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6月14日讯】读历史的最大乐趣在于，你总能在现实中找到历史的影子。
美国因枪击案频发，掀起民间是否应该持枪的大讨论，奥巴马虽然对自有持枪深恶痛绝，却又在平衡各方关系中焦头烂额。
读史的最大乐趣，就在于总能在现实中找到历史的影子。美国这一幕，在中国汉代已经上演过一次。民间持械、恶性凶杀频发、官方讨论是否要禁止民间持械——这个事件的主人公就是公孙弘以及汉武帝。
在汉武帝召开的廷议中，吾丘寿王的意见，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穿越遥远的时空，不谋而合：“挟弓弩是天赋人权，杀人的是人而不是弓弩，好人为了自保必须拥有弓弩。”
民间持械“杀长吏”
从过去有信史的2000多年来看，相较于欧洲大都依靠贵族领头才能闹事的情况，中国人的反抗精神显然更强——历朝历代农民起义层出不穷，只不过好莱坞的编剧对中国历史不瞭解，否则华莱士在当今世界上的名声一定不如陈胜、吴广响亮，“freedom”一词也没准早被汉语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所替代。
当然，反抗精神是要有武力做后盾的——不过这似乎难不倒当时的国人——从历史记载上看，中国秦汉时代，人民持械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例如韩信就是在街市上行走时佩剑，才被人挑衅。
另据史记记载，“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陈涉起蕲。至陈，自立为楚王，遣武臣、张耳、陈余略赵地。八月，武臣自立为赵王。郡县多杀长吏以应涉。”
要知道秦代的郡县行政区划是政治、经济、军事三合一的国家机关，武备并不差。更何况据现在的考证，中国自东周以来，射程、威力和准确度均远超电影《勇敢的心》中英格兰长弓的复合角弓，就已经是中国军队的“制式武器”，因此史记中记载的“杀长吏”的农民，手中用的应该不是种地的锄头。
这种民间普遍持械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代仍未好转，于是本文的主人公，公孙弘，也是世界上最早提出“禁枪”的人物出现了，他上书汉武帝，要求“禁弓弩”。
公孙弘
公孙弘是齐国人，年轻时当过薛县的监狱官员，因罪免官，一度沦落到在海边放猪的地步，四十多岁开始学习儒学，并以孝闻名——这在没有科举的汉代，是做官的最大资本。
因此，在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60岁的公孙弘历经坎坷之后，以贤良的身份当了“博士”（相当于现在的社科院院士）——不过这也使他养成了拍马屁的习惯——即从不与皇帝争论，即使已经与同僚商定某事，廷议时一旦觉察皇帝与此意见相左，也马上改变态度。
因此公孙弘在同僚中的名声很差，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他说，“为人意忌，外宽内深”，是个王熙凤式的人物，但汉武帝却认为他宽厚，提拔他做了宰相，封为平津侯。
按说，他这样既缺乏真才实学，又颇为墙头草式的人物，在汉代那个实行普遍兵役制，国家练兵费用负担很大的时代，不应该提出“禁弓弩”的主张——也许这正是人性的复杂所在——他真的这么做了。
他的理由也算光明正大：长吏频频被杀，政令难及四海，如果能禁弓弩这样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于民间，则能大大提高犯罪门槛，从而改变这一局面（禁民不得挟弓弩，则盗贼执短兵，短兵接则众者胜。以众吏捕寡贼，其执必得。盗贼有害无利，则莫犯法，刑错之道也。臣愚以为禁民毋得挟弓弩便）。
西汉青铜弩机
廷议
汉武帝见奏，并没立即表态，而是招来群臣进行廷议。廷议中，吾丘寿王的意见，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不谋而合——他认为挟弓弩是天赋人权，杀人的是人而不是弓弩，好人为了自保必须拥有弓弩（愚闻圣王合射以明教矣，未闻弓矢之为禁也。且所为禁者，为盗贼之以攻夺也。攻夺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于重诛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挟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窃以为无益于禁奸，而废先王之典，使学者不得习行其礼，大不便）。
考虑到吾丘寿王是公元前100多年说的这话，而美国建国不过几百年，因此我们很有理由怀疑美国的国父们是看了《史记》之后，才对美国宪法进行了修正——这是标准的“盗版”行为。不过中国自古以来讲究王道、圣化，不像美国那么小家子气，暂且就不追要版权费了。
当时，汉朝正和匈奴交战，复合角弓因其威力强大，是汉政府军的标准制式武器——李陵当年只是带了5000押运粮草的步兵，就因为装备了这种武器，匈奴的几万骑兵一时都奈何不得，最后还是因汉军矢尽，才得以获胜，却也付出了数倍于汉军的伤亡代价。
但复合角弓制作工艺复杂，材料又必须“取其时”，按节令采集，因此生产周期很长，价格昂贵。再加上与匈奴作战主要靠骑兵，马匹的喂养、士兵训练、弓弩等军备生产，都是天文数字，即使汉武帝实行了国家垄断的盐铁专卖，仍感开销过大，国力不支。
因此如果后备役能够熟练使用弓弩，对汉武帝而言是减轻了一大军费开支负担——故此，汉武帝支持了后者的意见。
后果
在这里如果八卦一下，我们还能为此找到更多的证据：《木兰辞》的问世年代本无定论，之所以被收录在“汉乐府”中，其实就是因为收录者和支持者都认为，《木兰辞》内容所体现的年代就是汉代。原因是汉代不但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而且在兵源短缺的时候，也征召成年女性入役，因此汉初的女性地位很高。
从《木兰辞》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国家对后备役的征召，其军备是后备役自带的，也能自由买卖——这也能间接说明当时民间持械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
但汉武帝的这个决定，也导致了比较严重的后果：
首先是地方豪强对于中央官吏的普遍轻视，这为汉代中后期各种动乱不断，埋下了祸根——王莽被杀，董卓、李傕、郭汜等人的作乱，以及黄巾起义，曹操起兵等各种动乱层出不穷，也有武备获得门槛很低的原因在内。
到了东汉末年，情况就更为恶化：像三国名将杜畿，这样出身显赫、随从甚多、随身携带兵器的世家子弟，大白天强盗都敢打劫，原因就在于强盗们手里有威力强大的复合角弓武器。因此杜畿认识到对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强盗，不但硬拚不行，打“110”也不顶事——估计没人敢来，因此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堂堂名将选择了以大义喻贼，可巧这伙强盗不像“天下无贼”中的范伟，不愿意干没技术含量的活，于是放了杜畿，不然《三国志·魏书》中就会少一章内容。
更可怕的是，在这种局面下，汉代直到灭亡也始终没能完成丈量土地、统计人丁的工作。及至汉代灭亡，两晋难振强汉雄风，不但没能完成汉代遗留的“土断量地”工作，而且部勒豪强更是大肆收养弩兵，导致乡间堡坞林立，村各为战、人各为战的情况始终难以消除，政令不行不说，税收工作开展也极为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汉代以后的政权都认识到，民间持械危害很大，各代都大力推行“禁枪”政策，但进展缓慢——一直持续到隋文帝和隋炀帝时期，中国才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初步完成清查人口土地的工作。
及至唐贞观初年，因唐太宗“禁械”的力度极大——别说弓弩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连带刀夜行都是十分严重的罪行——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才开始走向完善，社会治安明显好转，“长吏被杀”的情况也大大减少，但后遗症是“弱民”之后，“石壕吏”就显得尤为可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