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宋庆龄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政府代表及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网络图片）
以记者名义在民国从事非法活动的爱泼斯坦则在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宋庆龄传中证实：“宋庆龄几乎从回到上海的第一天起就设法营救两位持有瑞士护照的外国人——保罗和格特鲁德•牛兰（鲁格）”。爱泼斯坦还介绍说，“牛兰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职工会）秘书处的代表（这个同盟是‘红色工会国际’的分支机构）。更为机密的是，他又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专门协助中国的地下革命者。同邓演达一样，他们也是先由公共租界的特别巡捕逮捕，然后转送给蒋介石政府的。营救他们的运动是由专以保护和支持全世界地下革命者为职志的‘国际红色救援会’发起的。当她还在柏林或返国途经莫斯科时，就已有人告诉她关于牛兰夫妇的危难并请她援助。”
在宋庆龄年谱中，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夏基本是空白，念及廖承志表示宋庆龄在地下工作中训练有素，因此，宋庆龄可能在这段时间里接受过秘密培训。毕竟宋庆龄是共产国际的间谍已经被苏联解体后公布的秘密档案证实。共产国际由宋庆龄出面从瑞士请来红色律师为牛兰夫妇辩护，共产国际的另一名中国成员陈翰笙在宋庆龄与瑞士律师之间传递信函。宋庆龄在史沫特莱等的协助下，一边为象她们一样从事违法活动而被捕的共产国际鼹鼠奔走，一边制造舆论，混淆视听。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宋庆龄再次以孙中山遗孀的名义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声明，诬蔑国民党。这份声明与她在一九二七年《赴莫斯科前的声明》和上面提到的她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对国民党的谴责就足以证明宋庆龄完全沦为共产国际的传声筒。而这些声明也都由史沫特莱等红色记者向各界传播。
宋庆龄深知中共的一切活动都由共产国际资助，但她却公开诬蔑，“国民党向外国乞求援助：金钱、武器和子弹，来和中国的人民作战”。“这不是生路，这是中国民族的死路”。国民政府象英、美、日、德等国政府一样反共，是在抵制共产国际赤化本国，不让本国人民沦为马列子孙，但宋庆龄却象鲁迅一样混淆是非，兜售来自苏联的红色宣传，抵制国民政府的正当行为。
对此杨天石在相关著述中有详实介绍，他还引用了蒋中正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的日记说明宋庆龄的行径：“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孙夫人欲强余释放而以经国遣归相诱。余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绝种亡国，天也，余何敢妄希幸免！但求法不由我毁，国不为我所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无忝此生则几矣。区区嗣胤，不足撄吾怀也。”
于是，共产国际为了与国民政府的司法部门唱对台戏专门于一九三二年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九三三年初，上海的盟员发展到三十一人，其中自然有鲁迅。宋庆龄为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史沫特莱为英文秘书。史沫特莱便以此名义联络国内外的红色势力包括反对暴力革命的萧伯纳等国际名人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欺骗民众。被捕的中共“左联”党团书记丁玲等都因此被释放并潜入苏区。
牛兰夫妇被捕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拒不认罪，一九三二年被判无期徒刑。
一九三三年四月五日，宋庆龄、杨杏佛和沈钧儒特意到南京狱中探望牛兰夫妇。
一九三七年六月四日，近卫文麿出任日本宰相，尾崎秀实成为他的顾问兼私人秘书，而一个月后就相继发生“七•七事变”与“八•一三事变”。中日关系象共产国际希望的那样恶化后，宋庆龄们借机促使相关部门以“驱逐出境”为名，释放牛兰夫妇，让这对共产国际间谍回到苏联，继续助共为虐。
放牛归苏不过是史沫特莱、宋庆龄等共产国际间谍滥用中华民国的自由盗取的红色成果之一！（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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