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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4年06月30日讯】当年湖北武汉大学是全国 “反右斗争”的重灾区，而中文系又是重中之重，中文系又以三年级学生为打击重点。这个年级共有三十三名同学，其中有十一人划为右派分子，其中极右占了九人。吴开斌品学兼优是全校的尖子，有“翘楚”之称。他的同班同学傅治同在一首悼诗中写道：二十年中雨雪霏， 一夕迁客旧交稀。杜鹃向晚依山泣， 紫燕无巢傍树飞。运去已如金变铁， 家贫毋用石支扉。行人为我驱霾雾， 另类人生无是非。
以下两段是吴开斌辞世前留下的回忆……
偷渡失败
劳动服务站拒绝给我们这种人开发票，我即使找到工作，干了，也拿不到钱，生计该说是已经断绝了。现在“屋漏又逢连夜雨“，连栖身之地也没有了。
人陷入绝境，也就不能不作去国离乡之想了。
广东毗邻港澳。广州很多家庭有港澳关系。1956年前后，不少香港人回内地就业定居。1959年起，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潮流的方向变了，许多人非法越境赴港澳，主要是香港。此俗谓之“偷渡”。
我到广州之前的一个月，广东发生了偷渡大潮。听说是边防部队突然不加阻拦，一些人就这么“走”过去了。消息迅速传开，去的人越来越多，扶老携幼成群结队而行，去的人太多，到了香港睡在马路边，各种各样的慈善团体免费给他们发放汽水、面包。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失明的曲艺演员在同行者的帮助下也摸着过去了。
这股大潮汹涌了一、二十天，据说成功抵港者以十万计。这些人为香港六十年代经济起飞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也可反过来说，是他们的光临才使香港经济得以起飞。
1962年５月下旬，边境线重新封锁，去不成了，但作为议论的话题却长盛不衰。不让去就偷渡。我到广州后的这些年，几乎到处都有人在谈偷渡，有成功的，有失败的，该怎么准备，如何行事，有何经验、教训，有什么线索、门路，总之，可谈的东西很多，而且是半公开地谈，在茶楼里都有人谈。
我因在理性上素不喜欢“资本主义”，当年坚持要留下来等待“解放”（1949年我的同学中有些人就走了），而且在香港举目无亲，所以从不作偷渡之想，但是，听别人谈有关情况，还是有兴趣的。
当时在广东偷渡，按方式可分走路、坐船两种；按路线，则有东线、西线之别。走路不是从广州直接走了去，要在尽量靠边界处有个基地，有亲友收留小住一段时间，熟悉当地环境、语言，因边境农民多为客家人，讲客家话。还要等待无风雨、无月亮的夜晚，出发时有人送一程，物资上也要作好充分准备，首先是指南针，初时在有些仪表商店还买得到，后来绝迹了，有人就用土法自制指南针。干粮要考虑到够三日用量。既云偷渡，就要昼伏夜行，无人可问路，有人反而危险，只能摸索前进，一个晚上能不错方向而前进二、三十里就很不错了，天一亮要即刻隐蔽起来。一般要到第三个晚上才能到达边界，准备翻越铁丝网，而铁丝网附近是双方防卫的重点很容易出事，香港那边沿铁丝网有公路，每隔一段距离有探照灯，不断扫视，后来铁丝网更装上先进的感应装置，一接触网就会被发现。
这边令人恐惧的是边防部队的狼狗。这些四脚畜生勇猛凶狠，奔速比人跑快得多，一朴上来就咬住衣服、皮肉往回拖。经历过这种场面的人，有的是一次就吓破了胆，从此不敢再尝试，有的则矢志不移，转而研究对付办法。据说办法还是找到了，即老虎的粪便哪怕是干的，对狼狗仍有威慑力，狼狗一闻到这种气味便不敢上前。据说有人向广州动物园虎舍的饲养员贿购虎粪，久之终于败露，园方换人加强管理，此路不通了。
行陆路艰难又危险，一般是年轻人才有勇气。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许多青年不惜买通公社、大队之手上有权者，离边境越近则成功机会越大，而出价也越高。当时东莞的凤岗公社和长安公社最为热门，广州许多人都知道。从这两个公社出发，两天即可到边界。
也有人不是走陆路翻铁丝网，而是游水过去。西线从深圳南头公社下水，附近海域有蚝（即“牡蛎”）田，紧附岸边浅水处，徒涉经过时常被尖利的蚝壳刺割得鲜血淋漓，而血腥味又最容易引来鲨鱼，鲨鱼比狼狗更可怕。东线，一般是从当时属惠阳的盐田下水，那里没有蚝田，但从陆路去惠阳要四天，增加了风险。盐田面对的香港西北地区，海面情况复杂，有些海岛荒无人烟，困难很大，据说有次一对恋人在东线偷渡，正值冬季，海水温度很低，男的竟在中途冻死，女的拚死将情人的尸体拖着游到对岸。有了这样的故事，东线渐成为畏途。
走哪条线可以慢慢考虑，游泳的本事必须过硬，而这在游泳池里是练不出来的。每年泳季在珠江里练兵已是公开的秘密，地点在珠江铁桥以上的河段，以反复横越珠江来锻炼，又练习在水上进食，排泄等各种本领。
陆上越“网”，海上破浪，好处是个人行动，失手后牵连不广，而且所需费用不多，但这毕竟是年轻人的事业。中、老年人只有改取坐船之法了。坐船，相对而言较安全，但带有集团性质，出了事问题较严重，够你交代的，而且要付一笔不小的费用，但中、老年人是没有其他选择的。
在“文革”之前，我没有考虑走此险着，别人谈起只是当故事来听。而事到如今食宿无着，前途凶险，不由人不考虑了。我的选择只能是坐船。
1967年初，听朋友Ｆ君说他认识一个姓Ｚ的，有这方面的门路，一时我很心动。Ｚ某是个工人，也是归侨，个子小，却留着一撇胡子。大家背后叫他小Ｚ胡子。Ｆ问我是否参加，近期就会有行动，我则担心这笔费用开支不起。我在犹豫，而人家的事却在进行，机会难得不容错过。后来又获知收费还算合理，我勉力罄其所有亦可参加这次“旅行”，我终于决定走吧。钱交了，一切等待别人安排。
到1967年１月得到Ｆ转来的通知，过两天启程，先坐汽车到增城新塘，下车后沿公路步行去东莞，载我们的船停在麻涌附近，步行时要把队伍拉开，三三两两结伴而行，“一切行动听指挥”。这群人共有多少，谁发号施令我全不知情，所识惟有Ｆ君一人。
出发之日，一早在越秀南路汽车站上车，车票已有人买好，车上坐满了人，无从分辨哪些是同道中人，哪些不是。
汽车从市区穿东北而过，恰好经我“家”门口，我心里默念妈妈再见了。天可怜见，如能平安抵达彼岸，再写信回来，谅她也能理解我的不告而别，我不想让她担心。
到新塘下了车，沿公路往东莞而去，估计同怀此志者大概有十一二人、有男有女，而距离拉开了，连面貌也不清楚而无从彼此交谈了。
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普照，一路也无人盘查，似乎是吉兆。可是越走天气越热，脱掉了棉衣，不行，还是热，又脱掉了卫生衣，我想糟糕了，这种所谓的“回南”天气，一出现就要持续一两天，“回南”即冬天刮南风，显然对南行的船不利。天老爷在捉弄人，你有什么办法？
下午三、四点钟左右，经过一座桥，桥下是条小河。前面有人传过话来说这就是麻涌了，但此时不宜下船，也不宜在附近逗留等候，决定去东莞县城吃晚饭，吃完饭再走回头路，在夜色的掩护下下船。
也只有听指挥了。到县城，已万家灯火，跟着前面的人进了一家餐馆，连招牌也没看清。这餐饭是要自己出钱的，我虽一路炎热、疲惫，实在没什么胃口，但吃了这一餐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吃下一餐，也只好硬吞强咽下去。
吃完饭，看一些人却久坐喝茶不走，猜想是夜深一点也就安全一些吧。到九点钟那些人动身了，我们远远跟着往回走。这段路走得不辛苦，一路有晚风吹拂，不过思想比白天紧张得多，随时有出问题的危险。
走了一两个钟头，远远已见月光下的小桥、小河。前面的人没有过桥，就在桥头转上河堤，在堤上又走了两三里路，桥不见了，而堤上前后稀稀拉拉十来个人却清晰可见，稍有警惕者一看即会觉得形迹可疑。真叫人放心不下。
终于看到堤边湾着一条小船，目测印象似乎长不及丈，心想这么个玩艺怎么能出海呀。
前面的人陆续下船了，我们是队列的尾部，走上船时舱板已打开，下面黑糊糊的，一条汉子低声催促道“快下去！”哪里能快呀，舱板下已挤满了人，高度有限，都躺在舱底，我们下去后只剩下一点地方摸索着躺下又伸不直腿，估计舱的宽度只三、四尺吧，无怪广东人叫这种偷渡方式为“屈蛇”，即蜷曲着身体像蛇一样。
我躺着时，手脚似乎都无处放。这种船如果在海上出事，闷在如罐头中的人必死无疑。
上了船就巴望赶快趁夜开船，巴望遂愿早点平安到达彼岸，可是完全没有开船的动静，舱板上偶尔传来谈话的声音，又听不清楚，弯腿曲臂久了很不舒服，舱底空气渐渐混浊更令人难以忍受。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仍无动静，真要命，有人传话下来，说因为“回南”船家不愿冒险出海。他不愿，谁都没办法，七捱八磨，估计天都快亮了，真是急死人！
最后，有人不知是谁作了决定，撤。也没说是否改期再来，但不趁此时回撤。留在船上天亮后会被一网打尽，于是一个个爬出来，拉长了队伍，沿堤上公路往回走。
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前面一条大河，对面有屋舍，隐见灯火，有人说那是中堂镇。这么早居然就有人还是个妇女在摆渡，渡船要差不多坐满了才开，此时才看清楚我们这批人的模样，多为中年，也有三个青年妇女。个个有气无神。船客中有个上了年纪的向船娘打听对面有没有“茶居”（即茶楼）、船娘指着一座有灯的楼房说那就是。
上了岸，进了茶楼，已有些茶客在，现在事虽不成但人安全了，这才觉得有些饥渴。各人自找座位，自叫点心，喝着热茶，舒展一下身体，同时也消磨一下时间，等天大亮之后再走。
归途不用担心了，往广州走是没人注意的，到了新塘汽车站买去广州的票也是不要证明的。一路畅通无阻，回到同去朋友的家，他太太刚准备动手做午餐。看到丈夫回来，惊喜交集，她已担心了一天一夜又半个白天了，虽不成功，但人平安归来，就足够她开心了。
初战不利也就没有再战之可能，钱没有了，以后有机会也玩不起这种游戏了。那笔钱呢，是船家未退还是小Z吞了，或他们分了，只有天晓得。
卖血为生
铩羽而归后，困窘到无以自存，简直是山穷水尽，过不下去了。谁知“柳暗花明又一村”。
同命运的朋友介绍说可以去卖血，卖给广州市中心血站，地点在登峰路独立５号，是不与任何建筑物毗连的一座院落。卖血只需广州市居民证，不需其他任何证件，检查身体认为合格后即记入表册。需要时通知卖血者按规定时间、地点去供血。地点大半是中心血站本身，也有的是其他医院。每次量为300cc，给酬60元。抽完血后另给牛奶一杯，蛋糕一块。朋友说得清楚、明白，显然是已经去卖过了的。
我那时34岁，身体状况还可以，也略有些卫生常识，知道卖血对身体并无大碍，如今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也只好硬着头皮去试一试了。
去到独立５号，见到门房外已聚集了很多人，有的是接到通知而来的，有的是申请参加这支队伍的新兵。两种人一看即知，“新兵”犹豫不安，常低头，委曲之中又有些不好意思，不多说话，心事重重。“老兵”们则久经沙场，毫无顾虑，大方得很，大声说话，互相打听，嘻嘻哈哈，若无其事。我未预料到的是女性居多。
到了办公时间，工作人员来了，队伍分为两支，“新兵”去填表，“老兵”则听候问话。一边没有声音，一边声震四方。我在填表，听到那边工作人员问“什么型？”只听女“老兵”们高声回答“尖顶”、“扎腰”。
什么是尖顶、扎腰呀？仔细一想，明白了，尖顶者Ａ也，扎腰者Ｂ也。女兵不会念Ａ和Ｂ，发明了这么个形象生动的叫法，奇怪的是Ｏ都会念。一般血型只有Ａ、Ｂ、ＡＢ和Ｏ四种，会说尖顶和扎腰就毫无问题了。
我填表后即被嘱咐排队进入中心血站体检，包括测验血红素，结果合格，此后是等待通知。
通知的方式是信函和传呼电话单两种，信封上印好“独立５号”字样，传呼电话单上传呼人则注明姓“钟”，一看就明白。难得血站有此好心不将内情泄露给外人。
我第一次是由信函召往中心血站的，去后还要作一次血色素检验，结果亦合格。护士就动手给我肘弯部进行皮肤消毒，然后领入采血室，让我躺在外间的采血台上。里外间用玻璃小门隔开，里间的采血护士推开玻璃门，伸手出来给我打局部麻醉针，片刻后用胶管将我肘部扎紧，然后用一支很粗的带胶管的针插进血管，插时有些痛，但可忍受。我侧过眼清楚看见自己的血通过胶管流入采血瓶，并不怎么恐怖，但心里却不好受，我如今落得要卖血为生了。护士见到血流正常，就用一块胶布贴着针头固定在附近的皮肤上，再去料理第二个。原来就是这样，没什么好看的了，我闭目养神，脑子也不再想事，没什么好想的了。
采够了300cc，护士来撕去胶布，拔出针头，用一支消毒棉签压住针口，嘱咐我继续压它十分钟，并吩咐我到邻室去“喝牛奶”，喝完牛奶，吃完蛋糕，领到了卖血钱60元，我才有如释重负之感。
我怕会因失血而眩晕，小心翼翼往外走。还好没有什么异样，感觉对身体影响不大，我放了心。
这６０元是我的活命之资。采血是三个月一次，因此这60元我要用3个月，每月20元，４元一张月票非买不可，实际我每月的生活费只有16元，最好是控制到12—15元，稍有余存，以防万一，过了3个月收不到通知怎么办？
我现在明白了，一开始干了这行，就仿佛是种职业，到时就盼着通知来，过时而未收到通知，有人甚至找上门来等机会，偶尔持通知来者临时检验血色素不合格，血站工作人员就会到门房找替补者，次次都能找到。卖血的人很多有时甚至可说是争先恐后，在竞争中吵嘴，骂架的事也时有发生。
女人争起来特别厉害，有时工作人员问一句有没有“尖顶”，会有一群女人大叫我是“尖顶”，我是“尖顶”。她们嚷得令人心烦，转念一想，又令人心酸。
我还放不下脸主动上门去兜生意，但过期收不到通知也有些焦躁、彷徨。
去惯了中心血站，反而把它当个血液购销中心，无非是买卖双方，似乎没有太多精神压力。而奉派去医院，感受就很不同，那里的人是施治和求诊，我辈去了，明显感到是一种“卖身”（血也是身体的一部分），内心感到卑微、可怜和屈辱。我去过中山医学院、工人医院，不很想去又不得不去。
还有一次是去157医院，只知道个大概方向，一路问人，两次转车，又兼那天细雨霏霏，心里更阴暗了，确有“路上行人欲断魂”之感。如果是义务献血，我想感受会完全不同，我们是拿血换钱呀！
现在回想起来，心情很复杂，如果我没有找到这条门路，也许我就活不下来，它毕竟支持了我达三四年之久。
我也许不应该有什么内疚，沦到卖血是因为穷，而穷非罪。我不是没有或不愿用脑力或体力换取生活来源，而是不被准许按常规谋生，也没有地方讲理，社会把你推到了任其自生自灭的地步，不求生则只有自灭，即使死囚犯在未处决之前还是得让他“生”的。我还够不上死囚犯，而生活之无保障，则过于死囚犯。
我卖血总量大概有四、五千cc，对身体有何影响，当时看不出来。进入晚年之后，我觉得身体衰老速度快于常人，大约是超前十年。是否与此生涯有关系，不敢肯定。如果是，也就无法可施，只有来世重新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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