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7年时间里，检察官唐吉田曾是中共当局的“自己人”。现在他习惯这样介绍自己：“我是律师，一名被吊销执照的维权律师。”
2013年3月20日，唐吉田在深圳罗湖口岸被拦下。当时，几位内地法律人受邀到香港参加一系列关于宗教和法律文化的交流活动，唐吉田这名被吊销执照的维权律师，却因依然在限制出境名单上而无法参与。
而就在两天前，唐吉田刚刚结束长达十多天的有国保警察陪同的“旅游”。
面对这样的遭遇，唐吉田语气中不再有愤怒，而是平静和无奈。因为，这已经成为他近几年的生活方式。
唐吉田
有国保同居的旅游
3月1日，唐吉田到山东青岛参加一场关于反酷刑的司法硏讨会，两天的会期刚过，就于4日清晨接到一个电话：“我们在二二七房间，过来谈谈。”听着话筒里熟悉的声音，他明白，看管他的家乡国保警察已跟踪他到了青岛，甚至就住在同一家宾馆。全国“两会”即将召开，唐吉田这样的敏感人物又到了被“上岗”的日子。
这两名吉林省延吉市的警察是唐吉田的老熟人了，其中一名还是他的中学同学。“他们要我跟他们走，我不同意。”唐吉田告诉他们，他要到南京看望在那里上学的女儿。在唐吉田的坚持下，两名警察电话请示上级，同意去南京，条件是有他们陪同。敏感人物在敏感时期“被旅游”，这也是中国官方的惯例了。
这是一场奇怪的旅游，行程由唐吉田决定，但他必须时刻处于警察的视线之内，即使在晚上，也必须有一人与唐吉田同室而居。“他们说的很清楚：为了‘维稳’，北京要求这段时间内保证你在我们掌握中。”南京之后是上海，然后是苏州、徐州、厦门、东莞，警察除了要求不许会见当地的敏感人物外，基本不限制唐吉田的行动。当然，警察们每天通过电话向上级汇报行踪以及唐吉田的动向。
有的城市里，警察自己探访友人和同学，也带着唐吉田。而唐吉田很注意，每次都要向对方递上一张自己的旧名片，告诉他们，自己是律师，一名被吊销执照的维权律师。唐吉田说，他对此是有教训的，2012年9月，他在苏州被警察在火车上查获，“制服警察拉着我下火车时，我注意到乘客们的眼神，好像我是坏人”。
作为一名维权律师，唐吉田已经经历过多次这样的情况。2009年5月末，被警察带走，“强迫失踪”，6月初方得自由；2010年5月，又被警察上岗，之后因为门锁被破坏，不得不在外躲了一个多星期；2010年12月，世界人权日前夕被北京和吉林两地警察绑架回延吉。最恶劣的是2011年2月16日，从老家坐24小时硬座到达北京，他参加了关于陈光诚案件的聚餐硏讨，当晚17时30分许即被警方破门从住处绑架，辗转拘禁于京郊几个不同的地点，在经历了“黑头套”、罚坐和罚站、彻夜不许睡觉、“练军姿”、在不送暖的空调下反省、不给早餐、强力洗脑等待遇后，于3月5日遣送回延吉。重病一年多后，则是2012年9月和12月两次被警察“擒获”遣送原籍和被羁押。其他的，如被警察非法传唤、被从住处赶走、禁止房东租房给他……更是司空见惯。
3月18日，两名警察陪同唐吉田“旅游”到了深圳。此时，全国“两会”已经结束数天，警察们再次要求唐吉田和他们一起回吉林，遭到拒绝后多次电话请示，终于离开了。
检察官“吃吃喝喝”的空虚
在成为一名被政府严密监控的维权律师前，唐吉田本来是中共当局的“自己人”，他是一名检察官。
生于1968年9月1日的唐吉田籍贯吉林省敦化市，1992年在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后，被分配到延边第二师范学校当老师。1998年唐吉田调入吉林省延边州检察院，从事刑事公诉工作。
谈起约7年的检察官生涯，唐吉田说，他也曾经因为自己是专政机器的一部分而自豪和具有优越感。他办理了超百起刑事大要案，“因严把事实和证据关，使多名当事人的案件最终以不起诉或撤消案件的方式结案，有效地维护了他们的合法权益”。但是，愈来愈多是迷茫和困惑。他看到了法律光环下的不公和腐败：“不同人有不同对待，宣传的法律政策根本就做不到。比如免于起诉啊、判缓刑啊这样的机会，普通人很难享受到这待遇，多数让有关系的人、如官员们占了。”工作之余，他也参与官员们的“吃吃喝喝”，这更使他空虚：“折腾身体，还让自己感觉很空虚，有时酒喝多了，第二天上午班应付下来都困难，那样的生活能走到什么程度，很没底。”
独立思考的能力使他与领导和同事格格不入：“有些同事从党国的角度批评我脱离群众、清高，另外一些真正关心我的人批评我平民意识太强。”“检查评比啊、有时候表态啊，说的一些话不能够按照他们的意志去做。”于是，在岗位竞聘时，唐吉田未能聘上，成为检察院里的“闲人”。
2004年起，唐吉田有了更多的时间学习，年底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第二年就买断工龄，离开了检察院。
兴致冲冲跑到上海当律师，却发现律师行业并非如自己想像，其他同事都在急切地寻找案源，只有他在谈正义、谈公平、谈法律：“他们觉得我整天跟精神病似的。”又去深圳，情况类似：“很多人觉得我不务实。多捞钱，扯别的有什么用啊！”
上网、查阅法律书刊，唐吉田看到北京还有一些与自己理念一致的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律师。2007年7月，他转到北京执业，通过参加公益法律硏讨等活动，结识了一大批追求人权、宪政，推进民主、法治的法律人。2007年底，与近70名人士联名呼吁废除劳教制度；2008年8月，与各省市同行联名要求保障维权律师刘尧的合法权益；杨佳案件判决后，积极参加要求对其特赦的联署——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职业内，唐吉田还接受了多起法轮功案件的辩护，并取得不错的战绩：河北石家庄法轮功学员黄伟、郝秋艶夫妇得以从非法拘禁的学习班中回归正常生活；辽宁沈阳吴业凤等所谓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案，有四人没有实际服刑。
2013年3月28日，深圳，唐吉田刚刚结束由国保陪同的十多天的“旅游”生活
推动北京律协直选
“全国还没有一家由该地区全体律师民主选出的律协，也没有章程是经全体律师通过的。作为专门从事法律工作、推行民主和法治理念的律师，我们应当感到惭愧！”2008年6月开始，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唐吉田积极投身于推动北京律协直选的工作。
他和程海、张立辉两位律师历经三个月的调硏，通过电话、手机、电子邮件等方式联合35名北京律师，在“顺应历史潮流，实现律协直选——致全体北京律师、市司法局、市律协的呼吁”信上签名，于8月26日在凯迪等网站发布。该呼吁书认为“现市律协的产生缺乏合法性基础”，应该“从即将开始的新一届北京律协选举起，推行真正的民主选举。”
官方的反击很迅速。9月5日，北京市律协在首都律师网发表“严正声明”称，“北京律协直选”是非法的，“其本质是妄图摆脱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导和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全方位否定我国现行的律师管理制度、司法制度直至政治制度”。8日，唐吉田被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要求离所。
律师们没有退缩。22日，程海和张立辉律师将集体修改章程意见送到市律协和市司法局。24日，唐吉田起诉律协的声明民事诽谤侵权，要求律协在首都律师网刊登致歉信，并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
官方以“有国际背景”、“有政治目的”及逼迫离职相威胁。唐吉田等律师则以更广泛的呼吁和动员相回应。至当年11月，在直选呼吁书上的签名律师增至百名。第八届北京市律师代表大会于2009年3月27日至29日举行，尽管并未实现直选，但在维权律师推动直选的压力下，实现了律协章程的公开和选举办法的透明，并带动了律协会费的改革和组织结构内部权力分配的调整。
进步是微小的，代价是巨大的。参与推动直选的律师成为当局的眼中钉，打击接踵而至。
今年新年，唐吉田的女儿来广东探望父亲。父女抽空去观看展览
穿着开口皮鞋的“前律师”
2009年4月27日，杨明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案二审在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唐吉田和刘巍律师作为辩护人出庭。
在开庭前，唐吉田和刘巍就受到多名不明身分人员的盘查和恐吓。开庭时，又有一名身分不明的男青年在庭审现场走动，并对两位律师进行挑衅式拍摄。
“整个庭审过程中，审判长大约有十几次打断辩护人的发言及被告人的自我辩护和陈述，法庭辩护进行得非常的困难，不允许对证据质证、不允许对犯罪构成进行分析、不允许对被告人行为性质进行分析、不允许对法律适用进行分析……”唐吉田说，在如此混乱不遵守法律的法庭上，无法正常辩护。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为了使审判员明白法律是不容许如此的践踏，两名辩护人在交上书面的辩护意见后，退出法庭以示抗议。
2010年4月30日，以扰乱法庭秩序为由，北京市司法局吊销了唐吉田和刘巍的律师执业证书。“这是北京市司法局因参与推动律协直选对我个人的报复，也是对整个维权律师群体的打压。”
之后紧接着的就是频繁的被骚扰、被“上岗”、被绑架、被殴打。重压之下，唐吉田则以更高昂的激情投入更多的法律维权活动。2010年3月，与多名律师组织律师团介入广西北海白虎头村土地维权系列案。2010年6月，参与组织围观王宇律师被迫害案庭审。2010年8月，与李金星律师、滕彪博士等举行重庆打黑中酷刑问题硏讨会，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发出呼吁书。2010年9、10月，与李和平律师等举办反酷刑问题北海硏讨会。2010年底，与江天勇、李方平等律师就高智晟、范亚峰等遭受酷刑问题联署，要求国家充分保障人权。
2011年3月被绑架、监禁和酷刑后，唐吉田检查出患上重症肺结核。“他被吊销了律师执照，没有收入，为弱势群体穷尽精力，是律师中骨气最硬的，也是被酷刑最惨烈的。被释放时，体重不到50公斤。他穿着一双开口的鞋，当被问为什么不换一双时，他说这双可以再穿几天。他连房租都付不起。”他的朋友这么写道。
2012年1月，著名网友“肉唐僧”在新浪微博发起了针对唐吉田的募捐活动。两天之内，185名网友捐出100459.70元。
唐吉田小档案
出生于1968年，1992年获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法学学士学位，1998年起任吉林省延边州检察官，2005年起先后在上海、深圳、北京等地担任律师，开始参与维权活动，2008年参与推动北京律师协会直选，2010年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