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8月16日讯】有关中国能否成为超级大国的讨论，就好像女生嚷嚷着要减肥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次，而且每次畅想未来的时候心旷神怡，讨论过后生活一切照旧。上月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出版的最新着作《历史的惯性》中预测到2023年，中美综合国力将达到同一等级，世界将形成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国际格局。同样是上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公布了一项全球范围内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9国家中，23国家多数人都认为中国将在未来，或者已经取代美国成为超级大国，这一结果和2008年相比，有了大幅的提高。
互联网上对待类似消息一般是这样的：如潮的质疑，反对，嘲笑，不屑——有关教育、医疗、贫富差距、法治、腐败等等问题，任何人都能扳着指头数出整整一堆。在许多人看来，在没有解决国内堆积成山的问题之前，“超级大国”的名号毫无意义。
目前网上热议的一篇文章则代表了这种心态的一个极端，题为《中国若动荡将比苏联更惨》的文章籍由苏联解体以后，超级大国地位骤降的经历警告读者，中国如果出现混乱，立即就会步俄罗斯后尘，沦为二三流国家，并将这种混乱归咎为微博上的公知“天天造谣传谣制造社会负面新闻”。此文在网路上立即招致反弹，不少网友对文中引用有关俄罗斯的资料提出了质疑，微博名人也反驳国内的问题根深蒂固，要乱也只能归咎于体制本身的僵化。一时之间，争吵之声四起。不过，不论是在这场争论中的哪一方，都一样认同中国发展过程中暴露种种问题的严重性，对于这些问题放任下去的中国前景也均表担忧。
这看上去好像一个悖论——中国越发展，担忧的声音越大；一方面是炫目的发展资料，各种“第一”令人啧啧称奇；另一方面，致命伤越来越多，阿喀琉斯之踵不仅仅只在脚后跟，而是蔓延到全身。理论上讲，中国希望通过发展克服内在一系列问题，但许多问题被证明是体制的天然缺陷构成的，在之后的发展中反而被放大。
仔细审查近代历史就会发现许多强国在崛起时国内也是矛盾重重，有些和当下中国的问题还非常相似。英国国内的“圈地运动”和中国轰轰烈烈的城镇化拆迁都将农民强行驱除出自己的土地；美国国内的移民族裔冲突，尤其是有色人种的民权问题，和当下中国的户籍问题相比，本质上都是对本国一部分国民实行不公待遇；在工业革命早期，欧洲所有国家也面临着财富迅速聚集于少数阶层的过程，从而引发各种工潮，抗争，社会动荡。
很少有国家像今天的中国那样问题会这么严重的，更很少有国家国力越强，越担心这些问题的。大约5年前美国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Susan Shirk）在着作《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China:Fragile Superpower）中就精辟的描述了这一现象。在谢淑丽看来，中国越是迈向超级大国，领导层就越焦虑，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场危机会在何时来临。直到今日，这一趋势只是越来越明显。
某种程度上讲，这和中国的历史传统无不相关。中国长久以来的王朝更迭，只有“盛”和“衰”两个极端，统一和分裂，安定与混乱，要么大治，要么大乱。同样的，盛世的君主反而最担心皇权稳固，开朝时偶有的清新之风，在王朝迈入全盛期时消失的无影无踪，伴随的只有高压统治，窒塞言论，一旦国力衰退或是最高统治者放松警惕，裂痕就如野草一般的生长，直到分崩离析。
但是更多的，还是和中国当下的体制有关。被常常援引和中国对比的其他例子，无论是苏联，还是阿拉伯之春之前的埃及，利比亚等国家，都和中国面临一些相似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权力的过度集中和僵化保守使得哪怕是小幅度的改革都无法推行，社会矛盾缺乏解决途径而使得许多本来和体制无关的矛盾统统被归咎于体制的错，新兴的市场力量无法被旧有的体制所吸纳，人人都觉得自己在体制内利益得到了损害又对体制有敬而远之的畏惧感和无法改变的乏力感。这些问题在国家国力高速发展，经济欣欣向荣时被掩盖，整个体制也在外力作用较小，权力巩固时运行的四平八稳。但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可能永远高歌勐进，一个国家也不可能不经历一些大事件的考验。危机一旦来临，之前积攒的矛盾也就会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反扑上来。
中国能找到解决办法摆脱这一困境吗？很难，中国的历史和政治运行模式使得“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问题一直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改革虽然一直在进行，可是无疑也进入了困难重重的区域。不过也有希望，几天前的一项调查表明，有九成的民众表示中国未来十年会保持稳定，5月中国社科院公布的一项调查也印证在中国的主流民意是既希望稳定，又期望改革。既然如此，执政者就应该顺应民众的唿声，毕竟没有人希望中国乱，也没有人希望中国成为一个不知何时会爆炸的超级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