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已过，听蝉声，想起了初唐著名书法家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蝉》)的诗句。蝉声是“音频信号”，“蝉鸣”应属“信息辐射”。晚一些的唐代诗人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鹳雀楼》)，则是“视频信号”，“望远”应属“信息蒐集”。然而，两组诗句，从字面看，不论是“音频”还是“视频”，诗中的“信息流”，都有置身高处的意思。巧合的是，这两句诗也都蕴涵着”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的意思(权将“视、听”视为一体)。然而，“站得高”是否就能“看得远”，似乎并不是一个确定的结论。
姑苏台假想图
晚唐诗人罗隐在其著名的《谗书》中有一则《吴宫遗事》，文中称，吴王夫差因担心越国的报仇复国之心，为使“参政事者”“听百姓之疾苦”，“察四方之兵革”，遂“筑台于姑苏之左”。夫差想得太简单，他以为，修一座巍然耸立的高台，“站得高”就可以“看得远”，站在高台之上，就能倾听百姓的民怨，就可监视边陲的刀兵。然而，“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往往是两码事。
这位妄自尊大、颟顸无能的“No.1”，一日让伍子胥视察“政绩工程”的施工情况，当时也只建了三四级，伍员奏道：“王之民饥矣，王之兵疲矣，王之国危矣。”这位一贯好听喜讯、恶闻忧声的领导者，马上表示“不悦”，遂让伯嚭取而代之。
而这伯嚭，就比伍员聪明多了，不仅拍马有术，而且整人有道。此时姑苏台已建到九层，他不仅对国家的内忧外患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毕九层而不奏”)，反而奉承吴王，“四国畏王，百姓歌王，彼员者欺王”。在为领导歌功颂德之余，顺便打打同事的“小报告”，这几乎是一切官场宵小的惯技。伍员对伯嚭的反驳是深刻的，伯嚭这种人，只为往上爬得快，他是不会真正“情为官所系”，更不会真正“利为民所谋”(“彼徒欲其身之亟高，固不暇为王之视也，亦不为百姓谋也”)，而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肆意玩弄着领导与事业。
历史就是这样残酷，忠心为国的志士，往往不得善终，奸巧谋私的佞臣，偏偏春风得意。于是，“王赐员死，而嚭用事”。夫差先生的行为如何结局呢？这高耸的姑苏台，不仅未能使他“站得高，看得远”，反而，在此之后的第二年，越国攻破吴国，他就跌下王位，落了个国破家亡。
应当指出的是，“站”的位置高不高，并不一定非得山巅或楼台，从古以来的一些人物虽然君临天下，俯视众生，位居九五之尊，并不见的比其他人看得更远，或者说，“高瞻”未必“远瞩”，“远见”未必“卓识”，何以如此呢？如同乘坐飞机俯瞰大地，从空中到地面，往往有云层相隔，常常有雾霾相阻，因此，居高临下，并不一定视通万里。自然界尚且如此，何况社会与人生。
正如罗隐先生在《谗书》的另一则《迷楼赋》中所指出，大内九重，深宫内苑，通常是“旁不通乎日月，外不见乎天地”，而且“君王欲左右有粉黛，君王欲左右有郑卫”。养尊处优，骄奢淫逸惯了，只顾“享受生活”，哪里还有心情深入基层，体察民情，何况君王与百姓之间、君王与四方之间，有着无数的“隔离层”——地方大员(“君王欲间乎百姓，曰百姓有相。君王欲问乎四方，曰四方有将。”)，这些“中间环节”，“相秉君恩，将侮君权”，表面上“奉天承运”，实际上阳奉阴违，加之手握重权，秉政一方，且不乏伯嚭这样的官场油子，假如他每天给你报告一些“四国畏王，百姓歌王，彼员者欺王”之类的假信息，或者如同今日的“上压下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骗上处处兑水水到渠成”，当彼之时，由于“中梗阻”的病变，即便“站得高”也未必“看得远”，甚至会闹出晋惠帝听说百姓饿死，反问“何不食肉糜”，听见青蛙鸣叫，却问“为官为私”的政治笑话。在这种情况下，北宋政治家王安石“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登飞来峰》)的说法，只能是一种理想主义。谓予不信，让他云雾天里坐一趟飞机试试。
在《谗书》中，这个故事只有区区140多字，但却阐述了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揭示了一个重大历史教训。
附《谗书·卷一》“吴宫遗事”原文：
越心未平，而夫差有忧色。一旦复筑台於姑苏之左，俾参政事者以听百姓之疾苦焉，以察四方之兵革焉。一之日，视之以伍员，未三四级，且奏曰：“王之民饥矣，王之兵疲矣，王之国危矣。”夫差不悦，俾嚭以代焉。毕九层而不奏，且倡曰：“四国畏王，百姓歌王，彼员者欺王。”员曰：“彼徒欲其身之亟高，固不暇为王之视也，亦不为百姓谋也。岂臣之欺乎？”王赐员死，而嚭用事。明年，越入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