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江泽民们……在自己心里先已坦然地肯定了：社会主义坏透了、恶透了。（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看中国2014年12月11日讯】只要将“一国两制”单纯地明确为一个承诺，谁是谁非的判别也就客观的多，简单的多。因为在这里只有承诺者与受承诺者（亦即承诺方与受承诺方）。这里抽掉了实际政治在利害、成败上的困扰，因为在实际政治中，人们争的是利益，求的是成功，所以先天地以自己的利害，胜负为立场，亦即行为、辩论的出发点。不是同一个始点，当然所守也就不可能是同一个判准，总是越谈越远，越辩越敌对。我们若撇开实际，也就是不问具体的内容，只从承诺方与受承诺方这两个形式要件上来考察，也就避开了意志、情绪的羁绊，把整个事件都看成身外的，与己无关的、客观的事件。这更便于采用一种持平的心态。因为在形式追究里关涉的只是何方违约，何方不讲诚信。
将学生占中简化为“一国两制”这个承诺必然引发的冲突，我们就须先给出：是何方向何方承诺？
“一国两制”这个承诺文书本身均已具了名----是庞然大物的社会主义中国向弹丸之地的香港的资本主义作出的庄严承诺。
所承诺的又是什么呢？
这一点在承诺契约上也写得清清楚楚：承诺在“庞然大物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允许回归后的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承诺呢？
在任何需要用承诺来求共识的地方，总是处主动地位的一方向被动地位那方的应承，担挡、让步或妥胁。因为被动地位的一方根本就不具备可承诺的内容，除了回归，它没有什么东西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有一个传了几千年的的俗语但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公理，即：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从这个公理里能必然地推出的真理是：凡需用外在力量与技术才能把水“引入”的地方，那里的地势肯定高出水所在的地方。同理，凡需用“引或诱”来待人的地方肯定是在用利来收买。因而作出承诺一方的制度肯定比受承诺一方要糟，要差、要恶。因而那些把社会主义当作大旗的人，如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们……在自己心里先已坦然地肯定了：社会主义太坏、太恶，坏透了、恶透了。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潜意识承认作为心理前件，又怎么会作出“一国两制”这样的承诺呢？他们不是一天到晚地高唱社会主义好吗？社会主义要真好，还用得着喊吗？香港人早就偷渡回去享受社会主义的大福大贵了。别忘了共产党正天讲“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社会主义好就是有利可供人来是图，唯利是图的港人还不去图社会主义的大利？那不是怪了！还用得着你来承诺？
所以老孙的诚信就是从邓、江、胡、习的“一国两制”这个承诺里，发现并揭露出共产党高层那些霸主们没有一个不在心理里作出社会主义恶的肯定，只有他们在自己心理内首先承认了社会主太恶、太毒、太没人味，他们才能想到用“一国两制”去求港人的谅解！给港人留下一点人味、人情、人理。
这些纯形式的分析，我们推出的结论就是，并且这结论也是放之四海皆淮的普遍真理，这个真理是：在任何承诺条约被违的地方或场合，责任永远都在作出承诺的那一方。因为受承诺的那一方艰本就没有可承诺的东西，它没有承诺，又违的什么违？只有肩上有挑子，才可能撂挑子！只有口袋里装了钱，才可能丢失钱。
正因黄之锋等三人尚年轻，还烂漫着还天真着，故而他们的言与行才纯才真，才无欺，才是我们能见到的希望：我们才说“希望在青年人身上”，而不说“青年兴”，因为婴，孩、少、青、壮、老……是人人不能逃避的生命阶段，人生中并不存在“可兴“、“能兴”的任何年龄段。
黄之锋成时代人物当之无愧！
让我们从“一国两制”这个承诺里推出它的天然包含----谁向香港人承诺了2017年实现普选，就是谁违了“一国两制”的契约。谁就是欺名盗名者，谁就是人霸！
老孙的话只是从纯形式上的推演，是纯分析，是纯思。因而在有效性上普遍为真。因而说香港问题的罪魁祸首就是中国共产党！是毛、邓、江、胡、习！习也许不贪，但治国不是不贪即可胜任，治国需要理性所达的境界，道德境界也不是能治国的，只有达到天地境界的人才能必然地外王。习近平是个理盲，没境没界，没内圣却求外王，没门！他将把社会推致到更为黑暗更为无道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