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围棋来赌胜负、博金银，是古已有之。博彩在今天虽为人所不齿，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我国古代棋手勇猛善斗棋风的形成，也使得著名棋手可以周游天下，交流棋艺，而不用担心衣食之需。可以说博彩在围棋发展史上，有过亦有功，功过足相抵。
张大千《谢安围棋赌墅》
谢安赌郡
世间大凡能分出输赢的器物，皆可以用来进行赌博。围棋既有胜负之分，自然也难免俗。春秋、秦汉以来，六博与围棋并称“博弈”，可见将围棋用为赌具源流甚长。六博是靠掷骰子进行赌博的一种盘戏，围棋既然与之并列，想来还未达到“阳春白雪”之境。不过，围棋毕竟是一种高级智力游戏，既使用来赌博，也带有“落落词高”的味道，与后世那种掷骰、押宝、推牌九等低级滥赌自不可同日而语。
只要赌博，必有利物，俗谓“赌彩”。利物有贵贱大小，千差万别，但总可以归结为“名利”二字。说到名利，情况比较复杂。比如，一位棋手如何才能成为国手呢？他不但需要打败区邑之间的高手，还需要打败全国的高手，更主要的是打败前辈国手。这种激烈的生存竞争完全是一种人生的“赌博”，棋手要将自己的整个生活和前途都押在棋盘的胜负上。只要荣膺国手的称号，名利也就随之而来。这是以一生相博的大彩头。本文要谈的名利，专指小彩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下完棋即可兑现，如一笔钱财、一座别墅、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职……等等。
史料记载中，以围棋赌彩的故事很多，比较著名的有东晋谢安赌墅、南朝羊玄保赌郡、梁武帝赌石、宋朝王安石赌诗，等等。
谢安（320—385年），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安少年时便知名于世，四十余岁才出山，东晋孝武帝时位至宰相。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中，谢安运筹帷幄，大破前秦苻坚，成为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范例。而谢安在淝水之战中下围棋的故事，更是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晋书•谢安传》载：
时苻坚强盛，疆场多虞，诸将败退相继。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应机征讨，所在克捷。拜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建昌县公。坚后率众，号百万，次于淮肥，京师震恐。加安征讨大都督。玄入问计，安夷然无惧色，答曰“己别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复言，乃令张玄重请。安遂命驾出山墅。亲朋毕集，方与玄围棋赌别墅。安常棋劣于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安顾谓其甥羊昙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还，指受将帅，各当其任。玄等既破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
从上述记载看，谢安在淝水之战中至少下过两盘棋（当然，真正下过的盘数恐不止此数）。谢安的棋原不如谢玄，但是由于谢玄心怀恐惧，犹豫不定，也就输给了谢安。这就是心理状态给棋手造成的无形影响。谢玄与谢安的对比，表现出了谢安临危不惧的悠闲气度。大战来临之际，用下棋来故示从容，其用意并不是说围棋对战略战术有什么启迪，而只是表现军事家的大将风度，要掩盖自己内心的焦虑与不安，藉以安定军心和民心。局罢，谢安回头对其甥羊昙说：“以墅乞汝。”这便是谢安赌郡的由来。
赌彩为生活所需
两晋之后，大致从宋朝开始，社会上以围棋赌彩已很普遍，明、清之际则更为盛行，其流风一直延续到民国期间。尤其对于职业棋手来说，赌彩已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下面就乾隆时期的职业棋手，谈一谈赌彩的问题。
乾隆年间，全国弈风炽昌，强手如林。除范西屏、施定庵外，尚有前辈国手梁魏今、程兰如。其它如胡肇麟、李步青、藏念宣、赵两峰、童和衷、陈苑游、周春来、吴来仪、释贯如、蒋再宾、吴凤来、黄及侣、郑涟漪、朱天直、朱天叙等，都是一时俊选。其中虽然有一些家有恒产的士大夫、商贾之类，但大部分人，包括“四大名家”范、施、程、梁在内，都要靠下棋吃饭，即所谓职业棋手。实际上职业棋手绝不仅仅局限于上述一些名手之中，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大城市中，有许多靠陪人下棋、教棋吃饭的人，出没于茶馆、酒楼，大户人家、旅游地点或专设下棋场所如“棋局”之内。因此社会上活动的职业棋手，具体数字虽然无法统计，但数量肯定要比上述名手多得多。
职业棋手如何生活？作为一种职业，他们的生活来源有如下几项：1、达官富豪的馈赠；2、授徒所收束脩；3、著书刊行所得酬谢；4、下棋赌彩。这里首先需要排除家有恒产的人，如徐星友、胡肇麟，而是单指以下棋谋衣食的人。
分析上述四种来源，在一般情况下，棋手（主要指国手）在达官富豪家充当清客，时间不会太长，所得馈赠有时数目很大，但并非固定收入。授徒所得束脩及著书所得酬金，数目比较微薄，不足以度日。只有下棋赌彩，数目多寡不拘，可以天天时时进行，因而成为职业棋手的主要生活来源。
今天一说起赌博，无论其形式如何，一概斥为不法行为。但是对于封建时代的棋手来说，下棋赌彩如同市场中买货付钱一样，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赌彩有如下几类情况，常见的是达官富豪出具彩金，邀请棋手公开比赛，彩金的数目往往非常可观。国手的身分不同，没有钱是请不来的。请来之后若无赏金，国手也很难成局，或敷衍一局聊以应景。特别是前辈国手，心中常有持泰保盈之想，凡遇后进，多所顾忌。只有诱之以利，才能使其允诺对局。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国手在彩金的刺激下，无不施展平生绝技，勾心斗角，使棋局异彩纷呈，观战者也可大饱眼福，叹为观止。
据史料记载，周嬾予、范西屏的家境原来比较贫寒，但是在他们成名之后，对于金钱浑不当事，出手也很豪放。袁枚说范西屏“弈以外，虽诛以千金，不发一语”，“有所畜，半以施戚里”。这固然表明西屏为人高尚，但也说明他手头比较丰裕。由于他的名气大，有人送他钱，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他下棋赌彩赢来的。胡肇麟与他下棋，往往事先约定：输一子付一两银子。据《清代轶闻》载：
胡肇麟，扬州盐贾也，好弈。……每对局，负一子辄赆白金一两。胡弈好浪战，所谓不大胜则大败者也，……然遇范、施辄败，每至数十百子，局竟，则朱提累累盈几案矣。
肇麟与西屏对弈，前后凡30余年，所输金钱恐怕不在少数。《清代轶闻》又载：
一日，程（兰如）与范（西屏）对弈，观者如堵。程局将败，大窘，乃使人与范约，贿以五百金，范遂让程胜半子云。
……大抵乾、嘉时好弈者多，好名者每贿国弈求对子，国弈利其贿，亦许之。
上述两种情况，实际都是围棋赌彩的不同形式，也说明像范西屏这样的国手，赢钱的途径非只一端。
千两之棋
城市之中由于围棋活动兴盛，街肆、茶馆、酒楼、庙观皆设有固定的下棋场所，每天都有职业棋手和爱好者前去下棋，每局棋也必有彩金，俗称“彩盘”。彩金的数目或按一般规定，或可临时协商，形式不一而足，但免费对弈的情况应当较少。自然，这里的彩金数目不大，以一般爱好者愿意接受为标准，而天天来这里的职业棋手就像上班一样，他们也是好手，但还达不到国手的水平。由于每天能够接待不少人，所以他们赢的钱也足以养家糊口。其中如棋手之间相互赌彩、棋手与士夫豪绅赌彩，也常见之于各种记载。
这种记载不仅中国有，日本国也有。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曾在1953年专程前往箱根，采访住在那里的中国棋士吴清源，每日交谈三四个小时，最后辑成了《吴清源棋谈》一书。该书中涉及到了乾隆间两大高手范施对局时，彩盘大小的一些情形。
川端康成：在乾隆时期，（中国）似乎是没有名人碁所的制度，也没有御城碁般的棋赛。因此我才请教吴先生，乾隆皇帝是否会下棋或是喜欢观看对弈。
“不过，贵族或富豪主办的棋赛，却有悬赏的奖金。在乾隆初期，黄月天（龙士）独步天下，没有人能和他相抗衡。到了后来，则是施定庵（襄夏）与范西屏两人并立的时代。”吴先生如是说。
“但是不知何故，两雄之间的对弈局数很少，全部不过十二、三局左右而已。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富豪所举办的十局赛，这十局棋被称为‘千两之棋’，也就是说一局就相当有一百两的价值。而当时的一千两，以今天的价值来看，应该相当有一千万元吧？此二人就可以说是相当高强的专家棋士，并且一生就是以围棋为职业而持续地下棋。”
“也就是说，当时中国是有可以靠围棋为职业维生的棋士了。至于这一千两的悬赏金，到底是相当于现在的一千万元还是一亿元，我就不得而知了。”
围棋赌彩虽然具有赌博的性质，但不能简单予以否定。这种赌彩是社会对于棋手的艺术劳动所支付的酬劳和补偿。棋手从事棋艺活动，首先必须穿衣吃饭、养家活口。但在封建社会，国家方面由于种种原因，不能顾及棋手的生活，只能任其自流，自谋生路。棋手在社会劳务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而社会也需要这种劳动，作为报酬的支付方法，即是以彩金的形式出现。棋手所出卖的劳动和其所获取报酬的方式似乎很奇特，但在当时确实是一种通常的社会现象。
围棋赌彩有利也有弊。无须说，将围棋商品化，无疑是对这种艺术的亵渎。棋手将棋艺作为谋生的手段，势必阻碍他们对艺术的追求。由于彩金的诱惑，也助长了棋手中间种种不良风气的蔓延。但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中国传统的力战型棋风，未始不与赌彩有一定关系，因为赢得越多，所获彩金也随之增加，棋手也自然会向中盘搏杀的方向发展。更为主要的是，赌彩作为一种“工资和奖金”的方式，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棋手，使古老的围棋艺术得以绵延不绝。尤其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众多的棋手能够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周游全国各地，切磋角逐技艺，将我国的围棋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与社会上盛行的围棋赌彩，未尝没有一定之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