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官方解释”为何没人信？
近日发生的两则新闻颇让人费思所夷。一则是永州市某人大代表占用校车道后，不仅打了提醒要其让道的市民家长，还斗狠道：“我是市人大代表，打了就打了！”此事经该市人大“高度重视”后，变成“只是手扫到了对方脸上，并无其他行为。”另一则是：恩施一加油站职工以“已下班”为由，拒绝给一辆载有重伤员的救护车加油，救护车为此耽误了一个小时，不久，重伤员伤势过重在途中死亡。中石油事后给出的解释是因“担心夜间入室抢劫”。
生活远比戏剧精彩，对于某些政府官员漏洞百出的解释，公众早已经没有耐心再一一培析。现如今某些地方政府在处理危机事件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认错和道歉，而是找借口糊弄舆论、想法子敷衍塞责。比如前不久，海南万宁校长强奸女小学生被曝光时，当地相关部门最初给出的解释是“校长开房与学生谈功课”。而更早以前，采用相同解释的新闻报道还有：法院院长与女同事开房是为了“谈工作”，水利厅官员上班赌博是为了“陪女同志度过更年期”。如今看来，海南的这位小学校长把开房是为了“谈工作、谈学习”的这条“解释之路”给活活堵死了。
在网络上稍加检索，我们还会有惊人的发现：2010年初，河南驻马店市政协原副主席崔喜成称，逢年过节收钱并非受贿，因为这是基层干部逢年过节送的“礼节性收入”。2011年8月，湖北荆州公安县一纪委主任在自己的办公室离奇死亡，身上共有11处刀伤，警方则称前10刀系“试探性自杀”。2011年9月，上海地铁发生追尾事故，造成271人受伤，中央电视台播报新闻时，说是“轻度追尾”。2011年12月，安徽合肥市在建的包河大道高架桥正在搭建的临时钢梁坍塌，多名工人在这次坍塌中受伤，合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称，这只是按照施工计划进行的一次“破坏性试验”……
就动车追尾事件，官方称是“轻度追尾”（看中国配图）
难怪在谈到何为中国特色时，有网友在微博上戏答日：保护性拆除、休假式治疗、戴套式强奸、轻度型追尾、幻想型自由、试探性自杀、合约式宰客、政策性调控、倒退性改革、疯狗式贪污、挽救性枪毙、正确性错误、保护性销毁、礼节性受贿、政策性提价、钓鱼式执法、确认性选举、临时性员工、普遍性无耻、临时性强奸、隐蔽性收入。它们都典型反映了中国官场的语言特色——为事故和问题化妆！
是啊，中国的文字多么博大精深。很多词好像稍微改动一下，“意境”就大为不一样了。比如：用“下岗”、“待业”来取代“失业”；用“待富者”取代“穷人”；用“失足女”代替“卖淫女”；用“负增长”代替“下滑”。别说“罚款”，要说就说“执法”；别说“涨价”，要说就说“调价”；别说“停滞”，要说就说“零增长”；别说“跑官要官”，要说就说“要求进步”；别说“渎职”，要说就说“管理不到位”；别说“权力是上级给的”，要说就说“人民赋予”。有的时方，甚至管打麻将叫“政治学习”，与情妇幽会是过“组织生活”。
由于问责机制缺位，几十年来，官员说谎不仅很难受到惩处，甚至不少官员还因为说谎的本事而高升，这更使得官员们有恃无恐。比如在文革中，本来是“闭关自守”、“关河空锁祖龙居”，我们却叫它“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外国的月亮岂比中国圆”；本来是民不聊生，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我们却赞它“形势大好，一年更比一年好”；一大批老干部、科学家被关进牛棚，下放劳动，却称他们是“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今天我们谁不知道这是颠倒黑白。然而实在让人悲哀的是，当时我们中许多人照样“风摆柳”似的跟着说了、喊了、写了、实打实招了……
中国近代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即使被真相伤害，也总比被谎言安慰来得好。反对谎言，是因为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教训。为了确保谎言的畅通无阻，公权总是启动更大的力量，在新的事实和证据面前，编造更多的谎言和欺骗来补圆前一个环节的漏洞。这样，摧毁证据，摧毁事实，摧毁真理，往往就成了惯性的选择。而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也许我们都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出事后总能发现官员说谎话假话，而鼓励他们说谎的文化思想体制却依然强大？
要让官员们诚信起来，就得要有一个面对撒谎的官员决不放过的责任体系。这个体系中最不可或缺的，绝不是纪律责任或行政责任——而只能是司法责任和选举责任。只有司法真正拥有独立权，不看上面的眼色就能“违法必究”；只有民众真正握有选举权，不看官家的眼色就能将妄语的官员隔绝于官场，官员才会少说谎，才不会习惯性的“闭着眼睛说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