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部名为《八千湘女上天山》的电影，当它在全国上映时，各地的观众会看到一部充满苦涩的革命浪漫主义欢乐的传说。电影戏剧化地讲述了在上世纪50年代期间，数千名年纪在13到19岁的少女，随着军队的足迹，来到中国遥远西部的穆斯林地区定居的故事。
但在现实生活中，那是一次炼狱之旅。英国《泰晤士报》刊登了该报驻远东记者谢瑞丹的一篇题为“毛泽东时代奴隶少女新娘的隐藏痛苦”的报道。报道说，一批老年妇女出面讲述，当年她们是如何被虚假的培训和教育承诺引诱去中国的新疆，结果发现自己被关在军营里，被强制与军人结婚。记者还发现，毛泽东曾批准派遣了900名原上海妓女到军队中接受“思想改造”，数千名战争中留下的寡妇也被征召到西部大荒原，与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新丈夫孕育后代。
在成千上万名移民西部的中国人中，很少有人的故事，像作家卢一萍所记述的这八千名来自湖南的女孩这么的悲凉。卢一萍花了5年时间，追踪采访当年湘女中幸存者，这些人当年大都是清纯的农村女孩，对“新中国”充满理想。“当时，在新疆有20万名士兵，只有少数已经结婚了。所以，从1949年到1954年，军方上层在隐瞒征召女兵的真实目的的情况下，从中国各地征召了4万妇女进疆，”他说。
“她们被告知说，到新疆后可以进俄文学校、可以当纺织女工、当拖拉机手，而绝口未提‘婚配’的事，而且在招兵条件里写着‘家庭条件不限’，对一些家庭成分高的女青年来说有较大的吸引力，她们普遍把这看作参加革命、融入新生活的一个途径。从1951年开始招收到的十多批湖南女兵，多数都是有文化的湖南妹子，”卢一萍在百度网上说。而在湘女们在长途跋涉，刚到达西部时，就得到了当头一棒：她们被立即上了一堂“军事”课，其内容与苏联式的理想，或者建设工程毫无关联，而是“革命婚姻”。然后，她们被送到遍布各地的军营。一组20名的湘女发现她们被送到一个有1,000多人的军营，几天内，就马上与20名资格最老的军官结婚了。
当年15岁的肖叶群拒绝与一名26岁的部队政委王富民结婚。“当时我发现他比我大9岁，我不愿意当他的妻子，哭哭啼啼，”她回忆说，“他就拿出了枪，将子弹推上了枪膛，好像要开枪打死自己的样子。后来我再也不敢说不愿意了。一年后，我们结婚了。”
几十年后，就在中国准备庆祝解放60周年之时，肖叶群和其他湘女的故事在媒体上发表了。包括一个倔强的长沙女兵拒绝了一个营长的求爱，后者被激怒，拔枪杀死了女兵。该军官后被军事法庭处以极刑。还有一个高中毕业非常漂亮的长沙女兵，因为被“包办”给一个死了老婆有3个孩子的比她大近20岁的老干部，在结婚当天就疯了。
当年的湘女戴庆媛回忆说，“军区的司令官王震来迎接我们，他对我们说，‘同志们，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把你们招聘来，是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是为各族人民办好事的，湖湘子弟满天山，这还不够，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将军的话还没有讲完，下面的秩序就乱了，因为大家原以为参军3年后就可以转业回湖南老家的，这时从将军的话里才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许多人就哭了。
戴庆嫒还回忆说，当时对我们这些女兵来说，觉得结婚像包办又不是包办，自愿又不是自愿，既幸福又不幸福。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婚姻生活没有多少爱，十分压抑。“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包括在有意或者无意当中，我们对情感的选择，都不是从个人的需要出发，而是从集体利益出发，那就是繁殖生育，让兵团的人口增加，壮大力量，固守疆土，扎根边疆。我认为那种婚姻是道德婚姻。过去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组织，我们的组织就是我们的当家人，不敢说不服从命令，所以那个时候都服从了。”
《八千湘女上天山》的作者卢一萍说，他所报告的湘女的命运其实是全体湘女命运的一个缩影，也是一部进疆湘女的集体回忆录，一份由她们口述的文献。它唯一的价值也许就是对抗对大众记忆的抹杀。面对每一位湘女，就是面对她们的一生，也是面对中国上个世纪多灾多难的历史。“越往后采访，我的内心越觉得难以承受。因为我每采访一个人，面对的都是她们的一生，她们的命运就那样一一呈现在我的面前。她们让我承受那无数个人生和无数种命运。”刚“解放”时的新疆，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农业落后，人均占有粮食不足两百公斤，除去口粮、种子，所剩无几。而驻疆部队年需粮食近400万公斤。从关内运输，仅兰州到哈密，运价即等于粮价的七倍，如再运到伊犁、阿尔泰、喀什、和田等地，价格还得翻番。从前苏联进口，每吨粮价为300卢布，所需费用要数亿人民币，这对“解放”初期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负担。当时的决策者依靠屯垦者扎根于此，使这里成为他们世世代代的家园。
而道理很简单，有男有女才能组建家庭，有了家庭才能生养儿女，有了儿女才能谓之扎根边疆，扎下了根才能最终达到屯垦戍边的战略目的。正是在这个战略目的之下，当时实行了这种带有很强的由组织出面、带有“分配”特色的婚姻形式。
(本文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