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徐州会战血战台儿庄后，打响了抗战史上规模最大的会战——武汉会战（武汉保卫战）。图为在黄泛区坚持抗战的国军。（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3年10月26日讯】1938年6月9日，花园口黄河决堤，但洪水流速非常缓慢，黄泛区人民流离失所有之，但几乎没有一人丧命，为什么？
因为几天以后洪水才淹没了小腿。当时还不是汛期，放水的时候决口的附近乡镇已经得到警讯，早已撤离，当然可能还有没有撤离的民众，但这和该地居民总数比较已经是极少数了。黄河流域，尤其是中下游一直有“春雨贵如油”的民谣，当时花园口决堤是在6月份，能够有多少蓄水量？黄河中下游一般在麦收以后进入雨季蓄水，到7月底、8月初进入主汛期，不时泛滥，花园口决堤是在6月上旬，还算是麦收时节的枯水期。诸位如果不信，尽可以这个时节去黄河郑州段考察一下，看看决堤以后是否就会造成89万人的殉难？
5月31日深夜，蒋介石委员长命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在中牟县赵口决堤。
6月2日，国民政府黄委会河南修防处主任陈慰儒带着程潜下拨的第一批救济款10000元交给郑州专员罗震，由其和郑县县长全百慈向百姓发放迁移费，而中牟县县长则落实居民沿着贾鲁河向西的具体迁徙工作。（承德文史》第3辑）然而，赵口的两次决堤都告失败，原因是此时春末，黄河水量实在太小，自然出槽困难，对堤坝形不成应有的压力。（二档，787.3489卷宗）但日军已经攻陷开封、进逼中牟，于是该地守将新8师师长蒋在珍决定在赵口向西26公里处的郑县花园口决堤，此时已经是6月7日。
日军战史将“花园口决堤”称作“京水镇决口”，一直以为是6月12日发生的。（《华北治安战》上册，p.74）其实决堤是在1938年6月9日，但3天以后，也就是12日，中牟县的日军14师团才发现黄河决口了，可见黄水的流量是何等的小，流速是何等的低。（《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一册，p.81）
事实上共死亡38万人（当然，这也是个惊人数字），是国民政府在黄泛区的统计数字，时间为1938-1947年，其中包括9年之间因水灾、旱灾、蝗灾和风灾直接、间接死亡和失踪人数。也有“89万人”一说，这其中不仅包括了黄泛区中日拉锯战中受害而死的中国平民，还有个统计项目的问题，可能是政府将1939年水灾和1942年蝗灾也算作是黄水罹难人口，但1943年旱灾他们认为和洪水无关，因此没有计入“38万人”之中。而89万人是连这次旱灾死亡人口也算进去了。不管数字如何，都是这9年来的所有各种天灾人祸的受难人数。在1938年6月花园口决堤前夕，国民政府在大堤沿线乡镇做了动员令，并由河南省政府统一转移到大后方安置，但是为何后来的9年之内还有38万人于黄泛区罹难呢？这是因为：
1、当时麦收时节，黄河沿岸很多农民不愿意离开，忽视了决堤的可怕；
2、中国人安土重迁，一旦觉得大水稳定，纷纷回乡，却因乏食再度逃难；
3、翌年即有大水灾，接着1942年蝗灾、1943年旱灾，这才是致命的灾祸；
4、黄泛区为国共日伪的拉锯战场，日寇到1941年才开始关注沦陷区水利保护；
5、同样原因，国民政府虽然不断赈灾，但战争状态没有修复河堤的可能；
6、中国当时将花园口决堤栽赃于日本，在宣传方面颇有些对灾情耸人听闻。
其实在花园口决堤前后，国民政府为灾区百姓做了大量细致的救灾工作：
1、在决堤之前的6月2日，郑州专员就督促直接受害区中牟县和郑县的县长发放每人5元的“逃荒费”，老百姓于是沿着贾鲁河两岸向西迁徙，一共走了3天才走完。（《河南文史资料》第4辑）
2、根据《新华日报》1938年6月10日报导，国府于刚决堤时候就发放50000元用于直接受害区的“急赈”。
3、一周以后，政府又发放200万元用于黄泛区持续性赈灾，但此时的调查报告并无受灾人员死亡的记录。（二档卷宗）
4、花园口决堤，国民政府是栽赃于侵华日军的，但是宋庆龄在当时就坚决否定了这种说法，她领导下的“保卫中国同盟”勇敢地为日军辩诬：“1938年初夏，日本军队从汉口向徐州推进。中国军队决开了黄河南堤岸”。同时该报导也实事求是地承认，国府“事先疏散了当地居民”。（《保卫中国同盟通讯》，1940.10.1）
由于时间关系，其它年复一年的赈灾、修堤材料就不一一列举了。1938年8月5日，黄水赈灾工作人员向郑州专员罗震提交了调查报告《郑县、中牟、尉氏等县关于黄河急赈的工作报告》，是目前关于花园口决堤最原始直接的早期档案，其中提及直接受灾难民38万人，但没有统计到有任何人死亡。（河南档案馆，卷宗M08-08-0194）1938年6月11日，也就是花园口刚一决堤，蒋介石就做出指示：“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自此中央社奠定了宣传基调，将决堤栽赃日军，并且加强其悲剧性。（《郑州文史数据》第二辑）
虽然中央社按照蒋介石的11日指示统一了宣传基调，可是民间日报，比如《申报》似乎并不买账，隐约透露了国军是决堤主谋的信息，但其8日的香港版第二版也透露出别样信息：“鲁豫境内黄河两岸之乡村农民，因战争之故，皆早已离去”，而我们已经知道，郑州专员罗震已经在5日就已经将百姓撤离完毕，两下印证，可见国府没有说谎。
根据事后调查，“6月9日，花园口决堤放水，口门以下4个村庄--邵桥、史家堤、汪家堤和南崔庄、全部冲毁、荡然无存，一直到黄灾结束，这4个村庄再没有恢复。所幸的是，决堤放水时，这4个村的居民因事先知道决堤及时迁避而无一人伤亡”。（《三联生活周刊》,2005.6.5，p.53）而时任20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为花园口决堤的实地主持者和现场亲历人的魏汝林回忆道：“黄河决口成功……灾区人民扶老携幼，均平安逃至平汉路豫西地带，政府分发大量救济金，非但无任何人员伤亡，即猪狗牛鸡，都随人走避，并无损失”。（《战史会刊》，1982.14）
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知道，1938年6月的花园口的确几乎没有淹死百姓，反而因为黄泛区的泥泞而延缓迟滞了华北日军机械化兵团南下会师的时间表，在战略上可谓是运用得当。当然，这个决口后来为黄泛区人民造成了多年的麻烦，为此肯定造成很多百姓殉难，所谓“壮士断腕”，虽然已经算是沦陷区的灾难，但国民政府无疑也是要负有连带责任的。
最早令我知道真相的是左翼记者曹聚仁，当时他就在事发现场，“各村男女老幼，都是涉水而过，自由来往，并无淹毙情事”就是他对这次洪水的直接描述，这令我非常震惊，于是开始关注这次事件，才发现所谓的“89万人是罹难”整个黄泛区在决口之后9年的所有战争死亡人数，并非一时一地的统计结果。而且国府的事前疏散、事后救援工作尤其令人感动：须知当时装备精锐的日军就在这些赈灾人员的几十公里以外虎视眈眈。
我一直认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个负责任、讲道义、知廉耻、爱百姓的优秀政府，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自己的政府。所幸越来越多的史料已经证明并将不断证明我的这个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