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7月15日讯】一、灭门之灾：11条无辜生命的惨死
我27岁时（1956年4月）担任云南省威信县长，两年零4个月后（1958年8月）从县长岗位上打成右派而失去自由，21年后（1979年春）改正，任昭通师专副校长时已50岁满过，任职十年后离休。我个人生命中有四分之一岁月纯因无缘无故无罪无错惨遭囚禁迫害和极度屈辱摧残而虚耗，我家庭的全体成员作为最典型的顺民，劳动者，自耕农，就有11人在无罪无错无缘无故中被暴政凌虐屠戮殴打摧残逼迫而死于非命，其实况之惨烈残忍，旷古未闻。今年我已82岁，以健在之身和清醒之神智，自述亲历亲受亲见亲闻，为历史留一笔实录。
毛泽东的爱将谢富治在1952至1959年以省委书记兼昆明军区政委职权主政云南的七年内，他直接组织指挥和全程操办了镇反、土改、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反地方主义、农业合作化、肃反、反右派、大跃进这十大政治运动。因其整人杀人超额完成任务而政绩显赫，遂在大跃进高潮期间“荣升”中央公安部长。也就在他杀人最疯狂期间，我的家庭作为滇东曲靖专区宣威县西泽乡山区农村的自耕农，只有3亩水田、10亩旱地，一小片烧柴林，全家都艰辛从事农耕而仅能勉强糊口，按土地改革法的明文规定最多只能划为中农，但硬要把我的家庭划为地主。因为谢富治入滇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土改的“重要指示精神”：不准搞“和平土改”，也不准搞“依法土改”，把中央人民政府明令颁发的《土地改革法》文本全部收缴销毁，所有土改工作队要学1927年的毛泽东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省地县委在多层次的干部会上一再传达：有的人认为我们建国了，有了政权了，就准备按法律法令来施政了，这是完全错误的。打土豪分田地这个革命传统不能丢，打就要打到肉体，镇反和土改就要见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政策依据和执行方案，敌人骂我们是痞子运动，我们就按这个咒骂来组织农会和建立阶级队伍，就是要有一些下得了毒手的勇敢分子来打开阶级斗争的局面，再小再穷的村子也要划出地主富农，不杀地主怎么调动得起贫雇农的力量？不造成三代人的仇恨还叫什么大镇反？不流血怎么叫阶级斗争？怎么叫无产阶级专政？缺乏阶级仇恨就是缺乏党性，就是不接受毛泽东思想，就是根本立场问题。——类似这样的“党性教育”语言，在上述十大政治运动中充满了整个精神空间，塞满了全部社会生活领域。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我这个3亩水田、10亩旱地的自耕农家庭，被强行划为地主，由此造成我家庭成员的惨烈后果是：
祖母浦三妹，土改时71岁了，双手的指头被裹上棉花浸上菜油，“十指点天灯”，在疼痛惨叫中昏死，又被四名痞子抬起四肢，架在火上当众烤死，再把残存的尸骸丢进山水沟。
父亲吴绍昆，省立高等师范数理化专修班毕业，曾在开远、建水、沾益县任过税务局长，又在宣威县左所小学当校长，后到宣威中学师范班教数理化，最后在昆明厂口乡开中药店，1952年被抓入昆明监狱摧残折磨，出狱就惨死，年仅44岁。
母亲浦双英，一个善良的农家妇女，土改中遭受十多次残酷斗争，被殴打至半死，由我十二岁的弟弟吴之玄用马驮回家，死在半路上。
伯父吴绍崟，土改中受不住酷刑吊打折磨，跳崖而死。
四叔吴绍煜，土改中被威逼，从碉楼的四楼上跳楼身亡。
小叔吴绍煌，土改中被殴打逼迫，两度逃至山林避难，活活饿死山中。
我的儿子吴兴亚，是我原在老家由父母包办而娶的妻子浦定芝所生的孩子，因我全家主要成员都已死去，无人抚养，就交由昆明厂口乡我的后母去照管，1958年我被划为右派劳教后，孩子成为政治贱民，在长年累月的政治压力和生活折磨下已经瞧不见任何希望，随即文革开始，全国性的屠杀“黑五类”成风，孩子在花季年龄的19岁，在绝望中自杀。
岳父浦恩高，也就是前妻浦定芝的父亲，自耕农，土改一开始就被关押批斗摧残，打成重伤后，在押解的担架上吞鸦片颗粒自杀。
岳母张二妹，土改中无法忍受酷刑，更无法交出本不存在的浮财，被逼迫上吊自杀。
姑爹叶家林，土改中被斗争、吊打，追逼其交出根本没有的金银烟土，他谎称有，而且藏在房梁上。于是爬上房梁跳至石板地面自杀惨死。奇怪的是他的老妻吴巧莲，也就是我姑妈，竟然以幸存的生命活到105岁（2006年）无疾而终。在我1958年划为右派以后的21年受害期间，60年代曾经以“摘帽右派”身份安排在镇雄县当林业员，仍处于被歧视中，我在该县芒部乡板桥村与一位农村姑娘宋儒芬结婚，生一男孩吴兴文。他3岁时由感冒导致肺炎，这本是很常见、很易治愈的儿科疾病，但在当时极度贫穷、极度歧视压抑之中，宋儒芬因“嫁给右派分子”而被列为群众监督对象，不可能及时送孩子到医院就诊，孩子吴兴文不治而亡。
以上，我的家庭成员8人和近亲属3人，共11人惨死于毛泽东暴政之下。这仅仅是毛泽东时代神州大地深重苦海中的一片树叶。我想，这是一片最典型的样品之叶。
谢富治正因为建树了这些血淋淋的政绩而荣升公安部长。文革刚开始的1967年初他就麇集在江青旗下，颁发“公安六条”，其核心是创造出“恶攻罪”这一新罪名。就是“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中央文革者”，以‘恶攻罪’处死刑”，由此开始了神州大地新一轮大屠杀。
中国现代史（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和当代史（1949年至今）的学界同仁有一个共识，就是把谢富治、柯庆施、李井泉、刘澜涛、吴芝圃五人列为中共省部级军政大吏中血债最多、最受毛泽东器重并委以重任的“五条狼犬”，而奉命豢养和培训狼犬的驯兽师名叫康生。由这么一伙法西斯恶棍来祸害神州，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杰作。
我作为一名中共官吏中的县长，没有丝毫能力对11名骨肉至亲施以半点救助，这是我终生第一大愧疚。这一深深愧疚之情将保留在我的骨灰中。即使在我个人最顺利的当县长的五十年代中期，在省里开会时我向带队的昭通专员原德明请假：“这次散会后要经宣威才能回威信，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回过老家了，我想请三天假回去看看。”想不到原德明这位43师军转干的专员竟然翻脸大声训斥我这个县长：“你还在留恋你那地主阶级家庭吗？不准！”
二、从一名“进步学生”到一县之长
1937至1945八年抗战，正值我小学五年级到高中毕业这段黄金年华，我在故乡云南省宣威县度过了由少年到青年的单纯日子。因为当时父亲在宣威中学任教，我就随他在县城读书。1947年18岁，我考入云南大学外语系。时值以昆明为中心的大后方学生民主运动高潮时期，西南联大和云大是学运的大本营，1948年我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民青，49年参加中共。
1949年8月受组织派遣离开云大，进入滇桂黔边纵游击队，赴会泽县者海区开展建政和清匪反霸。1950年云南“解放”，我任会泽县供销联社主任。1953年春奉调到威信县组建县联社。那时的县供销系统负责组织全县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又负责农副产品的收购和运输，而且还要建立一些本系统内的手工业企业。县联社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实际上是全县人民生产生活的物资供应部门，是一个实体经济网络。县联社进入了有效的经营管理后，专、县两级认为我“有能力”，就于1956年4月经云南省委批准，由我担任威信县长。县长的任务是管全县经济。
就滇东北11县乃至全省而言，从1950年建政到1952年，昭通专区级、县级的党政主要领导都由地下党和边纵人担任。自1952年谢富治持着“尚方剑”入滇主政起，他全力操办三件事：第一，在组织、人事、政法岗位上用二野四兵团的军转干全面换下地下党边纵干部，简称“南下换地下”或“枪换肩”。为此，当上昭通地委书记的二野43师政委薛韬把该师近百名连级干部越级提升为县级，来完成这种替换。而地下党和边纵干部对此毫无异议，说这些南下的军转干“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仗比我们打得多，经验丰富，我们应该虚心向他们学习，时时事事尊重他们”。
但是后两件做法就彻底露了恶意，这就是1952年“换肩”之后迅即开始的“反地方主义运动”，把已削去实权的云南地下党边纵干部强行安上“地富路线”、“土匪武装”一类政治罪名，进行专政性质的政治迫害，用残酷手段整死整残整垮数百名干部，其真实性质是打掉一个并不存在的虚构出来的“云南地方主义”，而建立起一个货真价实的以谢富治宗派为核心，以山东和山西人为主体结构的地方主义（但是随即又在其内部进行争权夺利的拼搏，山东帮排斥山西帮）。
第三件做法就是在1957、1958年借反右运动，对云南地下党和边纵干部实施整体围歼。
直到2007年反右运动五十周年，才由内层传出，就是1949年渡江和占领南京后，坐镇了北京朝廷的毛泽东对大军区级党政军班子下达了一个“新十六字方针”，规定对于地下党和游击队干部要“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说直白点，政权到手了，鸟尽弓藏、卸磨杀驴了。
由此，中国人才终于明白了谢富治所持的尚方剑之诀，也才终于找到了他治滇七年所有凶残不义之举的思想来源和圣旨依据。
1953年我到威信组建供销合作联社就绪后，鉴于联社承担的经济任务份量之重，1954年让我进入县委班子。县委书记杨谦维是43师政治部一名宣传科长，山西长治人，为人骄傲蛮横，主观武断，自称是“党之骄子”，是“薛政委最宠爱最信任的干部”。另一位副书记兼公安局长何启守更有过之，作报告“西瓜”连篇，经常训人、骂人。一次他叫我大量收购洋芋种，我耐心解释说明供销社初建，县社房屋简陋窄狭，资金不足，如勉强大量收购，势必大量霉烂损失。他仍坚持要收。我无奈只有向昭通合作办事处王文炳主任请示，他实事求是地同意我的意见。可在当年学习七届四中全会批判“高饶反党集团”的本县四级干部会议上，我被重点批判，说我“不执行县委批示，闹独立、分裂和摆脱党的领导”等等，同时受到批判的还有团县委书记雷映华（女，边纵地下党）。我第一次想到“高饶事件”与我们相隔千万里，跟我们毫无关系，为什么要这样胡扯呢。
1954年，何启守看中了银行秘书马燕这位年轻回族小姑娘，企图强迫娶为己有。马燕不从，何副书记竟持枪强奸。在一次县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马燕含泪走上主席台揭发何启守的兽行，立即被杨谦维书记阻止。马燕有冤无处诉，当场昏倒于会场。杨谦维全力包庇何启守，在干部中散布“这个小马太不像话，自由恋爱嘛！何同志向你求婚，不同意就算了，何苦纠缠不休呀！”马燕终于被强加“小集团活动”的罪名开除公职，她忧郁成疾，后经多次向上申诉，收回威信县降级使用作医院挂号员，1957年终于找到迫害机会，把马燕划为右派，送大坪劳教。
1955年，继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大冤案之后，毛泽东又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以“肃反”为名的新一轮打击知识分子的高潮。谢富治、薛韬、杨谦维等进一步整人。杨在威信县委扩大会上提出“江新泽（边纵地下党员、时任县委秘书）就是个反革命”，证据是：一是他偷听敌台（偶尔扭错，好奇听两句），二是县委召集四级干部会，叫江务必要把乡社干部通知到齐，结果仍有边远乡社干部三四人未到，这是“江秘书有意不通知，破坏四干会”。会上有人提出“也许他是通知到了，说不定家里有事未来，也未可知。”杨谦维板起面孔训斥：“你们这些人，就是没有擦亮眼睛，只看得见拿枪的敌人，看不见暗藏的敌人，和老虎睡觉还不自觉，你们的立场站在哪边去了？”谁也不敢再说什么，因为杨谦维是一言堂。江新泽因此而被抓进监狱，很久后平反。
合作化以来杨书记曾在双河区亲自培养了一个苗族社长叫杨洪灿，全县在这里召开过多次合作社样板现场会，一时间杨洪灿成了有名的先进人物，曾到地区和省参加过先进模范会议。此时杨书记听信谗言，说“杨洪灿不是出身贫农而是破落地主”，“暗藏在社里大肆贪污，虐待社员”。杨书记“擦亮”眼睛一观察，觉得他真像一个暗藏在农村的反革命份子，就亲自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戳穿反革命份子杨洪灿的真实面目”，印成数百份小册子发到机关和和全县农村去学习，后将杨洪灿判刑十五年，没收全部家产。以上两件冤案终于在被害人不断申诉后的两三年内，得到复查平反。此类出尔反尔、翻云覆雨的手段，明眼人一看就知是从毛泽东那里直接学来。
三、马家乡饿死人事件是恶势力反人民的铁证
1955年春天，威信县有干部向县委反映，马家乡两个月内饿死70多人。县委派几个医生下去了解，是否有什么“传染病”发生，实际上由于杨谦维过左的推行粮食统购统销，规定每户除交公粮外，每人只留350斤口粮，其余全部作为余粮卖给国家，造成一些乡社收粮过头，缺粮饿死农民的情况是的确存在的。但政治压力很大，群众和干部不敢说，怕挨批评、斗争，怕扣上“反对粮食统购统销”的大帽子。医务人员向县委汇报也是吱吱唔唔，说是“黄肿病”、“黄皮寡瘦，没有精神就死了”，“也许是缺乏维生素A、B、C”。杨书记说“在我们北方大灾荒年，草根树皮都要吃掉多宽，马家乡又不见如此呢？”医生说“我们见到群众上山挖蕨根吃的倒是不少。”何启守副书记连忙说：“蕨根打了澄出来的粉是一种最好的营养品，有这东西吃，还叫缺粮饿饭吗？”讨论结果草草收场。几个星期过去了，马家乡饿死人的消息在机关干部中议论纷纷，县政府秘书共青团员林昌其就直接写信报告了周恩来，大意是说：“威信县委官僚主义严重，压制民主，过左执行粮食统购政策，饿死了人还不承认。” 周批示，叫云南省委查明情况。省委将周批示连同林昌其的信件转发至威信县委（当时在县委会上传阅，我亲自看过），此事又拖到1956年，地委派中级法院副院长陈纯伯带工作组到威信复查，县委书记叫我参加组成联合工作组，任副组长。一行十多人，共赴马家乡进行调查，那时我已由宣传部调任县长，经过二十多天对死者家属逐户走访，打消顾虑，一些家属说了真话，最后工作组一致认定25人属于饿死，县委会议上也无可非议如实上报，结了此案。但事情出人预料，此次调查结论竟然出现逆转。
1957年春，中央通报广西某县饿死人，原地委某某两个领导受处分，县委书记被撤职，令全国各地及时检查上报是否有类似事件发生。昭通地委指示再次复查马家乡事件，杨谦维书记吓破了胆，又叫我带原威信工作组再赴马家乡调查，经多天访问分析，工作组认定，仍有17人是缺粮饿死无疑（此时群众顾虑更大）。向县委汇报时杨书记说：“我就不相信马家乡会有人饿死，你们是听富裕农民抵触粮食统购统销的叫喊作调查的，你们的立场站到资本主义那边去了，现在由何启守副书记任组长，吴之伯同志任副组长，明天就去马家乡再次调查。过去调查说这里有25人饿死，我很有怀疑。”
这位何副书记的能力，真比我们高明几倍。刚到马家乡的第二天，他就通知死者家属到乡上开会，首先由他操着北方口音大声向大家作报告，讲粮食统购统销的好处“就是要让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为了支持国家工业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你们说统购统销政策好不好？”一个个衣裳褴褛、面黄肌瘦的死者家属有气无力的回答“好好好！谁敢说这个政策不好！”何副书记得意的又问“既然好，那么统购统销会不会饿死人呢？”大家互相观望、七零八落的回答“不会！”“不会！”他又说“既然不会，那你们的亲人是不是饿死的？”大家冷冷的回答：“不是，不是，是病死的。”何启守非常满意，叫人拿纸笔来，一个个写上姓名，盖上手印，并要写明是什么病而死的，多数人说的是“黄肿病”少数人说的是“心口疼”、“脚杆疼”等等，结果马家乡的农民一个饿死的也没有，全是病死。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杨、何二书记早有安排，用这种卑劣的手段压制群众，既逃脱罪责又嫁祸于人。到了1957年整风反右中，过去参加过调查马家乡事件的一些人如中院副院长陈纯伯及邵克忠等均打成右派，写信给周恩來的林昌其不但划右，还上升为现行反革命，投入监狱判刑十余年（劳改几年后出狱）。
四、打成右派是专制暴政下的必然
1957年底，省委召开六次全会，安排58年大跃进工作。省委书记谢富治布置“反右补课”。他说的是：要把明年大跃进搞上去，必须把党内县以上隐藏得深的右派分子挖出来，要从边纵、地下党，大中学生，出身不好的人中去找，像挖山药蛋一样一窝一窝挖出来。
1958年3月，县委开始“整改补课”，我从黄水河大堰调回参加。地委派组织部长范玉琦到威信坐阵指挥，我就被划为“右派”了。罪名是：“一、有意将马家乡病死的人说成饿死，又擅自批准供应水田乡彝族寨子粮食4600斤，反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二、他说党委机关与政府机关是平行的，企图闹独立，摆脱和取消党的领导；三、在宣传部工作期间，组织干部学习辩证唯物论，又在机关组织文艺队伍，是为了招兵买马扩大反党势力”。在最初对我的批判斗争中，我还以为有辩解反驳的权利。我声明“马家乡饿死人不是我一个人调查的；所谓‘党委机关与政府机关是平行的’，是杨谦维书记在会上传达的，有记录可查；批准粮食供应彝族寨子也是杨书记同意的。”得到的回答是“杨书记会说出这些话吗？杨书记会同意你批粮食支持资本主义吗？你的右派是本质决定的，是客观存在的，你是阶级敌人，没有你辩驳的权利！”我这才悟出要谁当右派不在乎鸣放不鸣放，当权者早已内定了右派名单，无法逃脱。什么党内民主，实事求是，言者无罪，全是虚伪的面纱。什么党的县委书记、副书记，看上去道貌岸然，他们可以说话不算数，决议可以推翻，不要脸到这种可耻的程度！半月后组织部长杨曙被强加“排斥北方老干部”的罪名而划为右派。实际上几个北方老干部是按上级文件自愿退休，杨谦维书记比谁都清楚，但硬要对杨曙栽赃陷害。宣传部长王文、财贸部长崔汝益、加上杨曙和我，四个县委委员均成右派，几乎占县委班子的一半。其中崔也不属边纵地下党，是土改中提起的农民干部，只是批评过何启守的老婆王菊芳，就成了打击对象。宣传干部张惠仙因为是杨曙的爱人，当然划为右派。县府秘书郑汝才、检察长周家福也都是右派。
1958年5月，谢富治亲自在省委中制造一个大冤案，即“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就硬说我们6个人是郑王反党集团“在威信的代理人”，名曰“以杨曙为首，吴之伯为骨干的反党集团”，是“有预谋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集团”。两尺多高的大帽子写上姓名戴在我们头上，反复游街示众，大小会进行不计其数的批斗。管理我们的那位打手杨大平对我出口漫骂，追问我们“集团”的秘密联系方式，都被我戏弄回击，他恼羞成怒，让我在烈日下罚站，不给我吃饭。但用尽手段并未取得他需要的效果。从58年3月到8月我们都过着这种被批斗凌辱的日子。凡是我工作过的地方都要押解我去“肃清流毒”，每次斗争会结束，跟着就是写不完的检查和苛重劳动：背煤炭，抬石头，修路，出夜工，栽秧，背肥土铺地等等，天天折磨得筋疲力尽。
一天下午，狗腿子杨大平带我到田坝乡去接受斗争。我在这里蹲过点，干部群众对我比较熟悉，杨大平命令我来回三十里到“两河岩”背青核桃。因未吃午饭转来，已是黄昏时刻，饥饿难耐，他令我开完斗争会才准吃饭，逼着来的群众约二三十人开斗争会。有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婆婆挤到我身后假装批判，暗中向我衣袋里塞进六七个煮熟的鸡蛋，另一只衣袋塞满五个苞谷粑粑。散会后，我边吃边流下热泪。善良的人民并没有把右派视为敌人。这给我极大的安慰，也是对反右的讽刺。饭后社长把我关进卧室上了锁，对我说：“吴同志，管他们喊不喊出夜工，你只管好好睡觉。”天亮了，杨大平到社长家问“吴之伯出夜工背肥土没有？”社长说“人家一夜背到天亮，刚把背箩放下来，我叫他去睡一下。”
一天带我到马家乡去批斗，他喊来约三十個人，杨大平高声说“今天斗争右派分子吴之伯，他说你们马家乡病死的人是饿死的，他反对社会主义，要走资本主义。”然后他叫事先布置好的两个人发言，群众看清是斗争我，不到半小时就三三两两散完了场。杨大平垂头丧气扫兴收场（后来杨大平这名痞子因反右有功，由一个市场管理员一跃而为县委组织部长）。
与此同时，昭通、鲁甸、盐津揪出了三个“反党集团”，镇雄县长欧阳兴科、会泽县长段建中相继“补课”为右派。
五、劳教生涯
好不容易熬到1958年8月底才宣布处理，我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以“极右”身分送到彝良县大坪农场劳教，还扣发我8月份工资。大坪农场山高坡陡，悬崖绝壁，阴雨多雾罩大，与朝天马老林接界。主产洋芋、荞子、苞谷，也有产量极低的十多亩水田和苞谷地，气候极为恶劣。500多名劳教员中以右派为主，又正当三年人祸大量饿死农民时期，农场分等吃饭，强劳动吃一等饭即一市斤半苞谷饭，中等劳力每天吃一斤二两，三等即弱劳力吃一斤。有时用小洋芋砍成小块，洒上一点苞谷面，伙食水平不如猪食。有时三斤洋芋抵一斤饭，由于长期缺油，半碗水煮白菜汤，加上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农忙栽插点种，农闲时背煤炭或深翻土地，一个个饿得皮泡脸肿。管教们提倡“互相揭发”，经常性的捆绑批斗，死亡屡见不鲜。我在场的三年半零十五天究竟死了多少人，缺乏精确统计。有人数过张家湾的坟堆有44个，还有死在半路和外地的15名共59名。这还是极不完全的统计数。
当然比起有名的甘肃夹边沟来这就不算什么了。但夹边沟是荒寒不出粮食的贫瘠山沟，而滇东北是粮食满仓的地方，照样大量饿死人。这是时代性的人祸灾难。如此的劳役生活我算是大难不死，1962年摘帽后安排我到镇雄县林业站当林业员，在农村安了家，在照样受屈辱中又熬过了十四年。后五年在中学教英语，直到21年后的1979年“改正”复职。威信县人大常委主任汪家友在大会上说：“当年吴之伯同志调查的马家乡饿死人事件，完全是真实的，说饿死25人，太少了，实际两个月饿死80多人。”
改正复职后安排我到昭通师专任副校长，可叹的是我在风雨飘摇中无所作为浪费了21年生命，到师专时已是半百之人。
其实我们这些“右派”，不论党内党外都是一些忧国忧民，忠心耿耿，有良心，有勇气，有智慧，有能力工作的人。对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错误反右运动直到今天尚未作出公正的历史评价，反右灾难的罪魁祸首至死不愿作半个字的认错，反右的副帅和主要操办者羞羞答答在历史面前作不出像样的语言解释，但又拒绝平反、拒不补偿。浅层次的原因是领袖面子，本质原因是坚持独裁体制，害怕民主思潮，死不放弃政治特权和已经到手的既得利益。这就是反右这笔巨大历史欠账和道义欠账拖延五十多年不敢正面清偿的原因。
但是，拖延越久，清偿的难度和代价就越大，这是党内外和国内外的共识。执政党被反右的罪恶绑死在耻辱柱上而不愿自我解脱，这就是当代中国人所共见的事实。
二○○九年九月二十日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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