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必须死的及时，才能延长另一个人的生命，这只有在中国移植手术的操作下才能实现。以进步、金钱的名义-包括赚取西方人的钱，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将这个事实披露了出来。道德到底有多沉重？科研如何野心勃勃？金钱如何诱人？西方若不愿手染血腥，那么界限究竟在哪里？
【编者按：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2013年3月7日刊登了作者Martina Keller的文章“下单订购心脏”（Herz auf Bestellung）。以下为看中国编辑根据网上的全文中译版整理，为方便阅览，本文有删节，并加注了四个小标：1、王立军的科研成果 听了恐怖异常；2、以色列病患在上海的换“心”奇迹；3、病患接连到中国买心 震撼以心脏权威 ；4、器官来自死刑犯 还不是所有的真相。】
北京律师韩冰12月6日准备在微博上披露这消息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身陷险境。这则消息被转发了上万次。
“今天上午刚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死刑犯被处决的事。”一位死刑犯被迅速处决了，虽然数天前高院通知将复核深究此前对该名犯人的死刑裁定，显然执刑人等不了那么久，因为有人等着要用其器官，而且要在最好的状况下把它掏出来。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为何死刑在医院执行完毕。 “良心泯灭的法官和医生把医院转为执刑场，转为器官买卖场”, 韩冰如此写道。
据律师说，该死刑犯被迫签下了“自愿”捐献器官的一纸之约。犯人家属连最后一面都见不了，尽管在执刑前家属有权见上最后一面。“我们会向最高院讨说法”，律师宣布了家属的意愿。
韩发布后，该消息在一天之内就被转发了1.8万次，5600人作了评论，然后就“被消失”了。
这位被处死的无名人的命运绝非单一事件。中国每年移植的肾、肝、心和肺脏达一万多个，自己也是一名器官移植医生的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去年在科学杂志《The Lancet》里报导说。报导中披露了60%的移植器官来自被处决的死刑犯，坦白得令人瞠目。
王立军的科研成果 听了恐怖异常
一个人必须死的及时，才能延长另一个人的生命，这只有在中国移植手术的操作下才能实现。以进步、金钱的名义-包括赚取西方人的钱，这个报导将这个事实披露出来。
死刑犯被处决的数字在中国乃属国家机密，据估计每年高达4000名。死刑犯不是以枪毙脑袋就是以注射处决。
中国积极研究如何以药物注射致人于死地，而不至于影响到死者器官品质。曾任辽宁锦州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去年因一系列政治丑闻而入狱，他曾主持一所心理和法医研究所多年。他因研究出多种处决方法的成果而荣获著名的“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奖金高达近20万欧元。他在获奖致辞中透露他发明了一种崭新的器官保鲜液，足以让一名被注射死亡的犯人器官无损保鲜，并在致辞中表示该成果来自数千人的实验。
全球各地对这个消息的发布感到恐怖异常。但不为人知的却是西方与中国体制的千丝万缕。道德到底有多沉重？科研如何野心勃勃？金钱如何诱人？西方若不愿手染血腥，那么界限究竟在哪里？
以色列病患在上海的换“心”奇迹
韩律师和当事人不知道12月份被处决的那名死刑犯的器官给了谁。但是却有西方病患公布了他们在中国做过的移植手术。史提克利玆（Mordechai Shtiglits）跟太太住在离以色列第二大城特拉维夫（Tel Aviv）不远的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这位63岁的男子，虽然体重120公斤，却依然精神奕奕，爱吃牛排，最喜欢与家人共渡休闲时光。当他太太在客厅给客人倒咖啡时，他从抽屉拿出一本相册，里头是那次去中国的照片，那次本来可能会是他生命的终旅。
欧洲病患等待数月才能等到的器官-在中国仅须几天
2005年，史提克利玆坐着轮椅被推向飞机登机，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他太太和长女陪他抵达了上海。在那里，他被送进中国最大的器官移植医院之一-中山医院，住进了医院侧翼的一间病房，该区的病房专门预留给外国人和富有的中国人。史提克利玆当时结识了来自加拿大、澳洲和香港来的病患，他们与他一样都来到这里接受一桩救命的手术。
史提克利玆的心脏已衰竭败坏，心脏功率仅剩10%。这样的心脏功率仅能让他维持生命不死。他出现过多次心脏停动，每次都从死亡边缘被救了回来。有些夜晚他必须连夜保持坐姿以便呼吸。
他在社巴医疗中心（Sheba Medical Center）住院长达一年半之久，长期等待心脏的来临。可惜以色列捐献器官的人数比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来得更为罕有。于是史提克利玆的儿子上网为父亲寻找心脏。所有的地址都说：“是的，您可以任何时间驾临，但是等待心脏的时间可能须要几个月”。时间，正是史提克利玆家庭认为他们最缺乏的东西。于是最后决定去中国。一般在中国等待心脏的期段不超过二、三个星期，对史提克利玆甚至来得更快。
他住进医院以后的一个礼拜，中国的手术大夫就通知他隔日就有一颗新心脏。史提克利玆得悉“捐献者”年仅22岁。他不加追问那人的遭遇，“我那时病得很重，濒临死亡边缘”，今天他这么解释，“他们仅仅暗示说那人死于车祸。”
这个说法太没有说服力了。虽然中国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高达六万人，但是中国医生不可能事先知道哪个家伙即将死于车祸，而且这个国家至今没有迅速分配输送器官的一套中央物流系统。
史提克利玆那颗衰老的心脏于2005年11月22日被移植取出。中山医院出具的出院证明是干瘪瘪的几行字：入院诊断、化验数值、给与服用的以及推荐服用的药剂。一般习惯上会载明关于捐献者或是捐献出来的器官信息则只字未提。
至2011年，中山医院总共移植了300颗心脏。《时代周报》询问医院主任医师与哪些机构合作来进行这些手术，并未得到答覆。“透明原则，并且允许国际人员调查”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显然与此地的操作大不相同。
病患接连到中国买心 震撼以心脏权威
亚寇卜•拉维（Jakob Lavee）是史提克利玆多年的医师。他作为该医院心脏移植中心部门的主席，多年来无法给予史提克利玆任何转机。却在那天看到病人精神奕奕，宣布将要飞往中国，而且两周后将要进行换心手术。“我面带微笑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拉维回忆道，“可是他却认真得不可动摇。”
拉维已经听说有些病患为了换肾而飞往中国。但是“换心”手术抵达另一个地平线，一个肾或是肝移植，的确可以从活人身上取下一部份，“但是若一个人要换心，意味另一个人必须死亡。”
拉维的病人中，史提克利玆是第一个得以换心的，但不是最后一位为此而飞往中国的病人。这位移植手术医生听说过的类似案例起码有12起。其中一、二位不愈而亡，其他人如同史提克利玆治愈而归。
身为医生，拉维当然希望他的病患得到最好的治疗，但也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即便好像是自我处罚”，他令人信服地说：“我也不会去中国，之后意味的当然是我必须死亡。”拉维接着说：“我并没有控告这样做的病人。我了解当一个人面临生命威胁，会企图抓住任何一丝希望。”
史提克利玆从中国回来以后，拉维继续为他服务。这位心脏权威为史提克利玆的健康进展高兴，同时展开政治性反击，反对他的下一个病患得到一颗中国人的心脏。
一个以色列的制度特色让史提克利玆轻易地飞往中国：他做手术的时段，所有接受国外移植手术的病患都可以得到以色列一般提供的医药保险补偿。史提克利玆说，他的手术病历总共花了17万美金：包括一等舱航班、同行的夫人和女儿、上海宾馆住宿、六星期之长雇用的一位翻译和特别看护，还包括所有的医药费用和药剂费用。
17万美金在器官买卖行业里不算多，中国亦属器官买卖便宜的供应商。但是单凭史提克利玆自己也搞不定这笔费用。即便只须6.5万美金的换肾手术，对250位前往中国进行手术的以色列病人而言，私人根本负担不起。于是拉维决定必须赋予医药保险补偿以新的定义。
他在专业杂志刊登文章，马上得到以色列媒体青睐。他也上电视与史提克利玆进行辩论，还组织了一个由以色列器官移植协会举办的会议。他胜利了！2008年以色列通过移植手术法，说明若是在允许器官买卖国度进行的移植手术，该医药保险费用申报将得不到任何补偿。
自从这项法令生效，再没有任何以色列人为了移植手术而飞往中国。但是拉维的任务还没了。
器官来自死刑犯 还不是所有的真相
死刑，乃是移植手术的物流供应来源，这令人发指，但这还不是所有的真相。要不是加拿大律师David Matas和前加拿大检察官David Kilgour的努力，我们会把这一切臆想成是《人肉》这部恐怖小说作者意欲翻拍一出令人震惊的电影。
Matas和Kilgour的报导披露出中国也处决劳改营或劳教所的囚犯,并直指操练佛法打坐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并没有被判死刑，但因为他们的器官适用某一病患而必须被处决。
这是真的吗？这两名加拿大人不仅收集相关法轮功囚犯在囚禁中面临的一系列医疗检查，之后人消失匿迹，或是这些人的遗体被发现缺少了某些器官。他们也访问到中国做过肾脏或是肝脏移植手术的外国病患,甚至访问到当年从法轮功修炼者身上掏取器官的同谋。
他们还记录了冒充患者或亲属的调查员，向中国移植中心做出电话询问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其中还对2006年3月与中山医院的一通电话作了录音。打电话询问的人要知道是否移植手术可以用到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医生马上回答：“我们这儿都是用他们的器官。”法轮功信徒被视为最合适的器官施主，因为其他刑事囚犯大多身染乙型肝炎。
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显示，中国移植手术次数上升的时段，也正是法轮功修炼者面临大肆迫害之际。维也纳大学国际法教授、时任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Manfred Nowak，以联合国的名义，向中国政府发出强烈请愿：“urgent appeals”要求告知所有移植手术的器官到底来源何处。Nowak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对这项指控断然以“宣传”斥回，却从未驳倒这项事实。
2012年7月，来自全世界5千多位专业人士来到柏林参加第24届国际移植会议。在柏林ICC国际会议大厅门口，法轮功修炼者摆起了一个摊位，一名身材纤细、名叫刘薇（音）的女子向到会者发送传单。
40岁的刘薇（音）说，2001年9月，她因为忘记把法轮功的传单藏起来，被逮捕囚禁了16个月。当时她在北京的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工作。她说囚禁期间她遭到恶打，并被剥夺睡眠加以折磨。
她还说道，有一天，一组人员-约10个警察、10名医生一同来到监狱，对她们进行医疗检查，只有法轮功学员被点名去检查。他们对她做了抽血检查、用超音波扫瞄一遍体内器官。医生还询问她是否有任何家传疾病。这样的检查总共进行了五、六次，化验结果她从来未能得知。
无法承受劳改营内巨大压力，她开始佯装谴责法轮功。“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坏死了”，她说。“可是我那时还年轻，希望活下去。”
刘薇（音）2003年1月被释放后，GTZ又重新雇用她，一年以后她移居德国。她说：“我当时太幸运了。显然我被拘禁的时间，没有任何病人需要我的器官。”
当刘在外头发传单时，来自夏丽特医学院的国际移植会议主席Peter Neuhaus开始开幕致辞，他说看到160位远道来自中国的同侪莅临，感到特别荣幸。一名记者问他对中国死刑犯器官被掏空的感想，Neuhaus说：“这个现象的存在，无人争议。”但是中国卫生部副部长二、三年前就向他保证过，这个现象已经不再发生。
中国政府的确注意到很多事，也没忘记让北京律师韩冰发布的消息完全从互联网上销声匿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