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圻”号巡洋舰
【看中国2014年09月03日讯】提到晚清，多数人脑海中马山会闪现，封闭落后、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貌似是个“国”就敢欺侮末代大清，其实那并不是史实，不过是受了近几十年来教科书和影视作品的影响罢了。与几千年的天朝盛世相比，晚清虽然不堪，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清朝末年，大清帝国还两次用炮舰威胁了墨西哥。
1905年墨西哥合众国的议院提出一条法令，禁止华工入境。清政府下令曾任驻美公使的伍廷芳就近交涉，和墨西哥政府谈判。
此前，美国政府已经公布了禁止华工的法令。取得英国法学博士学位的伍廷芳，在美国国会侃侃而谈，指责议员们违背了华盛顿的平等精神，议员们心知理亏，无奈美国工会势力太大，议员们迫于压力不得不强行通过这一法令。
看到美国禁止华工，墨西哥也跟着学样，而且墨西哥外交部态度强硬。伍博士发威了：“下旗！回国！电大清政府，派兵船来，再和你们周旋！”
闻听此言，墨西哥官员目瞪口呆，在场记者争相夺路去发稿，第二天，这条消息理所当然的成了各报头条，有的还配以大清帝国巡洋舰破浪行驶的照片。
墨西哥政府慌了，忙请美国政府调停，最终墨西哥人道歉赔款，废除了“禁止华工入境”法令。1911年，古巴、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发生排华事件。其时正值程璧光将军率“海圻”号巡洋舰赴英参加英王乔治五世加冕仪式，并应美国海军部邀请访问纽约，大清帝国令“海圻”舰返航途中“顺访”拉美诸国。
8月中旬，“海圻”号驶抵古巴首都哈瓦那，古巴政府态度立即转变，古巴总统接见程璧光时特意强调：“古巴军民绝不会歧视华侨”。“海圻”号原定在古巴停泊10天后，“访问”墨西哥，但此时墨西哥政府正式向大清帝国赔礼道歉，并赔偿了受害侨民的损失，于是，“海圻”号取消了此次“访问”。
只是，没有人料到，辛亥革命就在两个月后爆发，“海圻”号的海上扬威只是帝国最后的余辉。
在满清外交历史上，还有一个名字不得不提：杨儒。杨儒，字子通，号迪庵，隶属汉军正红旗，今辽宁铁岭人。先后任江苏常镇通海道、浙江温处道道员，1893年以四品卿衔任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1895年授太常寺少卿，1896年任驻俄、奥、荷三国公使，1898年晋工部右侍郎。1900年，俄罗斯趁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从北边入侵东北，烧杀抢掠，侵占奉天（今沈阳），并于1900年11月9日逼迫驻奉天将军增祺与之秘密签订了由俄国控制东三省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清廷获悉此事，大为震怒，立即宣布条约无效，将增祺革职，并任命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在圣彼得堡（沙俄首都）与俄方谈判。
俄国侵略成性，杨之艰难可知。1901年1月4日，一场十分艰苦的谈判正式开始，对手是俄方新任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杨儒大义凛然，针对沙俄所言条约是为保清国主权而言：“既言保我自主，何兵权、利权、命官权而不予？既称不利土地，何以东三省不为中国版图？”指出《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干预内政，侵我主权，断难接受，须重修约稿”。经杨儒据理力争，沙俄应允另立正约。
1902年，俄方另拟议款十二条，以武力威胁为后盾逼迫杨儒签字。杨儒公使以“条款须无损我主权方可签字”为前提予以拒绝。为维护中国领土主权，杨儒公使与俄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的谈判前后共有13次之多，每次均由陆征祥担任翻译和记录，经整理后电告清廷。
对于沙俄外交大臣在谈判中提出的主张特别是俄国不但要控制东三省，还要控制蒙古和新疆、俄军不撤出东三省、中国不在东三省驻军等，李鸿章与军机处电告杨儒“全权定计，朝廷不予遥制”，而杨儒态度坚决：“我是全权大使，不是卖国大使。”杨儒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置生死于度外，据理辩驳，使沙俄独占东三省为殖民地的阴谋未能完全得逞。
由于整日谈判不得休息，杨儒身心大受损伤，终于身体不支。限定画押的前一天，俄国最后一次约见杨儒，施加压力，杨儒再一次凛然拒绝。时值天寒雪大，杨儒回使馆下车时滑倒，不省人事，经医生抢救，仍神志恍惚，语言不清，中风不语。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2月17日，杨儒在彼得堡病逝。
杨儒的风范当时在世界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许多国家的驻俄使官自发组织，在彼得堡破例按照中国习俗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人们称赞杨儒铁骨铮铮，是中国的骄傲。
几十年来的大陆教科书都说清朝闭关自守，但如果认真看史料，并对比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那么将会看到，清帝国不仅没有闭关自守，而且相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可说是相当开放，也因此导致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中心地位。这是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所得出的结论。
他认为，19世纪初期以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16－18世纪流入中国的白银占世界产量的一半，而白银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硬通货，就是因为中国使用白银，西方国家要用白银来与中国做生意，因此为白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所以，中国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时，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大家都来和中国做生意，中国产品出口到国外都是出超。如果在闭关自守的构架下这种情况是无法解释的。此外，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也不可能实现闭关自守，正如史景迁所说：“从1600年以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就和其他国家交织在一起了，不得不和其他国家一道去搜寻稀有资源，交换货物，扩大知识。”
所谓清朝“闭关自守”，是到了19世纪，西方建立了西方主导的完善的国际贸易制度和贸易手段后，中国未能适应这种新贸易体系，才显得是闭关自守了。
在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历史书里，中国的历史在1840年似乎被拦腰砍了一刀，似乎1840年后直到1949年的中国，所有事情都朝坏的方向发展。不仅清朝政府腐败无能，中华民国的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一概都外交无能、内政腐败，软弱的难以言表。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内忧外患交织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竟能派出军队，千里迢迢远赴西伯利亚“强势”护侨。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不久，布尔什维克（俄共）发动政变（即所谓“十月革命”）。当时多数地球人虽然尚未体会过什么是“红色恐怖”，但是，部分俄国前政府的军队，不肯听命于俄共，西伯利亚地区支持“二月革命”的俄军成立了反布尔什维克的白卫军政府，俄共自然不甘心失败，不断暴动，使得整个西伯利亚地区一片混乱。西伯利亚原本是俄国强占的中国领土，紧邻东北，很多中国商人、手工艺人往来于两地之间，加上中国政府派往一战前线的数十万华工，俄共发动十月暴动时，滞留在西伯利亚地区的中国华侨多达百万之众。
这些华侨，一方面被白卫军政府以“居留票”的方式搜刮财产，另一方面，人身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一份阿穆尔省华侨总会报告中披露，华侨“财产任便处置，生命随意蹂躏”，“数十万侨民生命日居釜底，千百万财产形若累卵”。不仅如此，俄罗斯相互对立的武装派系，都强拉华侨的壮丁，套上一件脏兮兮的军装，这些只听得懂“乌拉”的中国人，就被投入到了枪林弹雨之中。
身处一日数惊的环境下，周边华侨纷纷涌向中国驻海参崴总领馆，“来馆呼吁，接踵而至”。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陆是元迅速将华侨们的艰难处境，以及他们的呼吁和期盼传回国内，并建议民国北洋当局“及早筹维，为未雨绸缪之计”。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在给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大总统、国务总理和外交总长的急电中，呼吁“若不从速进兵保护，不念华侨受其涂炭，即中国权利亦将损失，黑河更有何立足之地？”伯力中华总商会在发给北京的电文中说：“交通断绝，险象环生，侨民生命，朝不保夕，伏惟鉴原，迅赐设法派兵保护”。……
这时的北洋政府因为国内乱局正焦头烂额，但是雪片一样的告急文电纷至沓来，保护华侨是政府职责所在，义不容辞。外交部将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馆的求助电报提交国务会议审议。国务会议决定，由陆军部牵头，在奉天、吉林两省，抽调陆军进驻图们江，保边护侨。
控制东北的北洋奉系，与控制北京的皖系原本是两个派别，但是在护侨问题上却毫不含糊。奉天、吉林两省奉命，立即抽调了大批兵力进驻图们江，保边护侨。张作霖等还在华侨中推广自我保护办法：“一、财产造册送交俄官，以为损失索赔根据。二、紧急时悬挂国旗，标示华侨。三、各商设团自卫。”此时，为了保护本国侨民利益，日、美、英、法等国都派出了军舰，进驻海参崴。针对这种情况，国务会议再次决定，派遣一艘军舰前赴海参崴护侨。1918年3月20日，海军部指定了林建章率“海容”号巡洋舰担负出国护侨任务。
“海容”号巡洋舰，是当时中国海军的主力军舰。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向德国伏尔锵造船厂订造了3艘军舰，排水量2950吨，分别命名为“海容”、“海筹”、“海琛”，军史上统称为“海容级巡洋舰”。三舰在1937年抗日战争中，均悲壮自沉于江阴附近的长江航道，以堵塞日本海军的进攻之路。
1918年4月16日，“海容”号巡洋舰在当地华侨的欢呼声中进入海参崴港口。此前，已经有一艘悬挂中国五色国旗的商船“飞鲸”号抵达海参崴，“海容”号的到来，使“飞鲸”号的撤侨工作得到了巨大的支持。俄方禁止华侨搬运两具棺木上船，在外交协商未果后，“海容”号应总领馆的要求派40名士兵上岸，在岸边列队，俄方边检人员也只能退让，“始得将柩装运”。“海容”号巡洋舰抵达后的第三天（4月18日），“飞鲸”号就满载了1165名华侨，起锚返航烟台港。
此后，针对华侨的暴力行为大大减少。虽然“海容”号的进驻，为中国侨民打了气，但对于百万侨民而言，实属杯水车薪。随着俄国内战愈演愈烈，协约国各国积极筹划出兵俄罗斯。北洋政府也表示，将随同各国一起出兵西伯利亚。
1918年8月2日—8日，日、美、英先后发表出兵宣言，正式对俄国内战实施武装干涉。日军的人数，最多时高达72000人，美、英、意、法等国军队分别达到9000人、5800人、1400人和1200人。8月22日，北洋政府正式发表出兵宣言，陆军第九师抽调了相当于两个团的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和机关枪部队，共4000人，陆续开进西伯利亚，由团长宋焕章负责指挥。仅1918—1919年，中国军队就从内战最为激烈的伊尔库茨克一线，抢运出3万多名被困华工。（苏联官方据此称，中国是“干涉苏俄的14个帝国主义国家”之一）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除派军队进驻西伯利亚，保护华侨外，还展开了一系列收回国权的行动——
1917年12月，哈尔滨中东铁路路区发生了布尔什维克（俄共）暴动，在俄方请求下，北洋政府派兵干预，解除了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并部分收回了中东铁路的管理权与监督权，为撤侨工作及不久后的出兵提供了保障；
1919年8月，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宣布在哈尔滨正式成立警察总局，从俄国人手中又收回了大部分警权；
1919年11月，出兵外蒙，废止《中俄蒙协定》，外蒙古成功回归中国；
1920年9月，发布大总统令，废除俄侨领事裁判权，收回俄租界；
1921年8月，《中俄伊犁条约》第四次十年届满，因无俄方政府可谈判修约，1922年1月发布大总统令，宣布废止俄商陆路减免税特权；
……
苏联政权发布了两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俄国攫取的部分在华特权。这曾经被中国大陆官方讴歌为苏联的伟大情谊，而实际上，其所宣布放弃的特权，大多已经被北洋政府在此期间实际收回，苏联即使不放弃，也无法实际行使。
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年初，海兰泡、伯力等地再度发生排华事件，应侨胞要求，北洋政府在6月份再度“派军舰‘江亨’赴黑河，‘利捷’驻三江口，‘利绥’、‘利川’赴伯力”，“专备保护侨民之用”。
遗憾的是，这是北洋政府最后一次向西伯利亚派兵护侨。
因为苏共根基稍稳之后，由于入侵波兰导致惨败，便转向东方，全力在中国扶植其代理人。这些被苏共扶植的华人，在中国军队抗击苏共侵略时，竟在东北煽动民众“武装保卫苏联”。此后，苏共头子斯大林趁日本侵华时，在远东屠杀了30万华人；二战后期，苏军更是打着攻击日军的幌子，趁火打劫式的在东北抢掠物资、强奸妇女……。而后来在中国大陆执政的当权者，不仅没有北洋政府的保护国民之举，反而称斯大林为“伟大的导师和敬爱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