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6月，香港的悼念者们在街头合唱了歌剧《悲惨世界》中的唱段《你是否听见人们歌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以纪念“天安门事件”。2013年2月，音乐剧电影《悲惨世界》进入中国大陆院线公映，正逢这部电影刚刚获得第85届奥斯卡三项奖项，电影期待在中国获得情感和商业上的“共鸣”。
由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创作于1862年的《悲惨世界》讲述了一个有关压迫、解放和救赎的故事。在小说序言里雨果写道：“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根据小说改编的音乐剧《悲惨世界》也在全球范围内影响深远。自1980年在法国巴黎首次公演后，立时风靡。1985年英文版在伦敦首演，之后被翻译成21种语言，在43个国家上演，获得近百项大奖（包括托尼奖和格莱美奖），观众逾6千万。1995年，在庆祝该剧英文版上演十周年纪念演出中，17个不同国家版本的冉阿让扮演者依次在各自国家国旗的指引下上台，每人依次用本国语言又演绎了其中的唱段《你可曾听见人们歌唱》。然而，2013年的音乐剧电影《悲惨世界》在中国大陆显得有些水土不服。 这部电影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收获了约四亿美元的票房，香港一地就高达500万美元。 根据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的统计数据，截止3月19日，《悲惨世界》的票房是5700万人民币。同期上映的《西游降魔篇》——香港喜剧明星周星驰执导的喜剧片，在中国大陆的票房已经突破十亿人民币。《悲惨世界》的票房只有《西游降魔篇》的二十分之一。
中国曾是一个举国同看音乐剧的国度——从1967年《人民日报》第一次出现“样板”一词，到1975年“样板戏”被禁演，整整十年，中国人看到的是相同的几部由西洋歌舞剧与京剧相结合的“革命样板戏”（以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为代表）。样板戏的流行由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第1副组长”的江青通过行政命令在全国推行。2013年，音乐剧电影《悲惨世界》在中国并没有受到行政力量的干预，它遭遇的是更具有中国时代特色的“娱乐化”与“消费主义”。
古典音乐独立乐评人许渌洋说：“《悲惨世界》这个音乐剧，是和当前国内大的文化消费娱乐化的调性有点不太对得上。现在大家都喜欢看嘻嘻哈哈的东西。”
音乐剧这种艺术形式成为电影被普遍接受的第一重阻隔。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田艺苗说：“很多人没法接受演着演着就唱起来这种形式，音乐剧毕竟是个西方的东西，很爵士化，中国人对音乐剧一直是有隔阂的，大陆地区没有音乐剧的土壤。”
在谈及“音乐剧电影”时，由香港导演陈可辛执导的《如果·爱》(2005)对于中国观众来讲，是一个难得的并不陌生的名字，这部电影取得了3000万票房。新华网在一篇名为《<悲惨世界>渐入佳境，最佳口碑创不俗票房》的报道中写：“（《悲惨世界》）轻松超越《如果·爱》总票房，刷新了内地歌舞音乐剧电影的票房纪录”。然而这一次记录的刷新花费了八年的时间，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音乐剧电影的稀缺。“音乐剧在中国一直没发展，多年以来都有人试图引进，包括春晚，有时候会出现一段所谓的音乐剧，蔡琴也在全国巡回演出她的音乐剧，但是票房都不是非常好。”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郑国庆说。
2005年9月，台湾歌手蔡琴作为颇有号召力的制作人兼主演，大型歌舞剧《跑路救天使》原定在上海演出三场，因观众反应不理想，缩水为一场。无独有偶，2007年12月，投资6000万元的原创音乐剧《蝶》在上海大剧院首演，主创团队包括了音乐人三宝，剧作家关山，还聘请了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的导演、编辑、灯光等人员。然而最终票房收入只有2000多万元人民币，净亏损4000万元。
乐评人许渌洋说：“对于音乐剧的形式，如果它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城市爱情剧的那种音乐剧，也许在中国票房会高一点。雨果的名字，《悲惨世界》这个名著对于他们来讲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2002年6月，音乐剧《悲惨世界》曾登陆上海大剧院，这出久负盛名长达20年的音乐剧首次出现在中国。根据上海大剧院总经理钱世锦在《新民晚报》上的一篇文章回忆，当时“演出持续了3周共21场，场场爆满，最后一场演出时连过道上都坐满了观众”。当时的票房总收入约1200万元人民币，是当时上海演出市场的票房收入最高纪录。这揭开了中国引进百老汇经典音乐剧的序幕。以上海大剧院为例，陆续引进了《巴黎圣母院》、《猫》、《剧院魅影》和《狮子王》等。
然而最受欢迎的仍旧是题材更轻松，更娱乐化的音乐剧。2011年引进的中文版音乐剧《妈妈咪呀！》(Mamma Mia!)——一部家庭轻喜剧，便是其中翘楚。根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截至2013年2月，它的票房已经达到了1.3亿元人民币。许渌洋认为：“其实这又牵涉出受众的观影心理，《妈妈咪呀》的诞生是基于911之后，美国老百姓也需要一个比较开心比较正面的娱乐。这样的东西，在我们这里就会相对比较容易接受。”
假使《悲惨世界》在中国的另一个时代上映，会获得更多共鸣吗？“精英文化曾经摒除掉我们压抑的部分，19世界的现实主义作家，比如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其实在中国文化的比重是非常大的。《悲惨世界》要是放在那个时候演，票房会很好的。”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郑国庆说。
他言及的“那个时代”指的是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代，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为“文艺复兴”，同时也是音乐剧《悲惨世界》最为风靡和深入人心的时代。可以说，中国与《悲惨世界》失之交臂。
2011年，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刘瑜在接受香港《号外》杂志采访时分析：“中国的政治舆论，1980年代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避免文化大革命重演，1990年以后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避免天安门事件重演。所以政府有意无意地使这个社会去政治化。”此后娱乐化和消费主义成为“蒙蔽”文化生活的话语和方式。
我们这个时代是否还需要《悲惨世界》？正如雨果所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这个有关压迫、解放和救赎的故事便不是无益的。小说家任晓雯在题为《关于<悲惨世界>——爱、恩典与救赎》的文章中写道：“《悲惨世界》是大时代的史诗，更是冉阿让个人心灵的史诗……。相比改变制度，改变灵魂是一项更艰难、也更根本的工作。愿更多中国人喜爱《悲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