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这个地主的儿子就是我的二舅舅。
二舅舅生于1935年元月，那几日，天气特别冷，北风呼号，大雪飘飘，且是早五更，那年是狗年。这是外祖父的第五个孩子，前三个都是女孩，终于第四个生了个男孩，家中大喜。这不，第五个又生了个男孩，按说也是大喜呀，然而外祖父却一点也不高兴。
刚吃完早饭，外祖父就准备出门了。外祖母躺在床上呻吟着说：“他爹，你不看看孩子啊？”“有啥看头？”说着就头也不回地离家外出了。
外祖母这辈子生了七个孩子，四女三男，前三个是女孩，接着三个男孩，收官之作又是一个女孩，我母亲是老大。外祖母的生育太有规律了，三年一个。生老么时，我母亲已经出嫁，第二年就有了我，所以小姨才比我大一岁，二舅舅比我大整整10岁。
周家是祖传的大户人家，良田几十亩，房屋几十间，子女多一些，也完全不愁吃喝开销，外祖父不喜欢老二，实在是没有理由的。“腊月，本来就天寒地冻，又赶上大雪，又是五更天，冷上加冷，早更头出门的狗，家家人家门户都没开，哪有一根肉骨头，只得自己吃狗屎了，一辈子的苦命。”外祖父后来对家人这样解释了他不喜欢老二的理由。
既然注定是苦命的孩子，那么当爹妈的就应给多一些关爱吧？外祖父却不是这样想的，这个脾气古怪死板的人一辈子都对老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喜欢”。
解放前，外祖父长年在外给资本家的二姐夫打工，一辈子没有种过地，没有经受过农田劳作之苦，但同时也没有收过租。因此在解放后没有被评为地主分子，相反被当作职工安排在另一个乡镇的供销社继续工作了两年，最后又因家庭的地主成分被解雇回家。
外祖父丢了工作回到家里来，没有一分钱的退休工资。他在这个家没有地位，家中的大事小事都是由外祖母作主，他的儿女们可怜他们的母亲一个女人家顶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挨批挨斗，受苦受难，于是全都同情母亲，都是母党了。
其实，比较外祖父的三个儿子中，老大太老实，老三太木讷，就数这个老二长得最俊秀，最聪明。我现在回忆二舅舅青年时的形象，身材适中，脸部轮廓分明，大眼睛，高鼻梁，无论外貌上还是气质上都是最优秀的了。
二舅舅上学晚，直至1950年才小学毕业，正是那年家里被评为地主了。二舅舅长啸一声：“完了！完了！一个粪袋子背背上，像一件湿布衫，永远脱不下来了。”
可不是吗，这个粪袋子从1949年到80年代中期，一背就背了三十多年，历经三代人，祸及十余家，殃及百余人。
第一代，外祖父与外祖母，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第二代，我的父母亲，我母亲的弟妹们，以及他们的配偶；第三代，我这一代，我的弟妹们，我的为数众多的表弟妹们。
当然，第三代所受的影响相对小一些，但也是很明显的。比如我，因为外祖母是地主，在考大学时就根本不敢报考清华的保密系保密专业，上大学后也迟迟不能入团。直至1964年的九评学习运动中，我写的思想汇报将地主阶级的外祖母家对我的坏影响彻底地清算了一遍，这才感动了组织，终于混进了团内。
第一代所受的就不能用“影响”这两个字来描述了，他们受到的是鞭笞与奴役。土改时，外祖母被五花大绑地押上台批斗，一个表现积极的乡村流浪汉打了她五个大嘴巴。1958年民主补课时，又一次遭到批斗和关押，又遭了一次打耳光，放出来后扫地出门。平常日子也要不时的参加四类分子会议，聆听训话和无端斥责，还要经常去扫大街。
但第一代的人毕竟老了，影响最大的是第二代。而第二代中，影响最大的又是二舅舅，影响最小的是大舅舅。
大舅舅生得早不如生得巧，土改那年，已经高中毕业，那时招生工作中的阶级路线还不明显，所以他考上了大学。大舅舅考大学的那年，因为家中已被评为地主，经济情况一落千丈，家中决定只供大儿子考大学，老二嘛，上了小学也就够了，让他下地干活吧。
大舅舅果然考取了上海交大，遵照家庭的要求，他考的是两年制大专，而没敢考四年制本科。他要赶紧出来工作，挣钱养家。
二舅舅原是一心以大哥为榜样，一心要上大学，但他无法改变家庭的决定，气愤而绝望地撕掉了毕业证书，扛起锄头下园子干活了。
二舅舅从小身子骨儿单薄，力气小，可人聪明，锄地、播种、施肥、收割，他样样活儿都行，搭个黄瓜棚子，丝瓜梯子什么的，也不用学，一看就会了。春天，他在屋后种了几窝南瓜秧，夏天，他捉上十几个蛤蟆青蛙埋在根旁，秋天，他又爬到屋脊，用绳网小心地把南瓜兜起来。每年都是南瓜大丰收，屋檐下排了长长的一溜儿，最大的竟有四十多斤重。春夏两季的夜里，他打着手电筒在河边插上几十根钓鱼杆，第二天清晨起杆，一准儿能收三五斤鳝鱼，家里吃不完，就上集市卖，换几个零用钱。冬天下了雪，他用一根带线儿的竹竿把一个网筛在雪地里撑起来，远远地稀拉拉地撒上一撮米，引着鸟儿一边啄食，一边就一蹦一跳地走进网筛的下方，然后把绳头儿一拉，用这样的法子罩上个俊鸟儿玩。
外祖母说：“这个老二啊，学啥会啥，做啥像啥，真是个七巧玲珑心。”
读者们看过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吗？那书里有一个主人公叫“运涛”，二舅舅就像“运涛”，心灵灵，手巧巧。
但是，二舅舅的心思仍然不在种地上，鱼儿鸟儿、瓜儿藤儿，都拴不住他的心，他转前转后还是要上学。可他知道家里没有钱，于是决心自己去挣钱。务农两年后，他开始行动了。县里招聘小学教师，他去考；供销社缺会计，他也去考——短短一个月报考了三四个单位，结果全都被录取了。
他选择了去小学当教师，工资虽不高，但能边教书边复习。两年内他积攒下了一笔钱，有了这笔钱，他要报考中学了。可是小学的毕业证书已经没有了，他向一位同族的学生借了一张毕业证书。那人的名字与二舅舅只差一个字。为了上学，二舅舅就从此改叫那人的名字了。家里人叫他考中专，中专三年，可以很快出来工作，可他偏要考初中，目的上高中、上大学。结果，他如愿考取了市二中。那年，他已经十八岁了，才上初中一年级，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大龄生。
初中三年，顺风顺水，年年是优等生，入了团，一直当班长。初中毕业时，他被学校作为特殊优秀的“三好生”保送进省立高中。到了高中仍然年年是优等生，仍然一直当班长。高中的班长不叫班长，叫“班主席”了，我一听这名儿就觉得他真了不起。
二舅舅的年龄虽然比我大十岁，但我上学特早，他上学特晚，小学毕业后又被耽误了好几年，所以，他只比我高三届，他初中毕业上高中，我小学毕业上初中了。我的文化水平已经足以看得懂他的日记和作文，也基本上听得懂他与同乡同学之间的大部分谈话。我记得他们谈论过苏联的保尔和中国的保尔，谈论过冬妮亚，谈论过托尔斯泰的安娜·卡特尼娜和渥伦斯基、聂赫留道夫——我在暑假看过他带回来的全部小说，还常常偷看他的日记和成绩报告单。
看了二舅舅的成绩报告单，他大概属于上游里的下游或是中游里的上游这样的位置。比起我的各科都在90分以上的成绩还是要差很多。我也能理解，作为一个大龄农村学生，这样的学习成绩已经不错了。在班主任评语的一栏中，一般都是赞誉的话，但最后都有一两句莫名其妙的话让我看不懂。比如有一学期的评语最后写道：“希望今后要克服人生几何的消极人生观”。什么叫“人生几何”？那时我就不懂。又有一学期写道：“希望今后要注意克服我行我素的生活态度”。什么叫“我行我素”？我也不懂。只知道这都不是什么好话，大概就是“资产阶级人生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之类的。
虽说如此，二舅舅在初高中时期的人生轨迹总算是向上的。
而就在这时，他人生中一个最重要的拐点出现了，从此他的生命轨迹就不可逆转的向下了。
就在他高中三年级的上学期，家中又出事了。
1958年的秋天，反右派运动刚结束，大跃进开始了。到处都是东风吹，红旗飘，右派分子土崩瓦解，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却正在此时又无端搞了一次“二次土改”。年已古稀的外祖母又被押上台斗争了好几次，更为糟糕的是被扫地出门，祖宅被全部没收了，外祖母和大姨只带出了一点点日用品和换洗衣服住在茅屋里。而家中所发生的这一切，在城里上学的二舅舅还蒙在鼓里。
一个星期天，我上城里去，大姨交给我一个纸条，让我交给二舅舅。我到了校门口，可是传达室的工友对我说，他们在上复习课，让我把条子留下来，由他去转交。我年纪小，没长心眼，就把纸条留下走了，没想到这张纸条子惹下了大祸。这名工友将字条打开看了，内容是说家里已被扫地出门了，叫二舅舅暂时不要回家。这位有觉悟的工友将纸条子交给了校团委，一位姓庞的团委副书记立即发动了一场对二舅舅的“大批判”。
在关系到阶级立场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班上的大多数同学都纷纷起来揭发批判了。这其中就出现了两个比较关键的人物。
一位就是同乡的同班同学龚，他在组织的召唤下，将二舅舅改名字的事情揭发了。这是爆炸性的新闻，立刻引起轰动，原来这个与他们同窗三载，长期窃取“班主席”要职的人居然是个化名。老师和同学们都同仇敌忾声讨二舅舅欺骗党、欺骗组织的罪行，那些经常阅读反特小说的同学更将改名字的行为说成是特务勾当，甚至怀疑二舅舅就是特务了。
二舅舅后来说龚同学是公报私仇。龚在高一时偷了食堂里的饭菜票被当场抓住。二舅舅是班主席，开班务会处理了这件事，虽然也不过是批评一下了事，可龚同学从此入不了团。
说起龚同学偷饭菜票这件事颇搞笑。龚在早晚打稀饭的时候，故意将饭盆子放在桌上有粥溅出来的地方，然后再往有饭菜票的地方移动，这样在将饭盆拿回的时候，饭盆底就很自然地沾上了几张饭菜票。他用这个办法屡屡得手，也不知究竟干了多少次。终于有一次被他身后的邻班同学检举，当场抓获。龚同学因为检举揭发受到表扬，但他仍然入不了团。
另一位就是那位贫下中农出身的大脸盘子的团支书，她一向暗恋着二舅舅。二舅舅虽也知道她的心思，与她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但他的心里其实爱着另一位女生，她比她漂亮，比她年轻，比她温柔，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女人味，且也是一个成分不太好的，虽然也是团员，却不是班干部。团支书觉察到二舅舅的感情倾向，心中很痛苦，也很矛盾。当批判一开始，她的内心是矛盾的，态度也有点暧昧，他毕竟是她爱的人，随着批判的深入，揭发的材料越来越多，尤其是当改名字一事被揭发之后，她终于摆脱了个人情感，去除了认识上的迷雾，于是她“觉悟”了，终于站了起来揭发批判她所爱的那个人身上的种种地主阶级的烙印。
团支书态度的转化使揭发批判升级了，但再升级能升到哪里去呢？与一两个女生保持一种暧昧的关系难道算什么错误，但在那个年头就可以上纲为“思想意识腐朽，道德品质败坏”，再加上阶级立场反动，于是二舅舅受到开除团籍，撤消班主席的职务，留校察看三种处分。
我始终没有确切的知道这一切的导火索是否是那张纸条子。但后来，大姨和我母亲都曾经就这件事一再责怪我：“你怎么这样不懂事？这样重要的纸条子没有交给你二舅舅本人呢？”“可是，大姨也没有告诉我写的是什么呀”！我虽嘴上辩护着，心中却感到无限的内疚。“算了，一个小孩子家懂什么？”倒是二舅舅从来没有埋怨过我。
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太深了。多少年了，我仍然认为这是我一辈子中做的最愚蠢、最错误的事情之一，我对不起我的二舅舅啊。
1959年，二舅舅高中毕业，可以预料，考大学是完全没有指望的。但是，二舅舅却不死心，第一年没有考取，第二年又考，第三年还考，终于在1961年春天考取了“北京铁道科技学院”春季班。他的父亲看到了他的成功，颇为欣慰。虽然，他还不大相信这是最后的结果。这父子俩虽然一辈子也没有温情的时候，但在内心的深处早就和解了。
二舅舅赴京数月后，外祖父饿死了。他从1959年起就一直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最终得了脬肿病死了。二舅舅从北京写信回来表示了哀悼和悲痛。二舅舅的信中说，他那个学校非常大，起码有20个高中那么大，是培养铁路工程师的摇篮；他说他有助学金，不需要家里多少负担。有一封信中，二舅舅对前途做了美好的展望：毕业后将分配在铁道部门工作，在铁道部门工作的人有一项特殊的优惠条件，一年有两张免费的火车票，所以他每年都可以把娘接出来玩一玩。二舅舅还说，党和政府没有对我这样的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弟另眼看待，培养我上了大学，我一定要努力学习，毕业后报效党和人民——这样的话在每一封信中都有。
二舅舅的信是我每封必看的，每次看了信，都很激动，脑子里幻想着一个有为青年，正在首都北京美丽的高等学府里刻苦攻读的情景。我为二舅舅感到高兴和骄傲，他的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
然而，仅仅半年多，命运却又一次无情地粉碎了他刚刚开始的梦想。同年秋天，国家以经济困难为由，解散了一批大专学校，二舅舅所在学校也被解散了。
消息传来，全家人都被这晴天霹雳惊呆了，外祖母喃喃地说：“死鬼早就说的，二侯一辈子的苦命。”外祖父在二舅舅出生时说的话仍像咒语般笼罩在全家人的心头。
二舅舅没有直接回家，对惨遭遣散的命运，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在悲痛欲绝的情绪下，他打起简单的行李去了西北。经过西安，他去看望了在那里工作的大哥。他的大哥大学毕业已经七八年了，独立支撑着这个地主阶级家庭的劫后余生，每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二都寄回家里来，三十已过，老婆也找不着，皮鞋没有第二双，衬衫没有第三件。
二舅舅更痛苦地认识到地主成份，这只湿漉漉的粪袋子的杀伤力，它是永远背在自己的身上，是再也甩不掉的了，终其一生，负荚而行。他有了“一死了之”的念头，他想要在死前去看看沙漠，再去看看大海。他继续西行，到了兰州、到了天水、到了乌鲁木齐，他在那里看到有很多内地来的汉人在拉沙子，于是他也去租了一部架子车，做起了拉沙子的苦力。
沙漠的飓风卷起沙子，带着自然的力量击打在肌肤上，产生一种淋漓的痛楚。稀稀落落的拉沙子的个体在茫茫大沙漠里就像一只只蝼蚁，二舅舅有了一种众生如蚁的感慨。既然，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是如蚂蚁一样，自己又如何能不一般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二舅舅由此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半年多后，他回来了。他既然决定不死了，也就没有再去青岛看大海。二舅舅回乡后，仍然没有老老实实地下地干活，仍然复习功课考大学，仍然要与命运作奋斗。
1962年夏季，他刚从西北回来，没有参加那一届的高考。我就是在这一年高中毕业考取了大学。
1963年，他和我的第一年没有考取大学的初中同学曹××、小学同学施××一起复习功课，参加高考。这一年，曹考取了，施和二舅舅都没有考取。
1964年，他和施一起复习，参加高考，施考取了，二舅舅仍然没有考取。1965年，二舅舅还准备再考，报名处的人说你还考什么考，都三十岁了，不允许了。他哀求，没用，这是上级的政策。二舅舅就这样绝望地终止了他的考大学的努力。
从1959年到1965年，长达6年，5次高考，甚至还有一次是真正地闯进了大学的殿堂，终于如南柯一梦。
请问，看到这篇文章的朋友们，你们的亲戚朋友中可曾有人创造过这样的纪录？用怎样的形容词形容我的二舅舅为了他的升学梦付出了的悲壮的努力，我想了八个字：精卫填海，杜鹃泣血。大学梦想做也做不下去了，熬尽了对生活的希望。
年过三十，还未成家，外祖母和所有的亲戚都劝他找个对象吧，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二舅舅无动于衷。他说：“结了婚，就要生孩子，家里这样穷，自己一张嘴都糊不饱，哪有本事养家活口。有了孩子，就得让他们上学读书，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可哪儿有经济能力供他们上学读书呢？”“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后来成了乡邻们的口头禅。
二舅舅在36岁那年，终于结婚。家里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又是地主成分，又是大龄，哪儿能找到周周正正的媳妇呢？但是一个三代贫农的老姑娘主动地找了他，这就是我的二舅妈了。二舅妈人长得丑一点，家中一样穷，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谈不上什么般配不般配的，大家都是没法，“爱情”两个字就免了。我这样写了，将来二舅妈和那几个表妹看到了，肯定会不高兴，但那是事实，我先道歉了。他们生了三个女儿。大女儿虽说书读得并不甚好，但人还算精明，智商在正常范围，勉强上了高中；二女儿则是弱智，长大后勉强能生活自理，读书识字就无从谈起了；只有第三个女儿眉清目秀，比较聪明。二舅舅就把上大学的梦想全部寄托在这个小女儿身上了。
毛的时代终于过去了。80年代，政府终于将外祖母“地主分子”的帽子取消了，还发还了三间生活用房，表示了对“二次土改”的否定，于是二舅舅有了点老树开花的运气。他当了民中的校长，有了在农村里看起来不算太低的工资，加上地里的收入，日子过得还可以了。学校里又有一个年轻的女教师和他相好了，那姑娘文明开放，爱二舅舅爱得有点昏天黑地，胆子也大，脸皮也厚，二舅舅又吃得住二舅妈，公然登堂入室，明铺暗盖。为此，二舅妈跑到我妈面前来告状。二舅妈是个直呆子，她告诉我妈说那小婊子年方22，刚从学校毕业，个头儿不算高，皮肤好得不得了，像粉团儿似的，一笑两个大酒窝，两只眼睛汪汪亮，忽闪忽闪的。二舅妈还感叹地说那小婊子真少嫩啊，要我是男人也熬不住。我又长得丑，又老了，你家老二和那个小婊子戏戏，我也没太往心上去，只是不能不要这个家，不能在子女们面前不要这个老脸。我妈安慰她，你是贤惠的，你是在老二最困难的时候嫁给了他，又生了三个孩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一点我们姐妹心里都清楚，你放心好了，我一定去劝住他。要是他和那姑娘好上个三天两头的，也就算了，要是真要和你离婚再和那个姑娘结婚，这在我们周家是办不到的事。二舅妈说：“还是大姐姐懂我的心，我就指望大姐姐了。”
过了几天，我妈就要我陪她下乡去劝说二舅舅，我们说了一大箩筐的规劝的话。二舅舅默默在一边抽着烟，长久地不说一句话，末了说：“大姐姐，你放心，我这就断。”我妈说：“断了最好，要是断不了，多给她一些钱，这钱我给你出。”二舅舅说：“那也用不着。”
说断其实没有断，只是更隐蔽了。他们的关系又继续维持了好多年。这期间，二舅妈也没少和他吵架，也没少了向我妈告状。我妈却口风有了变化，又是开导又是教训她说：“男人有时要遭桃花运，运来城墙也挡不住的，过了那阵子，又是好人似的，女人要沉住气，只要把子女带好了，拢在自己一边，对男人的花心不必太在意，他们自己就会回来的。再说，你自己也不好，女儿你生了，可是你动过心思教育了吗？你没工作，自留地你好好种了吗？地里的活还得老二做，你一天到晚只知道赌钱，饭一吃，碗一推就二五八饼，自己不挣一分钱，还得老二给你赌本，有你这样当老婆的吗？有你这样当娘的吗？”二舅妈给说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说不出话来，就怏怏地走了。
我对母亲说你这是公开拉偏架啊！母亲说我们姐弟，老二命最苦，我不护着他，谁还护着他。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吵吵，吵吵，那姑娘终于出了嫁；吵吵，吵吵，二舅舅人也就老了，事情也过去了。花心就像一盆燃尽的火，不知不觉就灭了。
人是很怪的，只要有机会，青年时期的梦，总要顽强地圆一圆的。那么顽强的大学梦，最终在小女儿身上圆了；在那姑娘身上圆的是青春梦，有了这两样，二舅舅的人生也总算得到了一点补偿。
1995年，二舅舅家的三姑娘考取了大学，2000年大学毕业，分配在银行部门工作。二舅舅那年才开始考虑要盖房了。改革开放后，四邻八舍都早已盖了新房了，可二舅舅一家还住在三间平房里。又三年，楼房终于盖起来了，我去看过，两层三底，很不错。盖房后一年，三姑娘结了婚，女婿是部队上的一个小军官。二舅舅在乡下和城里两次办酒席，城里的那次我去了，二舅舅和我说了几句话，大有点一生之事了矣之感。
又二年，二舅舅得肺癌逝世，年仅7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