头、历程和方向。本世纪初，由于史诗《走向共和》在国内的拍摄成功，遂使得孙中山先生的真正共和领袖形象、中华民国的辉煌创建历史、与中国共和之路之必然要遭遇艰难和反复的痛苦历程，终于变成了人民心中再也涂抹不去的壮丽史画。如果说两者都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大陆民间近二十年历史反思的瞩目成就，则政治的觉醒不仅推动了历史的觉醒，过来，历史的觉醒就更加地推动了政治的觉悟。于是，在将中华民国与欧洲各共和国家“走向共和与完成共和”的艰难历程，进行过逐一的对比之后终于发现，中华民国所遭遇的所有颠覆，她们都遭遇过；中华民国所经历过的一切苦难，她们早就经历过；她们虽历尽劫波却终于“走向了共和”的伟大历史，也就是中华民国与她们所共有的“护国护法”之伟大进程……。
由是，就象伟大的法兰西人民曾在百年之间一再地和勇敢地挺身护国护法，以重建自己的共和国家一样；承续和发动那一场已近百年的“中华民国护国护法运动”和“重建中华民国”，已经成为中国人光荣和艰难的“当前使命”。
虽然，孟子曾曰“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但是孟子又曰“孔子成春秋，则乱臣贼子惧”；更曰“若决江河，沛然谁能御之！”盖因护国护法乃是“继民国之大业，垂共和之正统”，所以，足令复辟专制者惧。倘使国人亦能如“江河之决”，沛然而皆能为护国护法之一搏，则何愁彼专制复辟不倒、共和民国之不能再生。法、俄诸共和国，不论他们遭遇的是正宗的王朝复辟，还是邪宗的共产复辟；也不论他们所遭遇的专制反扑有多么的成功，所遭受的专制复辟又是怎样的残酷和长久；甚至是一而再、再二三地断送过人民用鲜血换来的共和国；只因为“第一共和”的光辉始终照亮在人民的心头，指引着“捍卫共和与重建共和”的道路；所有的共和国才因此而最终地得到了永生。中华民国自然不应例外。
中华民国在哪里？在几代中华儿女护国护法的万难历程之中；在百年以来，所有敢于为推倒专制复辟、捍卫真正共和、追求中国民主统一的海内外华人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