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阵线理事费良勇
6月3日晚间，民主中国阵线德国分部、全德学联在纽伦堡共同主办了“六四24周年研讨会”；习李执政后的第一个“六四”，透过高层到民间表现，触摸中国现状及探讨未来走向。
6月3日晚间，数十位旅欧民主人士、留学生代表等在纽伦堡举行了“六四24周年--中国现状与未来研讨会”；民主阵线理事费良勇、民阵中国秘书长潘永忠、《欧华导报》主编钱跃君、全德学联主席彭晓明、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达赖喇嘛欧洲华人事务联络官洛桑尼玛以及中国独立作家野夫等与会。
近期中国官方媒体连续发声，“反宪政”话语成为官媒当前主题；六四前夕“天安门母亲”再发出一封公开信，表示对习近平感到失望，新执政者和过去几任领导人一样，对“六四问题”未有任何松动。与此对应的是，民间不断探求打破官方对“六四”的话语禁忌，公民行动风起云涌。中国的未来，“六四”这个中国灾难性的历史节点会不会成为凝聚民间情感共识？“八九一代”的精神力量能否再次复苏？继而成为带动这个国家走向变化的突破点？
钱跃君在谈及中国现状时表示，共产党执政60余年，通过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控制，建立了世界上最极端的专制制度；特别是“六四枪响”后，将中国本不深厚的道德根基破坏。20多年后的“六四”早已成为拷问人性的道德底线标尺。用这把标尺衡量年轻一代，彭晓明认为，在留德年轻人身上感受到他们对“六四”和其它中国公共事务的回避、漠不关心态度，他忧心“民主运动会象低等动物分裂细胞一样缓慢”。刚刚从香港返回德国的潘永忠则透过香港年轻一代对“六四”的纪念，感受到新生力量及整个香港民众的觉醒，他坚信这也会影响到大陆民众的觉醒；洛桑尼玛和席海明则一如既往的强调，民主制度是解决民族问题的路径，不仅是给少数民族出路，也是对汉族的救赎。
“新领导人离‘六四'罪责越来越远，他们有可能捅破窗户纸？”
就在纽约堡召开此次研讨会之时，中国内陆网站上一如既往全面封禁六四话题。旅德媒体人长平在交流中谈及“六四言论，突破禁区”，他表示在这个敏感日到来之时，诸多友人在邮件中表示，言论管控压力更甚于往年。1989年之后，“六四”被列为中国舆论禁令中的最高级别。在官媒与官方禁令达成合作之时，民间以不合作破解了这种禁令。如2007年四川维权人士陈云飞利用媒体分类广告管控漏洞在《成都晚报》发布了“向六四英雄母亲致敬”内容。
长平表示：“禁令是否有效，是禁与被禁双方合作的结果，禁令不因发布而成立，如果一方没接受，就无法完成；‘六四'属于一直没有被接受的禁令；廖亦武因为写作《天安门大屠杀》而被判入狱，但另一方面，民间通过各种途径说出来，比如亲历者在海外发表回忆录，国内各种如8乘8、5月35日等暗语、和点蜡烛的象征方式。这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全民性的伤痛，只要不接受，只要你敢于表达，空间就会越来越大。”
长平认为本届执政层上台之前，民间要求“平反六四”呼声加大，虽然看起来这些对于习近平的希望都已经成为笑话。随着上几代领导人的退休，新执政者离“六四事件”的罪责越来越远，他们为何不能捅破这层窗户纸？
如果真的有一天，“六四言论”禁区突破，是否如早前政论人士预言：“一旦开口说六四，中共就完蛋”？长平对此也并没有这样的乐观，他认为一旦开口说“六四”，中共当局会释放一部分、控制一部分，在这时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为中共的罪行辩护，包括《环球时报》这样的官媒会利用自己的逻辑引导舆论，中共对此有一定的自信和相当的优势，但长平强调：“只是提示有这样一种可能，我还是相信信息自由的重要性，尽最大的努力让人知道，哪怕未来面临这种局面。”
“巨大的在野党已存于人心之中”
1989年，因为支持“八九学运”，野夫脱下警服；后因帮助一位学运领袖被其当时的作家好友熊召政举报而入狱6年。他的命运也因此和“八九学运”有了紧密的联结。他表示24年前的“六四”，不仅改变了很多个人命运，中国的命运也被改变，也因此成为一个集体记忆。这些人包括当时的军人、中共内部人士、学生、警察等，如今这些人有的成为企业家、有的隐忍生存在体制内没有得到“清算”，更多的人活跃在民间的公民行动领域，与网络时代结合，呈“网络时代的江湖化”，每个人可以在瞬间，在小到县市、乡村的地方找到“战友”或“同道 ”，他们或将是改变国家命运的另一波力量。
野夫认为，这使得这个时代呈现活力，也足以使“六四事件”24年来的黑暗褪色：“不需要象帮会（如共党），以革命化、宣誓的方式来结盟建立，现代政党是价值观的彼此认同；有人忧虑‘共产党倒了也没有在野党'，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巨大的在野党早已存在人心之中。”
原标题：“六四封禁，你若不合作就无法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