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柬埔寨见到了地狱(图)

 

去了一趟柬埔寨。回国多日，战栗的心还留在那里。因为意外地到达“地狱”。

 

事实上，有关柬埔寨的所有记忆，都是在飞机降落金边的一刻突然被激活的——西哈努克、朗诺·施里玛达集团、韩桑林政权、四号公路、马德望省、诗梳风、红色高棉……这都是我们的儿时热词，在那媒体少得可怜的年代里，那些热词几乎天天在我们耳边聒噪，但从不知道那时候的金边已经是地狱，地狱的“阎王殿”被现在人叫做“S-21监狱”。

 

也许过于惊悚，旅游菜单中原先没这个景点。游完西哈努克的皇宫，有人临时起意：附近有个“杀人中心”在国际上比皇宫还出名，不妨去看看。于是有了这次即兴之行。

 

大概离瑰丽奢华的皇宫太近，“S—21监狱”显得格外阴森。

 

地狱与天堂实在太比邻了。在这么一个全球著名的杀人魔窟，茉莉香得太诡异，紫荆红得太血腥。游人无意的笑声更显得枭叫一样刺耳。

 

此地又名“波尔布特罪恶馆”，原本是一所高中。当听导游玛丽介绍，二十年前，在操场起出九千具尸体，现在下面仍有一万多具尸体尚未开挖时，顿觉阵阵阴寒从脚底泛起。

 

三十八年前，玛丽14岁，她记得很清楚，金边被红色高棉“解放”的第三天，就有无数黑衣“解放军”（俗称‘乌衫兵’）鸣枪上街，全城响彻着事后被证实是弥天大谎的叫嚣：“父亲和母亲们，我们不得不离开城市！美国人就在10公里以外，他们马上就要开始轰炸！”年轻的乌衫兵手握半自动步枪，食指紧扣扳机，一遍遍狂呼，连收拾起码行装的时间都不给市民，见有不肯离去的，当街就可处决，密集的枪声在每条街巷响起，约两百万名莫名奇妙的男女老幼惊恐万状地蜂涌而出，却四顾茫然，根本不知去向何方。无数的家庭，想聚集了全体成员再走，却被控“抗拒”而遭集体枪杀。有的街区集体相约不走，竟遭手榴弹投掷、迫击炮轰击和机关枪扫射。教堂里，济济一堂的教众和神父，霎时化作血肉；医院里，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履行救人的职责而误时，也纷纷倒在枪口之下。成千上万的民居门户洞开，晒台上刚刚晾晒的衣服不及收走。马路边，无主宠物哀声一片。赤日炎炎，没有食品和水，婴儿被丢弃在道旁和稻田里，无数老弱倒毙荒草。一旦倒下，乌衫兵的吉普就直接从他们身体上压过去。尸体铺满了道路。数不清的骨头、肉体、头发、下巴、耳朵被载重的卡车迅速压平以清理道路。人们纷纷把自己的眼镜、照片、工作证甚至手表丢进水塘，因为这些东西随时都能招来杀身之祸。拥有200万人口的金边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鬼城。玛丽说，14岁的我被赶到深山垦荒，我说的一切，你们都可以在《MR．CHUMMEI口述》和影片《Behind the Wall of S-21》里找到见证。

 

活下来的人们长途跋涉，投奔乡下亲友或者被指定在荒芜人烟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户。由于缺乏起码的农具，许多家庭不得不以刀耕火种的方式垦荒。粮荒，缺医少药，又有大批人死于霍乱、疟疾和水土不服。

 

这一切的总导演，就是我们“亲爱的波尔布特同志”。

 

现年四十以上的国人，几乎无人不知波尔布特。波氏是红色高棉“首席”，柬共总书记，世称“波魔”，在他执政期间，类似的杀戮刑场全国开设了158个。每个监狱都有功能设置。S-21监狱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异己和知识分子。玛丽说，我的哥哥和父亲，因为是“知识分子”而被抓走了，从此再没见到他们。据统计，此处关押的两万人，后来统统处决，仅七人幸存。现年72岁的波敏就是幸存者之一，获得解救后，自愿来这里担任讲解。

 

每个展室都有绘画展示惨绝人寰的行刑场景——从第三展室起，宽敞的教室成为照片的走廊，无数张临刑者的照片从四面八方瞅着你。更令人震撼的是，成百上千个嗜血狱卒的照片也被组合成“照片墙”，策展者让双方隔开1米许对视。其中，有一堵“女杀手墙”，细数了一下，约有300余个，其中不乏风姿妙曼、沉鱼落雁者。

 

杀手们都还活着。红色高棉倒台后，西哈努克亲王宣布除了战犯外，全国大赦，实行民族和解，无数杀手得以重新返匿民间。但按照有关法令，他们的照片仍可公开，他们可以被赦免，但不再享有“肖像权”。

 

我相信良知的力量，没有一个狱卒胆敢重返S-21监狱。波敏说，波魔年轻时留学法国，养成一种变态的癖好，那就是喜欢品味临刑者濒死前的恐怖表情。为此，他下令，每个人处决前必须留下照片，选其最为惊怖的一瞬，造册供其“御览”。“应该感谢他的恶癖。”波敏说，人间才有如此完备的铁证。

 

在S-21监狱，你不能找出更狭小的监禁室了，它是砖头砌成的、大小1平米的“水泥棺材”——“每平方米用‘地铐’铐1人，可以蹲或斜躺，但不能平睡，每教室关四五十人，臭气熏天”。波敏说，每天的口粮是：每20人配给1公斤大米，烧的粥和清水差不多，狱卒都是15岁至18岁的青少年，自称“高棉红卫兵”。这些“高棉红”，每天拿酷刑当娱乐，鞭刑、烙刑、电刑、辣椒水、掀头皮、剥指甲、剪乳头、剁手指、抽筋扒皮、剜眼割舌……目的就是要你诬告别人，只要你胡乱指认了，新人入狱，你的“任务”完成，死期也就到了：操场就是刑场，为“革命”节约子弹，杀人多用热带硬木棍重击或斧砍、锄砍颈部。

 

陈列室的最后，有巨大的“髑髅柜”，密布的头盖骨上，大都留有斧痕。自幼酷爱画画的波敏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就加入了红色高棉，长期在北方山区打游击，因为擅长绘画而在宣传部工作，并爱上了一名来自金边的受过良好家庭教育的姑娘萨。

 

1975年，红色高棉打下了金边，波敏随军进入金边时，大骇：整个金边哪里还是“东方巴黎”？分明是座空城、鬼城，所有的市民都被赶走了，萨带他寻找儿时的记忆，一个玩伴都没找到，她哭了。

 

第二天，他们就被捕了。他被送进S-21监狱，从此就没有再见到她。他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被捕。

 

参观行刑室时，我们的脚底开始抽筋，同行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师张军称，他见过不少触目惊心的展览，但发现波魔事实上比希特勒更变态，因为“毒气室”的致死过程基本是“先昏迷，后死亡”，亦即“麻痹死”。而这里，却是一种石器时代的“硬死”，杀手处决罹难者时连人类最稀薄的恻隐心也没有！

 

墙上绘画展示的活体剥皮、捅眼割喉、剖腹摘肾、活摔婴儿等，当初天天在此上演。最痛苦的，被谑称“高棉的微笑”，刽子手拿一种“糖棕榈”（棕榈树的一种）的阔厚叶片做刀具，慢慢地把人割死——叶片太钝，通常要割几天，割的过程中，叶片分泌一种毒素，受刑者浑身难受，如千针钻心，万蚁啮骨，奇痒与剧痛并举，求死不得，求生不能，最后在悸怖中面露诡谲之笑而死。

 

但最恐怖的，还是全球独此一家的“钻脑机”，波敏介绍说，为了给波魔补脑，竟然向某国（据说是中国）定制了钻脑机，取人脑滋补。被处决者绑定在椅子上，在极度的恐惧中，高速旋转的钻头，嚣叫着从其后脑缓缓钻入……墙上有一张据说波魔最珍爱的照片，这是一个怀抱婴儿的美丽的女教师，在即将钻取她的脑浆时，她表情平静，但脸颊上流下的大颗泪珠却清晰可见。

 

1975-1978年，波魔统治的三年八个月又二十天里，为了打造“人类社会的天堂”，共进行了9次大清洗，这个总人口700万的南亚小国的“非正常死亡”竟达300万人，100万人左右因迁徙、劳改、瘟疫、饥馑而死，另有200万人则是被屠杀的。

 

但波敏又是如何活下来的呢？

 

“我是个画家”。波敏说，入狱不久就被列入“迅速处决”的名单。临刑前，刽子手通常会消遣性地问：“你，继续活下去的理由是什么？！”我说画画。他们说：“好，那就画一张领袖像试试！画得不像，就钻脑！画得好嘛，可以吃我们的剩饭。”

 

“我画了马恩列斯等人的肖像，他们认为我画波尔布特最好。从此我就主要画波魔，附带画马恩列斯，而且可以在狱内走动，也因此，我见证了他们的一切滔天罪行……”波敏说到这里呼吸比较急促：“我得拼命地证明自己很能画，才不被杀戮，我不停地画，典狱长一张张不停地向上献画邀宠，直到金边被解放。”

 

“高棉红”一触即溃，典狱长临跑还杀了最后的14个人。令人百般不解的是，这个恶魔最后一颗子弹竟然射向自己最小的弟弟，而波敏七人不死，皆因身怀“绝技”——除了波敏外，一个是专修无线电、半导体和电台的，号称“万能电表”；一个专治疑难杂症的“神医”；一个兼烧高棉宫廷菜和法国大菜的顶级御厨；一个兼修钟表和枪炮机械的超级技师……典狱长匆忙中把他们一一上铐，计划往北方山区转移，献给“敬爱的波尔布特”，没想到刚出狱门就束手就擒。

 

获救后的波敏主动要求到波尔布特罪恶馆担任讲解。馆内所有的血腥杀戮场景都是波敏根据回忆所画。能为撒旦画像的，自然也能为地狱造像。

 

红色高棉被清算时，恶贯满盈的典狱长上了法庭，波敏毫不犹豫地担任了证人。前者见到他就下跪道歉，波敏因此建议法庭免其一死，判决他作为“恶魔教员”到波尔布特罪恶馆服刑，担任“终身讲解”。（这样的建议，倒也别致。）谁知典狱长听了如见鬼魅，惊恐万状，抵死也不愿去，涕泗横流地恳求法庭判其速死……

 

三十多年过去了。七位幸存者如今只剩两名。

 

“和你们那里总有人想为‘文革’翻案一样，”他说，“我们这里其实也有很多装睡的人。”但自从有了世人皆知的“罪恶馆”，就没人再敢装傻了，谁为波尔布特说话，一个卖芒果的，都会揪着他的耳朵说，走！睁大你的狗眼，到“S-21”去看看！

 

都说夫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就是记录的力量。

 

(胡展奋，资深媒体人、著名记者、专栏作家，著有《黄金的挽歌》、《冲出劳改营》、《记者胸闷》、《我的最后一张底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