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府面临的是必须找到一种办法，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不要把已经处于灾难中的自然环境进一步恶化。
【看中国2013年11月09日讯】（看中国记者靖晔、李明义编译报导）天津附近的海滨科索综合居民楼区，看起来像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城市居民们都艳羡的都市田园：大门内的复合建筑群，高层住宅和房屋，俯瞰湖泊和修剪整齐的花园。但是这样的居民区有个致命的问题——缺少商店，医院和其他便民设施。这使得住在这里的居民必须开车才能上下班，才能接送孩子上学以及购买生活必需品。然而，这样的超级社区恰恰是中国大陆典型的都市化模型。伴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城市中产阶级居民的迁移，这种城市化过程蕴藏着巨大的社会、能源和环保危机。很多人预计，中共将于2013年11月9日召开的三中全会上着力讨论的未来经济发展问题。前苏联模式的城市规划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20%要依赖于销售土地资源，而这正是中共总理李克强所反对的。他迄今的努力似乎试图在城市化发展与净化环境的努力之间寻求平衡的。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城市化运动曾涉及1.6亿人口，现今中国正在进行的城市化改造则涉及超过十亿人口。与当时美国所不同的是，由于缺乏理性和人性的规划，中国的居民们必须开车从新建的城区回到原来的城市，甚至横跨整个城镇来得到基本的服务。而这种长途跋涉使这些已经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还要进一步增加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
从1995年以来，中国已经把超过3亿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这个数量是俄罗斯所有人口的两倍。中共政府面临的是必须找到一种办法，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不要把已经处于灾难中的自然环境进一步恶化。光是中国的城市人口就已经是全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这些城市人口消耗的能源是农村人口的3倍以上。
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主持的一个全球碳项目研究计划前执行主任Shobhakar Dhakal说：“如果中国现在还没有做对，整个国家就会变成一个导致消耗过剩，更多污染的低效基础设施。因此，迫切需要政府为城市发展提供刺激措施，并遵循更合理有效的规划。”
那么，可以提供的新战略会是什么呢？到2030年，中国城市人口将会再增加2.76亿，亟需一个新的战略市政规划，使住宅和其他土地的使用更加协调，公共交通变得更高效。根据超级社区模型，市政当局通常会新建包括四到八个车道的公路通至偏远郊区，而建筑公司建成的都是有围栏和警卫的公寓大楼社区。城市的迅速扩张作为驱动器，已帮助地方经济年均增长10.5 %。
曾任职于世界银行，现就职于香港巴克莱银行的中国经济学家常健（音译）认为，过去30年，中国的城市化运动虽然改变了城市外貌，表面上公共基础设施得到了升级，看起来城市生活质量也有改进。然而，这中间存在许多严重问题。例如，如何将数百万民工融入城市生活就将是一个巨大挑战。
超级城区系统，帮助地方政府用天价卖掉本来是贫瘠的土地，然后配之以较低的规划和基础建设成本，从而更快速地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收入。据高盛集团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地方政府总体债务已超过10万亿人民币（约合1.6万亿美元），大约21％的地方政府收入都来源于贩卖土地。
旧金山一个旨在推广清洁能源的非营利性组织驻北京的机构“中国城市能源基金会”负责人认为，问题在于，多达90 ％的中国城市都是通过苏联式的超级城区系统建成的。《气候变化时代的城市化问题》一书的作者Peter Calthorpe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北京和上海已经处在环境污染的灾难中，而中型城市及二线，三线城市是步北京或上海后尘，还是采取其他更好的途径？
根据他的推测，到2030年，大陆交通工具的能源损耗和碳排放量可能会增加三倍，即达到全国能源损耗和碳排放总量的30％。2012年，中国的碳排放量增长了3亿吨左右，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占全球总增量的四分之一左右。不过，如果集成化的社区居民更多地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话，2030年的能耗及碳排放量会减半。
去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高级城市规划中心的一份报告说，在中国大陆，超级社区是所有新建房屋的标准。
而污浊的空气则是另外一个扰人的问题。中国北方城市天津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复制，然而，天津的空气污染很严重，比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安全标准低很多。医院里增加了许多患咳嗽疾病的孩子，医生也归因于空气污染。根据环境部门的资料，拥有1350万人口的天津，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之一。
位于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的林业和环境研究所估计，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总面积将从2000年的80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20万平方公里。而随之而来的另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是，碳排放量的急剧上升。到2030年，随着各地紧密型城市的建设，如果运输系统，商业和住宅区不削减对汽车的依赖，多达8亿吨二氧化碳会释放到大气中，这个排量超过整个德国在2011年的排放量。
而规划不周也将缩减治理传统产业污染所带来的收益。在中国，城市里碳的排放量超过全国能源相关产业碳排放量的70％，而全国碳排放量的80％来自于燃煤电厂发电和工业排放。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迁出，对能源用量的提高，对电力的需求亦逐步攀升。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预测，从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间，中国的燃煤发电量将跳升78 %。
泰国曼谷的亚洲理工大学环境资源和开发学院副教授Shobhakar Dhakal指出，由于城市人均能源使用量极高，而且会继续上升，城市化的速度又有如此迅猛，因而在中国大陆，道路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城市地区不可避免地会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不断增长的财富和当前城市化的带动下，中国每年会有约20万新增汽车上路。构成最大健康风险的细颗粒PM2.5，高达 30 ％是由交通运输过程引发的。
比如，根据麻省理工学院一项调查，在山东省会济南的超级社区内，比周边其他城市多消耗两到三倍的能源，主要就是因为超级社区会有更多的车辆。
Tom Miller在“中国的十亿城市大军：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的背后”一书中写道：中国毫无意义的宽阔马路和广场根植于前苏联式的城市规划。而苏共式的城市设计意图表达的是“共产党的强权和个人的渺小”。紧接着，道路交通的阻塞又成为了下一个躲不开的话题。Miller写道：“典型的中国城市是灰色，丑陋和拥挤不堪的。道路堵塞，空气污浊，街道上人山人海，很难行走。”
9月，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在北京说：“我们期望优先考虑修建密度大一些的城区，使百姓的生活离工作地点更近，并辅之以更好的交通运输系统。因为如果中国呼吸的更容易，世界就会呼吸的更顺畅了。”
今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表示，中国正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将采取“新型城镇化”措施 ，使人们在“中心”城区居住，并将绿色环保与高效增长有机整合。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正在起草一份城市化的报告，预计将于今年12月出版。
新的城市规划设计思路，包括云南省首府昆明在内一些地方进行新的大都市设计实验。昆明市呈贡新城区在完成建筑施工后的多年里，街道依旧空空如也，被称为一座“鬼城”。当地政府转而向能源基金会和Calthorpe求助，开发昆明市的另一块儿区域。四年后，在8.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成一个新郊城区，使用“以人为尺度的街道”，增加公交车站，将每隔300米就修一块绿地空间，城区内还包括学校，医院，餐厅，并提供就业机会。
11月9日至12日，李克强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将就中国的经济政策在北京召开秘密会议。世界银行去年的一份报告中就曾经指出，经济改革的主要障碍在于地方政府的融资体制。该融资体制鼓励开发都市城区，而这些过于分散的城市土地，新建的城区供应大大超过了实际的需求”。
然而大陆许多城市的市长和其他高级官员任职期间，都只是在办公室里呆上三到五年，很少有动力去尝试创新方法。这些官员也没有意愿去进行合理规划。因为基础设施一旦到位，就很难改变城市的存在形式。
（译文有删节，点击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