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1970年代，在北京家中。
【看中国2013年12月22日讯】我从小就跟着哥哥姐姐学习钢琴，到文革中的一天钢琴突然没有了。没想到江青居然玩起革命钢琴来，我们凭着一台东方红钢琴，尽情抒发心中的积怨，那是一段难忘的青春记忆。
钢琴，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讲，已是一种地位的象征，一种奢侈生活的标志，是可以炫耀的东西。这恐怕是最早将这种乐器介绍到中国来的西洋人，所不曾想到的。
上个世纪民国初期，钢琴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开始进入中国，最早是在广东福建沿海一带，后来进入内陆，尤其以上海当年的繁华，接受这种西洋玩意，完全不成问题。特别是二战之后，大批犹太音乐家及钢琴老师，因希特勒的残酷迫害而逃难到上海（也有逃到哈尔滨的），成为有史以来最多的外籍音乐教师进驻中国的时期。
中国当年中上流社会有传统派和西化派之分，传统派不必多解释，西化派则是以曾留过学，或受西方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资本家）为主，让自己家的孩子学钢琴的就是这些比较富裕的西化家庭。
革命突然革走了我们家的钢琴
我的父母及一些亲戚当年都是医生，他们的子女自幼几乎都学过钢琴，我姐的钢琴启蒙老师就是一个白俄犹太人，父母更在上海购置了钢琴，钢琴的牌子名“谋得利”（MOUTRIE），现在已不再生产。这座立式钢琴的琴身表面油漆得非常别致，由深棕及浅棕色绘成如猎狗卷毛似的图案，十分罕见。后来，我家五十年代初举家从上海迁居北京，这部谋得利钢琴也随着我家搬到了北京。
我六岁开始学琴，当时学琴并非主流，只是家里的兄姐都学琴，我也就跟班学开了，启蒙老师是父亲的一个病人，她是北京一文工团团员；很快又换了老师，是一中学音乐老师，叫黄薏兰，我每个星期天到她家里上课。那时候也没有学费一说，学琴的人也很少，上小学时，同学中习琴者只有两名，母亲每至节日嘱我带些礼物送给老师即可。我可能有点小聪明，黄老师教我的曲子不费力便很快会弹了，小小年纪就沉溺在那悠扬的曲调与和弦之中。
到了文革前的那几年，风声鹤唳，凡是西洋音乐都被视为靡靡之音，也就是“资产阶级糟粕”。我在学校接受所谓革命教育，意气风发地批判这个批判那个，可是回到家，在钢琴上弹起那些柔美动听的曲子，仍然令我神驰，不能自己，那种与社会不协调的心理，至今记忆犹新。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北京市所有私房都必须上交，我们住的院子是父母买下的，自然也要上交。好了，等上交完毕，房管局就来行使权力，说我和母亲只两口人（父亲在外劳改，兄姐上大学迁出），不能住整个院子，结果只给了我们两间房。除了床和柜子这类实用的家具留下，其它如钢琴、沙发、八仙桌等全部要搬走处理掉。有天放学回来，发现家里如缩了水一样，大部分家具包括钢琴都没有了，那时还没轮到正式抄我们家（六八年抄家），家已经溃散了。
买“东方红”牌的钢琴不怕抄家
琴没有了，剩下的琴谱我却不舍得扔，那绝大部分是我的三伯父从香港陆陆续续寄来的，我将扉页上三伯父写下的赠与字迹撕掉，生恐被人看到会说我们还跟香港有联系（当年香港在中共眼中与敌占区同义），至今我还保留着好几本扉页撕掉一角的琴谱呢。
几年之后，我跟小伙伴有天出去玩，听说鼓楼大殿里保存了好多抄家物资，我们骑车跑过去看，大殿的窗台很高，我们想办法垫砖头爬上去，透过窗棱往里看，果真里面装满了抄家破四旧的“战利品”，有明清家具、瓷器、电风扇（那时也算奢侈品）、丝绸被褥及各种布料等，也有约莫十几架钢琴，我一下子便看到了我家那架别致的钢琴，那感觉就像重遇情人一般。
谁敢把东方红抄走
一九七三年，房管局第一次落实政策，退还了两间房给我们，加上本来的两间，我们的住处稍微宽松了一点。那时，母亲文革中被扣押的工资也陆续发还，我就央求母亲再买架琴，母亲初时不同意，怕惹麻烦，我说我已经看好了，那是架国产琴，牌子就叫东方红，谁敢把东方红抄走？于是这部东北营口出产的东方红钢琴，凭着它响遍全国的政治品牌，走进了我家。
这部东方红琴虽是新琴，但质量极差，琴键硬得很难弹下去，声音更差，连音准都调不上去，我唯有硬着头皮，权且将它当作练习跑步绑在腿上的沙袋，每天只练音阶，弹车尔尼练习曲，当作练基本功。两年后，周围街坊邻居似乎没有人投诉，于是大着胆子又换了部星海钢琴，比起东方红琴质量要好得多，冼星海乃中共认可的革命音乐家，星海琴也应该算作革命琴了吧。
当年的我，因父亲右派被视为黑五类子女，为了躲避上山下乡，曾想办法考取了西北偏远地区的文工团，却因出身问题被拒，用一句广东话形容最为贴切——头头碰着黑，我那时属于社会地位最低的那一批人，完全看不到前途（除了下乡务农），心中的苦闷真是难以言喻。
藉钢琴发泄心中郁闷与积愤
当时有个男友，处境与我相同，他说社会排斥我们，不给我们上大学机会，但我们的时间是自己的，二十几岁正是学习的最好年龄段，我们不能随波逐流地浪费掉。于是我以家为课堂，钢琴和英语是我的主修，并先后找到黄媚莹（音乐学院钢琴老师）和杜鸣心（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配乐的作曲家）作我的钢琴老师，每周上课一次，英语则另有老师；男友则主修高等数学和高等代数及英语，我们选择的“主修”都是不必借助学校实验室的，英语只要循序渐进坚持学习即可，钢琴只要每日勤练即可，数学则只要笔和纸即可。
当时我已在一工厂打工，不过常泡病假以换取时间练琴和念英文，只是依然看不到前途，但我藉着练琴却学会了如何抒发郁闷。肖邦华丽的旋律和贝多芬激情的乐段令我彷佛置身另个时代，所有革命带来的侮辱、欺凌和不公都暂时离我远去，现在推崇的音乐治疗，我三十多年前已早有体会。
颇受江青重视的殷承宗（文革时改名为殷诚忠），是当年的钢琴王子，他将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片段，改写成钢琴伴唱红灯记。我找到琴谱，里面有一段是李铁梅的唱段——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唱词充满仇恨，我一边弹一边将自己的感情“反向带入”：“十七年教养的恩深如海洋”（我就想父母之恩），“今日起志高眼发亮，讨血债，要血偿，前人的事业后人要承当”（这词儿简直就是我心里的话）；另一唱段——仇恨入心要发芽，更是令我代入，“提起敌寇心肺炸”（我改成提起老毛心肺炸），“强忍仇恨咬碎牙”（正是我的写照）。
抚今追昔，苦甜参半的青春记忆
那时，北京政治空气浓厚，各种批判会无日无之，我只能做沉默羔羊，回家后便藉琴发挥，狠命地敲击琴键，以抒发心头之郁闷，有一天用力过猛，竟然将钢琴里的琴弦弹断，“砰”的一声闷响吓了我一跳。钢琴之于我，竟然还有如此功用，对于如今成千上万的习琴者，恐怕难以想象有这样愤怒的青春。
后来我移居香港，一九九○年殷承宗访港演出，我去访问他，居然有机会请他在钢琴伴唱红灯记的琴谱上签名。当然，殷承宗也是被江青利用，是文革的受害者，不过，他一定料不到当年有我这样一名黑五类，藉钢琴、藉他的钢琴伴唱红灯记泄愤。
回顾钢琴从上个世纪被传教士带到中国的百年沧桑，初为西化家庭文明教养的一部分，然后被共产党视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进而又被毛妻江青挖掘，变成革命宣传利器。浩劫过后，改革开放开始，先后富起来的人们衣食足了以后，纷纷在家里购置钢琴，会弹不会弹不是问题，家里有架钢琴便是体面富足的象征，钢琴居然成了国人心目中矜贵的家具，令欧美家庭自叹弗如。
以至于令子女习琴者，趋之若鹜，成为一种潮流，远远超过其它乐器在社会家庭中的普及。此种被称为中产阶级现象的时尚，延烧至今。
令我想不到的是，移居香港后，教琴也成为我糊口手段之一，有朋友恭维我有先见之明，其实与先见全无关系，实在是因郁闷、苦无出路而以钢琴作发泄，谁知歪打正着，不仅可以教琴为职，更在老之将至的现在，自娱自乐之外，还可到老人院作义工献奏，娱人娱己。不过想起我跟钢琴的这段“孽缘”，心中依然苦甜参半。
（二○一三年十一月温哥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