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吴丽虹看望了肖宗友夫妇后，决定在第二天上午，去看望住在成都郊区新津县五津镇上的吴国锋的父母吴定富夫妇。
吴国锋，男，系中国人民大学86级工业经济系学生，1989年6月3日夜，携照相机骑自行车离校，遇难时后脑中弹，倒地后，又被刺刀捅入腹部，有2寸长的刀口，双手手心留有明显刀痕。当时由一位老人送邮电医院，吴向老人说完他所在的学校就死了。
从成都市区开车到新津县路程的确不算太近，自己开车去到新津五津镇还开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吴定富家，这是吴家90年代末原住房拆迁后，重新购置的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家中陈设简约，但被女主人收拾得非常干净。
一进门，见墙上挂着他们的儿子吴国锋的照片，这一个小小的灵堂是父母与儿子心灵沟通的地方，二十多年来一直陪伴着他们夫妇俩。
吴定富今年70岁，是新津县一个混凝土厂的退休工人。老伴宋秀玲67岁，无正式工作，曾在自家门口开一个小店，原住房拆迁后，小店也就不存在了。夫妇俩有三个孩子。老大是女儿，家住武汉，女儿的孩子已经有了个4岁的女儿，也就是他们已经是四世同堂了。下面是两个儿子，吴国锋是老二，最小的儿子叫吴国宾。吴国宾因患尿毒症医治无效，于2001年7月去世，妻子改嫁，与他们没有来往，留下一个女儿，目前和他们夫妇俩共同生活，现在读中学。
“我们这次来，是受北京的难属的委托，到这儿来看望你们。现在，我们面对面的，你们就谈谈当年吴国锋的情况吧。”
“我知道吴国锋是人大经济系的，当年，他多大？是大几的学生？”
“他是工业经济系的，他当年21岁，应该是差一个月满21岁，他是7月3号出生的，是大三的学生。”吴定富说道。
“我也看了丁老师在《六四访谈录》中写的有关吴国锋的情况，他是被子弹打在头部，又被刺刀捅了一刀死的，是吧。”
“是的，子弹打在他的头部，又被刺刀捅了一刀。”
“当时，看了以后我很气愤，觉得用子弹打完了还要用刺刀捅，这是什么样的狠心才能够下得去手。当年，我在北京的同仁医院，我的丈夫死在那里。送信的人也曾经告诉我，有一个煤炭部的人也是被刺刀捅到后心而死，他送到医院时还活着，他只说了一句：我是煤炭部的，就死了。这个人我们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他的情况我们不知道。我最不能容忍是用刺刀去捅人，太残忍了！所以，对吴国锋的事情，我一直很难受，今天，我们到这儿来，面对面，你们谈谈吴国锋当年参加六四的情况以及你们知道后是怎么做的。”
“1989年4月，吴国锋给我们写过一封很长的信，信中谈到胡耀邦去世，同学们如何悼念胡耀邦，他也参加了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写过一些悼念胡耀邦的诗词，信中写了很多有关学运的情况。我接到他的信后，站在家长的角度回信给他，让他不要参加这样的政治运动，不要太相信共产党。你对共产党根本不了解，我生活了几十年，看到共产党对不同意见的人整起来所采取的手段极其残酷。参加了有可能会遭到更大的打击，甚至灭亡。”
“您写这封信是出于对孩子的爱心。”
“出于爱心，我的儿子考入人大，对于我们小小的新津县来说，是四十年来第一个。”
“他一定学习很努力吧？也很聪明。”
“他不努力，很聪明。学习起来可以说是过目不忘。他看过一段就知道了。”
“那时候，我就和他讲，最好不要参与这件事，倒数多年，政治运动很多人都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冲击，在我们心中留下了阴影，我们对政治运动越来越没有兴趣。”
“你们在文化大革命受到过冲击？”
“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中两派武斗，小时候我也参加儿童团斗过地主，从五十年代起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他妈妈的舅舅是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的教授，是一个民盟党员，反右时定为右派，虽然定得不重，两三年后就放出来了，那他的家庭也受到了影响。因此，我们心中留有阴影，害怕自己的孩子不知轻重，会出事。”
信寄走后，吴国锋未回信，他们夫妇俩心里明白，自己的儿子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只能在家里关注着北京学运的事态发展，心悬着儿子……
“当年，北京的各大院校的学生都走上街头，在那种大环境下，他身在其中不可能不参与。”
“不可能不参与，他妈妈说年轻人你不让他参与怎么可能？你也管不了他，让他去锻炼锻炼也行。”
“出事时学校通知的？”
“不是学校通知的，是学校的经委部长通过经济委的专线通知省经委、省经委通知县经委、县经委通知到我们镇政府，镇政府再通知到我们。”
“隔了一天，我们买了票到北京去。学校安排一位张姓党支部副书记和一些同学来接的我们，把我们安排在招待所里。当天到的比较晚，学校没有找我们谈，安排我们休息。第二天，学校才和我们谈吴国锋的事情。学校和我们谈吴国锋出事的情况。头天晚上，班主任与系主任，系党支部副书记到学生寝室内和同学们说：你们不要出去，部队已经开枪要镇压了，哪怕你们在宿舍里学着打麻将都可以。班主任他们刚离开，吴国锋就背着照相机推着一辆自行车离开学校了，说是要到现场亲自去看看。有一个叫李学东的同学，父母是科学院的，我们在学校时他一直陪着我们，他和我们说了很多有关吴国锋的情况，他告诉我们，吴国锋从学潮开始就参加游行，在天安门广场绝食5天，拍了很多照片，照片被没收了。”
“学校问我们有什么要求，当时，我就和学校提了两点：一个是我自己出钱，想把孩子的遗体运回四川，因为，家里还有吴国锋的姨、奶奶、娘娘等没有见到他，想让他们见他最后一面。学校答复不行，中央有命令，所有死者必须就地火化。第二个要求是：要为吴国锋全身清洗干净，他是干净来要干净走，按照我们老家的习俗，未结婚的人去世，他就是孝子献身，要穿白衣、白裤、戴白帽。学校答应了这一点要求。”
在邮电医院，看到儿子浑身是血，凝固的血浆裹住了整个头部，身上也是一道一道的血印，眼睛睁着，仿佛在用他不闭的目光，发出他生命的最后抗议！夫妇俩心如刀割，悲痛欲绝。医院用酒精将吴国锋的遗体擦洗干净，按照吴定富的要求，给吴国锋换上白衣、白裤、白帽，在医院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告别仪式，送到八宝山火葬场火化。
学校本不想让吴定富夫妇去八宝山火葬场，怕他们难过，但是，吴定富夫妇俩坚持要去：要亲自送自己的儿子最后一程；要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火化；要亲手将自己的儿子的骨灰带回。火化后，下午拿到骨灰，在北京逗留了一天，返回四川。.
“我们在学校停留时，有几个同学一直陪着我们，和我们讲学潮的情况，讲吴国锋是学校学生会筹委会成员之一，说吴国锋在参加完绝食以后，让他去检查身体，他不去，照样回去上课。”
“筹委会是指学运期间吗？”
“是悼念胡耀邦成立的学生会筹委会，别的学校是成立高自联，他们是成立筹委会。”
“吴国锋在绝食5天后，那时候，学校里基本上开始解散了，他给我们发了一封电报，准备骑自行车回家，沿途看看，让我们寄二百元钱就可以了。我是5月31号接到的电报，我们随即寄去二百元钱，但是，到了北京才知道这笔钱他没有收到，直到我们要离开北京时，这笔钱才到学校。钱寄走了，当时，所有的通信全部隔断，我们也没有办法和他联系。”
“他打死的地点在什么地方？”
“出事地点应该在西单附近，那个地方离邮电医院最近。1997年还是1998年，我见过丁老师一次，丁老师到成都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打车到李家渡那个地方见的面。还见过人大谢韬副校长，他是成都人，丁老师让谢副校长给我带了一份资料来，现在已经去世了。这就是吴国锋出事的前前后后。”
吴国锋推着自行车只身一人离开学校后，当他行至西长安街西单附近时，遭遇由西开往天安门广场的戒严部队。吴国锋在拍照时被一颗子弹打中后脑，倒地后，他没有死，戒严部队的士兵上来抢他手中的照相机，他不肯给，在争抢过程中，被戒严部队的士兵用刺刀向下腹部捅了一刀，有一2寸长刀口。他双手握在刀口处，双手手心留有明显的刀痕，可以想见，他是用他生命最后的力量握住了刺向他的刺刀。之后由一位老人把他送到邮电医院，吴国锋向老人说完他所在的学校就死了。吴国锋身上有一块手表及学生证，医院根据送他到医院的老人的叙述及学生证的信息做了死亡登记。
6月4日凌晨，人民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蒋培坤教授，在寻找自己的儿子蒋捷连时，在邮电医院死亡名单中，发现了吴国锋的名字，受医院委托将吴国锋死亡的消息带回了学校。当吴定富夫妇在学校里处理吴国锋后事时，他们并没有见到蒋培坤、丁子霖夫妇俩，直到丁子霖教授用不太详细的地址去信给他，他们这才联系上。那时，离1989年“六四”惨案已经过去了八年。
吴定富夫妇俩回到家后，看着儿子的骨灰，心中的怨气难以排解。想到自已的孩子，从小学习优秀，无论是在新津小学读书还是在新津中学读书，都是三好学生。三年前，自己的孩子以新津县文科状元，考入北京的人民大学，引起了整个新津县的轰动，很多人都知道吴国锋的名字。夫妇俩商量，自己的儿子被无辜打死，一定要让全县的人知道，于是，他们在五津镇正东街自家小店的门前，设了一个灵堂。
“我们的小店是在大街上，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尤其是每逢周二是赶集的日子，赶集的人很多，都来观看，看了以后骂的人很多，无不对吴国锋的死感到惋惜。我们这里有一个师范学校，师范学校的师生排着队，抬着花圈到我们设的灵堂进行悼念。他的同学、学校老师、相识的或不相识的，都送上花圈，进行悼念以表达自己的哀思。”
“当地政府没有干涉吗？”
“当地政府没有干涉，因为，我这件事全县都知道，全县的人都很同情，当地政府在没有接到上级指示前不敢来干涉。灵堂设了三天以后，大概是6月22号，我们是6月18号从北京回来的，县里要传达邓小平接见军以上干部讲话，就派了一个县委副书记和镇党委书记来找我，和我商量。县委副书记老家是和我一条街的，在读书时高我两届，比较好说话。他对我讲：我们明天要传达邓小平接见军以上干部的讲话，你们在大街上设灵堂，影响面太大了，现在已经设了三天了，建议你们是否把灵堂撤了。我同意了，但是，我向他们提了一个要求，街面上灵堂拆除，我要在铺面里面设灵堂，他说：可以，随便你们设多久。铺面里面设的灵堂，在大街上是可以看到的，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
“吴国锋的骨灰一直放在家里吗？”
“起初，他的骨灰放在家里，我做了一个玻璃柜，把吴国锋的骨灰放在玻璃柜内，在自家开的小铺门前设的灵堂，一直到这个房子拆迁后，搬过来。我曾答应丁老师，要一直在家里保存他的骨灰。后来，我的小儿子身患尿毒症去世后，家中所有的亲戚朋友包括我的女儿、我的父母都来劝我把他们兄弟俩的骨灰葬下去，入土为安。”
“他们的骨灰是葬在在公墓里吗？”
“不是，我没有钱去买墓地，私人土地，生产队的土地吧。我是通过一个熟人的介绍，一个墓大约花了三千元左右，买下的，在一个小山上。我的小儿子得了尿毒症后，我花光了所有拆迁款，为他治病。丁老师得知后，打电话给我，我详细地告诉她后，她也给我寄来一些钱，包括成都的这些热心人，都给我了帮助，让我的小儿子多活了半年，还是没有治好。”
从他们现在住的地方，过马路，穿过巷道，有一条岷江支流贯穿整个五津镇。站在江边，放眼望去，可以看到一座石桥，过了石桥，就是埋葬两个儿子的小山。山上种满了树，郁郁葱葱，山顶上有一个小亭子，如果开车去，只需2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
我们开车带着吴定富夫妇到山上吴国锋的墓地去。山上有一些农家院，每逢周末，会有很多城镇里的人到农家院里休闲度假，农家院的四周种了很多柚子树。转过农家院，沿着一条小道往深处去，走到一个山坡前，沿着坡道往上走，就是私家墓地了。吴国锋的墓是一个砖砌的圆形的墓，墓的外围又用水泥砌了一个半圆形的墓围，碑上刻着：爱子吴国锋之墓，生于六八年六月初八，卒于八九年五月初一。
“六四”惨案距今已经过去了二十四周年，吴定富夫妇俩谈到孩子的死，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他们说：“孩子的骨灰虽然葬了下去，家中的灵堂一直保留着，自己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孩子浑身是血躺在那里的模样。”
“我的孩子送到北京是去读书，被无辜打死，至今，政府都不给我们一个说法，有时，还要对我们进行骚扰。公安系统的人曾找过我们，让我们不要去北京，不要去闹事。我们不服，他们有什么权利可以干涉我们，每年‘六四’，我们就公开在大马路上烧纸。于是，他们私下又去找我们的女儿，让女儿劝我们，不要闹事，否则，他们身上的这身制服就没有办法穿了。想起这些，心里堵得慌，好像一块石头压在那里。”
吴定富夫妇表示：“我们一百多名难属向政府提出我们的诉求，坚持了二十多年，至今未有结果。我们还要继续坚持下去，要求不会中断，一代不行，还有下一代。虽然，我们地处小地方，但是，我们的心永远和难属们站在一起，难属们的所有决定，坚决支持，坚决参与，直到‘六四’问题的解决。”
（原标题：与父母相守的灵堂）
（责任编辑：夏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