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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上一篇题为《八路军的洋“少校”王安娜》称，王安娜后来“在华北敌后根据地千里行军，坚持不骑骡子；长了满身虱子，便想起毛泽东对她说的：‘只有长过虱子的人，才算是真正的中国人’”。如果真有其事，只能说明来自德国农村的王安娜还不如毛妾江青有教养。至少江青曾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以蓝苹之名在上海《大沪晚报》上发表文章《家庭里的事》，明确表示“清洁卫生，是必须讲究的”。王安娜甘愿被毛泽东欺骗，也帮着毛泽东骗人，实在可悲可叹！
从王安娜的回忆录和曾当过王炳南秘书的程远行的相关著述来看，王安娜在大陆的十九年，主要协助王炳南、周恩来和宋庆龄，以诸如“保卫中国同盟”代表和“八路军少校”的身份，为共产党做联络、宣传及统战工作。王安娜也曾负责把国际援华物资偷运给躲在后方的共军，为共产党趁机发展壮大出了不少力。
中日战争时期，王安娜在上海的活动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一位在柏林结识她的日本人出面安排她去了一趟东京。王安娜没有因“日本之行”改变其亲共立场，但这趟没有请示中共的自由之行却激化了共党对她的不满与猜疑，本来她就被怀疑为“双重间谍”，这下给王炳南带来更多麻烦。程远行写到，“王安娜为此很苦恼、很失望。她为我党做了许多出生入死的工作。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跑印度支那、跑香港、跑敌占区、跑前线，从来就没有一句怨言；而今，却因为这件事先无法请示的‘日本之行’，让自己的丈夫在党内挨整，她很寒心。为了不影响丈夫的工作和前途，也为了解脱自己的苦恼，她决定和王炳南分手。”
王安娜最迟一九四一年又回到重庆，因为红色卧底冯亦代在回忆录中表示那年在重庆结识她。毛泽东制造了借国军之手，清除党内异己项英的“皖南事变”后，王安娜积极配合周恩来及其领导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与外国记者和各国外交官联系，向他们说明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的真实情况，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这是中共媒体对王安娜的赞美，从中可以得知，王安娜一直被中共利用来散布颠倒黑白，扭曲事实的红色谎言。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同情和支持中共，但没有加入中共的王安娜作为宋庆龄的助手在上海为“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反对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继续利用各种机会向红区运送紧缺物资。
一九五五年，王安娜离开红色中国。王安娜不是斯诺，毛泽东不需要她，从此她被拒之于国门之外，无法与唯一的儿子见面。一直到一九七九年，红色中国的大门才为民众开启。王安娜才得以作为中共的朋友到中国参观访问，受到她在延安结识的邓颖超和康克清接见。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发生时，王安娜和我都在德国，或许她也象我一样从此看穿中共，总之，她一九九零年才病逝。
王安娜自己说：“我不是置身局外的旁观者，而是新领导人的朋友，是他们事业的参加者”。王安娜不仅属于挑动支持杨虎城与张学良武力绑架蒋中正，要挟国民政府停止剿匪计划的红色势力，而且为国际共产势力打着爱国救亡的旗号混淆视听，暗中发展势力，最终颠覆中华民国发挥了难以估计的作用。
与萧三的德国妻子叶华相比王安娜还算幸运。“文革”中，叶华和萧三被以“苏修特务”等罪名关押了七年多，出狱后又被软禁了四年多。而王安娜只是饱尝了与儿子分离的痛苦，没有尝过红牢的滋味。不过王安娜的中国丈夫王炳南和她在回忆录中赞美的林彪们与沈钧儒们就没她在西德这么幸运了！（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