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把九歲的兒子帶到美國，送他進那所離公寓不遠的美國小學的時候，我就像是把自己最心愛的東西交給了一個我並不信任的人去保管，終日憂心忡忡。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學校啊！學生可以在課堂上放聲大笑，每天至少讓學生玩二個小時，下午不到三點就放學回家，最讓我大開眼界的是沒有教科書。那個金髮碧眼的美國女教師看見了我兒子帶去的中國小學四年級課本後，溫文爾雅地說：“我可以告訴你，六年級以前，他的數學不用學了!”面對她充滿善意的笑臉，我就像挨了一悶棍。一時間，真懷疑把兒子帶到美國來是不是幹了一生最蠢的一件事。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看著兒子每天背著空空的書包興高采烈的去上學，我的心就止不住一片哀傷。在中國，他從小學一年級開始，書包就滿滿的、沉沉的，從一年級到四年級換了三個書包，一個比一個大，讓人感到“知識”的重量在增加。而在美國，他沒了負擔，這能叫上學嗎?一個學期過去了，把兒子叫到面前，問他美國學校給他最深的印象是什麼，他笑著給我一句美國英語：“自由!”這兩個字像磚頭一樣拍在我的腦門上。
此時，真是一片深情懷念中國教育。似乎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為什麼中國孩子老是能在國際上拿奧林匹克學習競賽的金牌。不過，事已致此?也只能聽天由命。
不知不覺一年過去了，兒子的英語長進不少，放學後也不直接回家了，而是常去圖書館，不時就背回一大書包的書來。問他一次借這麼多書幹什麼，他一邊看著借來的書一邊打著電腦，頭也不抬地說：“作業。”
這叫作業嗎?一看孩子打在電腦螢幕上的標題，我真有些哭笑不得――《中國的昨天和今天》，這樣大的題目，即使是博士，敢去做嗎?
於是我嚴聲厲色地問是誰的主意，兒子坦然相告：老師說美國是移民國家，讓每個同學寫一篇介紹自己祖先生活的國度的文章。要求概括這個國家的歷史、地理、文化，分析它與美國的不同，說明自己的看法。我聽了，連歎息的力氣也沒有了，我真不知道讓一個十歲的孩子去做這樣一個連成年人也未必能做的工程，會是一種什麼結果?只覺得一個十歲的孩子如果被教育得不知天高地厚，以後恐怕是連吃飯的本事也沒有了。
過了幾天，兒子就完成了這篇作業。沒想到，列印出來的是一本二十多頁的小冊子。從九曲黃河到象形文字，從絲路到五星紅旗……熱熱鬧鬧。我沒贊成，也沒批評，因為我自己有點發楞，一是因為我看見兒子把這篇文章分出了章與節，二是在文章最後列出了參考書目。我想，這是我讀研究生之後才運用的寫作方式，那時，我三十歲。
不久，兒子的另一篇作文又出來了。這次是《我怎麼看人類文化》。如果說上次的作業還有範圍可循，這次真可謂不著邊際了。兒子真誠地問我：“餃子是文化嗎?”為了不耽誤後代，我只好和兒子一起查閱權威的工具書。費了一番氣力，我們完成了從抽象到具體又從具體到抽象的反反復覆的折騰，兒子又是幾個晚上坐在電腦前煞有介事地作文章。我看他那專心致志的樣子，不禁心中苦笑，一個小學生，怎麼去理解“文化”這個內涵無限豐富而外延又無法確定的概念呢?但願對“吃”興趣無窮的兒子別在餃子、包子上大作文章。在美國教育中已經變得無拘無束的兒子無疑是把文章作出來了，這次列印出來的是十頁，又是自己的封面，文章後面又列著一本本的參考書。他洋洋得意地對我說：“你說什麼是文化?其實超簡單――就是人創造出來讓人享受的一切。”那自信的樣子，似乎發現了別人沒能發現的真理。後來，孩子把老師看過的作業帶回來，上面有老師的批語：“我安排本次作業的初衷是讓孩子們開闊眼界，活躍思維，而讀他們作業的結果，往往是我進入了我希望孩子們進入的境界。”問兒子這批語是什麼意思。
兒子說，老師沒為我們感到驕傲，但是她為我們感到震驚。“是不是?”兒子問我。
我無言以對，我覺得這孩子怎麼一下子懂了這麼多事?再一想，也難怪，連文化的題目都敢作的孩子，還有什麼不敢斷言的事嗎?
兒子六年級快結束時，老師留給他們的作業是一串關於“二次世界大戰”的問題。“你認為誰對這場戰爭負有責任?”“你認為納粹德國失敗的原因是什麼?”“如果你是杜魯門總統的高級顧問，你將對美國投原子彈持什麼態度?”“你是否認為當時只有投放原子彈一個辦法去結束戰爭?”“你認為今天避免戰爭的最好辦法是什麼?”――如果是兩年前，見到這種問題，我肯定會抱怨：這哪裡是作業，分明是競選參議員的前期訓練!而此時，我已經能平心靜氣地循思其中的道理了。
學校和老師正是在這一個個設問之中，向孩子們傳輸一種人道主義的價值觀，引導孩子們去關注人類的命運，讓孩子們學習思考重大問題的方法。這些問題在課堂上都沒有標準答案，它的答案，有些可能需要孩子們用一生去尋索。看著十二歲的兒子為完成這些作業興致勃勃地看書查資料的樣子，我不禁想起當年我學二戰史的樣子，按照年代事件死記應背，書中的結論明知迂腐也當成《聖經》去記，不然，怎麼通過考試去奔光明前程呢?此時我在想，我們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重複前人的結論往往大大多於自己的思考。而沒有自己的思考，就難有新的創造。
兒子小學畢業的時候，已經能夠熟練地在圖書館利用電腦和微縮膠片系統查找他所需要的各種文字和圖像資料了。有一天，我們倆為獅子和豹的覓食習性爭論起來。第二天，他就從圖書館借來了美國國家地理學會拍攝的介紹這種動物的錄影帶，拉著我一邊看，一邊討論。孩子面對他不懂的東西，已經知道到哪裡裡去尋找答案了。
兒子的變化促使我重新去看美國的小學教育。我發現，美國的小學雖然沒有在課堂上對孩子們進行大量的知識灌輸，但是他們想方設法把孩子的目光引向校外那個無邊無際的知識海洋，他們要讓孩子知道，生活的一切時間和空間都是他們學習的課堂;他們沒有讓孩子去死記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們煞費苦心地告訴孩子怎樣去思考問題，教給孩子們面對陌生領域尋找答案的方法;他們從不用考試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盡全力去肯定孩子們一切努力，去讚揚孩子們自己思考的一切結論，去保護和激勵孩子們所有的創作欲望和嘗試。
有一次，我問兒子的老師：“你們怎麼不讓孩子背記一些重要的東西呢?”老師笑著說：“對人的創造能力中有兩個東西比死記硬背更重要：一個是他要知道到哪裡裡去尋找所需要的比它能夠記憶的多得多的知識;再一個是他綜合使用這些知識進行新的創造的能力。死記硬背，就不會讓一個人知識豐富，也不會讓一個人變得聰明，這就是我的觀點。”
我不禁記起我的一個好朋友和我的一次談話。他學的是天文學，從走進美國大學研究所的第一天起，到拿下博士學位的整整五年，他一直以優異的成績享受系裡提供的優厚獎學金。他曾對我說：“我覺得很奇怪，要是憑課堂上的學習成績拿獎學金，美國人常常不是中國人的對手，可是一到實踐領域，搞點研究性題目，中國學生往往沒有美國學生那麼機靈，那麼富有創造性。”我想，他的感受可能正是兩種不同的基礎教育體系所造成的人之間的差異。中國人太習慣于在一個劃定的框子裡去旅展拳腳了，一旦失去了常規的參照，對不少中國人來說感到的可能往往並不是自由，而是慌恐和茫然。我常常想到中國的小學教育，想到那些課堂上雙手背後坐得筆直的孩子們，想到那些沉重的課程、繁多的作業、嚴格的考試……它讓人感到一種神聖與威嚴的同時，也讓人感到巨大的壓抑和束縛，但是多少代人都順從著它的意志，把它視為一種改變命運的出路。這是一種文化的延續，它或許有著自身的輝煌，但是面對需要每個人發揮創造力的資訊社會，面對明天的世界，我們又該怎樣審視這種孕育了我們自身的文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