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12月26日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只是一个意愿，一个命令。而意愿或命令所能处理的只是“我想或我要如何”或“我想我要怎么干”。可这个“想或要”是主观的、单厢的。这样去干“能不能干成”却非单厢的意愿所能凑效。因为“党”已是一个先已的事实。凡先已的事实，都是已有了它所以能成为事实所必须的要件。它能够如何，能接受些什么样的改造，就不是外在于它的改造者的意愿说了所能算数，这要取决于它先已具有的它所以能成为事实的那些条件是否许可。总不能说想上天就能上天，想进铁扇公主的肚子就能进入吧？！
习近平你别忘了：党虽是人造的主观事实，但既已被造成它也就有了客观性。客观性却不是想要它如何它就能如何。不错，习近平、王歧山正在整顿他们的党，这整党也就是管党、治党。但能否管了或治了党？这却要看党已有的那些性质许不许可。姓毛名泽东的同志不也是倾毕生精力来管党治党吗？且每治一回他都说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可倒头来林元帅不是被他治跑路并歇菜了吗？他的党不是叫华国锋给抄了底了吗？
“党”既经建成，就是一个心外事实，虽然在创建时是人主观地赋予它以性质，但既已被建成，它立马就客观化了。许多性质是建党者连想也未必能想到的。共产党的最根本的性质，别说习、胡、江，就连他们的毛祖也未必能想到过。虽然党意识不到这些性质，但这些性质却并非没有功能，并非不发生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这次整风还未结束，下次整党早已进行了，可党性还是纯不起来的原因。
党一经被创成，就是心外事实了，心外事实意味着它已有了所以为该事实的全部根据与条件。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是其所是”了。对一切外在事物，人只能根据着它的“是其所是”来认识它，不能由着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揉措它。这也就是日常所说的“只能遵从着客观规律才能办成事”。因为任何事物都只能“是其所是”，并不能“是其所不是”。要治党既得研究实际的党的主观宗旨、理念，还要弄清做为纯思想或纯理的“党”字的客观性质，只有弄清了纯知识的“党”字的客观性质，才能知道它有哪些功能，才能对症下药。
马克思的《宣言》所建的是做为主观主张的“共产”，他建的不是党而是党的理念。因为“党”字做为纯思想或纯知识是先验的，不需要人建。人所能建的永远只能是“党”字前面的定语成分，即宗旨或纲领。如“民主”、“共和”、“自由”、“国民”也包括“共产”，只要为党提供出理念，党不需建便在其中了。老马那《宣言》的全部笔墨都耗在对“共产”的证明上，阐明共产主义所以必然，怎么来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后又怎么来巩固它……他没有对纯粹知识的“党”字作任何的探讨，因而他的门徒们就只能活动在“共产”这个主观理念内，他们至今也未能思想到：其实单纯的“党”字在实践上所具有的功能要比他们意识到的宗旨强大许多倍，共产党所陷于的困境正是其作为主观宗旨的共产主义与党的客观性质之间的矛盾。
作为纯粹知识或纯粹道理的这个“党”字，它反映的就是理性内的同聚异伐，因为人类的理性本就各是各的，有同亦有异，而党就是这样一种适宜于表现人类理性的人际的组积形式。所以一个党的健康与兴旺是靠平等主体间的对抗而提供的，正如杠杆的平衡是由支点两边的臂重来提供。离开互作用哪有什么平衡？不依互作用为成立又哪来的党？老马的《宣言》只有对共产主义的叙述，漏掉了对纯知识的“党”的研究，所以他的门徒们也都没把纯知识的“党”所具有的功能计算他们的实践中。你不计算进去不＝它不发生作用。其实共产党所以陷于困局正是它的主观理念“共产主义”与“党”的先天客观性之间的理性矛盾。
按照主观宗旨，必须去共产，即要有共同的思想。可客观上根本没有这种可能----事物全是独立的，你又怎么共呢？
所以老孙说：党不是一种可管、可治的物件，党的健康与生气是由对等主体的相互作用作用出来的。习近平指望的由“管党、治党”来达到的党的纯洁性与健康其实只能由互为作用来提供。所以说：中国的历史已不可抗拒地必须迈进多党时代，只有多党条件下才有宪政，才有公理，才有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