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01月15日讯】编者按：本网站专栏作家、81岁的老作家铁流先生，9月13日在北京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中共警方带走并遭非法刑事拘留，现已被转送到成都关押。1957年他曾被中共划为右派遭劳改关押，蒙冤受屈长达23年。铁流先生也是本网站《往事微痕》栏目的创始人与主要撰稿人之一，《往事微痕》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铁流先生以及《往事微痕》此前投稿给本站的部份文章整理后陆续重新发表，以飨读者。
1957年10月至1960年12月，甘肃省夹边沟农场所关押的3000名“右派”活活饿死了1500多名；而1958年10月至1959年6月，湖南湘阴县汨罗江围垦工程中“李家湾大队”的“右派”们，命运也同样悲惨……
1958年10月，湖南湘阴县委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号角声中，启动了汨罗江围垦工程，征集民工14000名，在白塘乡附近的李家湾一带将一座巍峨的凤凰山自南向北劈开，然后纵深挖掘出一条河道，宽100米，长1050米，叫河床从52米高程降至24米，让汨罗江改道由此注入洞庭湖。工程总计土方为529万立方米。县委严令必须抢在次年6月汛期前竣工。时间紧迫，工程艰巨，工地条件极差，生活方面连饭都吃不饱，在政府干部强迫命令下服劳役的民工们，被夜以继日的重活磨得劳苦不堪，怨声载道，那主人公的身价一时急剧地贬值了。
然而，比民工的命运更其微贱悲惨的，是这支民工总队属下六个大队之一的“李家湾大队”的征夫戍卒。该大队系由全县干部、教师中调来470名“右派”分子编成，分为5个中队（其中，干部中队一个）。当时，右派就是反动派，是人民专政的对象。“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的逻辑，使得右派分子像瘟神一样受到专政者们的极端仇视和肆意践踏。他们在那250多个日日夜夜中，那2160多万秒钟里的辗转呻吟，汇成了诅咒那段疯狂历史的最强音！
一、“脱胎换骨”的威严令下
“右派先生们！来县城整训已三天，大家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的罪大恶极！现在叫你们到李家湾、周家垅一带去劳动锻炼、改造思想。你们应老老实实，认罪服法，争取在三五年中脱胎换骨后，回到人民怀抱中来！谁敢抗拒改造，只有死路一条！……”随着时任县委常委、县法院院长许建春这简捷而威严的一声令下，县公安局和县法院指派的两名干部赵雪梅和周维义立即喝令“征夫”们向着遥远的北边开拔。深秋的雁唳。声声扣击着他们那沉郁、悲凉的心！
心里拨动着各种“疑问”、“惊叹”符号的“征夫”们，全忘了日行百余里，整天没吃饭的劳累和饥饿，只顾在心里反复嘀咕；“来干什么？能吃得消吗？”“三五年，多难熬的一段岁月啊！”“‘—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了’……”
二、“集中营”里的非人待遇
“右派”们先是被关在李家湾一个用芦柴临时搭起的工棚里，百多天后，随着开河工程的进展，又先后迁往鸬鹚垸和彭家祠堂两处，去修筑防洪大堤，简陋的工棚，顶上漏雨，四壁钻风，里面阴暗、潮湿，地上用两线土砖纵向间开，中间是狭窄的过道，两边稀薄地撒下下一层稻草，便是集体铺位。人挤得只能侧身躺下，活像秧苗密集地种在土畦里。
中队里按各人年龄、体力编成甲、乙、丙各若干组。口粮定量按组别而分等级、每人每餐分别为“16两”秤的10两、8两和6两。但管教干部规定做饭的女“右派”们先将米浸湿再以竹筒量进钵里去蒸，对定量实际上打了折扣，每顿饭每人只有一点腐乳或些许酱豆瓣作菜，无一星半点油脂。这种成分单一量少质劣的伙食，使得一向搞脑力劳动而骤然投入超体能重活的“右派”们感到严重不足。餐餐如此，越饿越慌，都为“吃饭不饱，犹如活埋”而哀怨！不少人很快患上水肿、肝炎等疾病，随时随地可以死。有的求救于家中，家人勒紧裤带给送来点炒米、“革新饼”之类食品，却被队部搜去，还要被强加“人为制造粮荒”、“给社会主义抹黑”一类罪名罚跪、挨斗、扣饭。诸如：蒋惠昌（原系县团委书记）家给送来100个发饼，他躲在被子里狼吞虎咽一顿吃掉20个，余数全被干部发现后没收，饱了他们的夜宵口福；还在当晚被勒令跪下挨斗。刘三风、姚敏贤（原均系教师）乘工地转移机会在老乡家买了几蔸腌菜以备充饥，被中队长“右派”李甫洲（以下简称“李某”）从口袋里搜出来，令二人嘴衔腌菜跪在石碴上“表演老生戏”，然后左右开弓打耳光直到鼻青脸肿；还跪了几个钟头，各被扣饭一顿。凌卓（原系教师）在工地上休息时找来一点野菜根嚼着，也被李某毒打一轮。易识基（原系县委办干部）的妻子每餐少吃一两米，以节省的粮票买了几十个发饼寄到工地，全被队部没收；他饿得实在难熬，在休息时扯了几根“湖鸡把”和“野藠苗”吃了，中毒而患急性肠炎，虽因发病而免于挨打，却险些一命呜呼！
总之，工地上每天都不断发生着“右派”“制造”粮荒的“犯罪”事件。这些过去温文尔雅的士子们现在变得馋如乞丐，饥若寒鸦，宁愿皮肉受刑，人格受辱，也要缓解饥饿于一时，充分而顽强地表现出求生的本能，为苟延残喘而挣扎！
三、逃亡招致的种种悲剧
“夺高产，放卫星！”大跃进年代的狂潮，迫使戴罪改造的“右派”必须拼出命来。他们每人每天被指令完成的土方任务按甲、乙、丙组分别为8、6、4立方米，（后来增设的“病号组”每人每天也要完成3立方米），包括开山取土，再运到二三百米距离外卸下。凤凰山土坚如铁，须用“羊角”、“二齿”等挖具强叮硬啃，再将啃碎的泥土装筐运走。当时有人估算过，一个小组10人，须有3人挖土，2人装土，其余担土的5人若每担土担120斤，那么每天来回要走100华里，才能基本上完成任务。工程启动的初期，秋尽冬来，白昼渐短，常下雨雪，洞庭湖畔的工地上。风刀霜剑，地冻冰坚。
“征夫”们没有雨具，没有任何防护条件，在“抓晴天，抢阴天，麻风细雨是好天，冰天雪地战胜天”的口号下，每天都被卷入紧擂大鼓发动的几次“冲锋”；但还是远难完成“铁定指标”的土方任务，只得燃火夜战，无日不是两头不见天地“泡”在工地上。大多数人去了几个月，还不知工棚四周的面貌。他们常是深夜收工后顾不上洗脚就瘫倒在地，顿时鼾息如雷，鼾声不时夹杂着劳苦的呻吟，挨打的号叫和美餐的梦呓。他们躺倒时不敢脱去草鞋，以便二三小时后闻哨立起；唯恐稍后出门一钵饭被别人抢了吃掉，会空着皮囊干活。中晚两餐在工地吃饭，碰上大雨直淋，也就连“汤”吞下，连一点饭痂都要刮净。很多人感叹地说：“以前吃得饭多从没试出味来！”
劳苦、冻馁、肉刑交相肆虐的悲惨境遇，逼得有些“右派”开始逃跑，逃跑招来的是各种不同的悲剧。如：刘岳洲（原系教师）逃跑后幸免被擒，但离乡背井，漂泊新疆，与亲人长违阔别，魂牵梦绕，面对年年月月天天搞斗争的世道，不知何日是个尽头。马达夫（原系《湘阴报》编辑）、刘正庭（原系教师）、涂一堂（原系工商行政干部）等人逃跑，先后被捉拿归案，判了徒刑，由“最高行政处分”升级定罪，锒铛入狱！
政府想用“王法”吓住这些苦力再莫逃跑，谁知效验适得其反。“右派”们觉得“劳教”遥遥无期，倒不如判刑有个指望；再说劳改场所劳动和生活条件绝不会比围垦工地差，于是陆续有人佯装逃跑引诱管教干部捉拿，可是当局又怕苦力因此减少而工程难以完成，却改变措施，不予判刑，只施毒打。人被打得半死还得干活。管教干部指着他警告众人：“看，这就是逃避改造的下场！”“你们想逃跑？逃不脱人民的天罗地网！”
四、“以敌制敌”的祸心毒计
少数“右派”被摆在大队干事、中队队长或小组长的职位上，受宠若惊！管教当局利用他们“杀命养命”的罪恶心计，对“奴隶的奴隶”厉行管制。认为这种管制导致的伤人死人等事故可由罪人替罪，且能显示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争取了部分“右派”向党积极靠拢的成效，何乐而不为呢？
实施这种管制的绝招，依然是毒打和扣饭。因为，在那人权毫无法律保障和全国性严重饥荒吞噬了数千万人生命的年代里，这两手“绝招”是最能“多快好省”地见效的。
积劳成疾，骨立形销的“右派”们实在无法干活，但“右派”头子偏说他们装病偷懒，对他们拳打脚踢，还罚以扣饭。王某（原系教师，湘阴石塘乡人，佚其名）被李某毒打时，两眼死死盯住被夺撂在工地上的一钵饭，苦苦哀求：“我该打啊！你只管打啊！饭还是给我吃了吧！让我吃点饭上‘路’吧！”但挨过打后肚子仍在挨饿。当晚他就死了！（当时目击者，“右派”刘三凤、袁晓、王忠钰今犹健在）至于尸首，谁也不知去向，除了管教干部和不敢“泄密”的掩埋者。因权且偷生的罪犯们感到自己的命也朝不保夕，这种蛆虫、蝼蚁似的死，于人于己都不值得担心和怜恤了。加之两头不见天地干活，谁还去管“身外事”呢？
今年71岁的伏煌曙（原系“右派”教师；现系县政协副主席职的退休干部）当年也在李家湾改造。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中队长叫他同难友胡某（汨罗市白水镇附近人）用土车从工地运回一病号。该病号白天被强行拖去躺在工地，罚以扣饭示众，已一息奄奄。夜深时躺在伏的身边死了。伏说他当时一点也不害怕，对这类司空见惯的事已麻木得成了一个植物人。
黎百耕（原系教师，湘阴金龙乡黎家垅人）在累垮后患重感冒，躺在工棚里，两顿饭被扣，只差一口气没断。刚要被大队部拖出去“处理”，他突然哼一声“我要饭吃”；若不是苏醒过来的呻吟及时，便被活埋了！其妻丰绍池，当年也是“右派”教师；今犹健在。每以此事语人，欷歔不已！
当年李家湾的“右派”们，不仅成天被沉重的土石方压在肩上，更有“左派右派，一齐迫害”的恐怖感压在心头。面对“高悬霸主鞭”的黑手，仿佛回到了几千年前的奴隶社会里！
五、“无法无天”时代的冤魂
从李家湾死里逃生的幸存者，每当回首当年，无不不寒而栗。他们数说那里的难友，有磨死的，有打死的，有冻死的，有饿死的，有胀死的，有病死的，有淹死的……但这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而分类，其实，死者都是多种因素交相为患而合伙虐杀的。
除了上述的死者外，再看看其它案例吧：廖汝纯（原县工商联主任，城关镇人），50岁的人，从未搞过体力劳动，又个小体弱，担着重担走得慢，赵大队长怪他磨洋工，用粗绳索挎着他的脖子往前拖。他因折磨加羞辱当即病倒，不久死去！
谭建成（原系教师，湘阴城南乡名山村人），患水肿等多种疾病，不能干活。被管教干部和“右派”头目横拖倒拽到工地毒打一顿后，罚跪一整天，三餐饭被扣。后来他因腰脊劳损，躯体佝偻，在家中拖死，棺材无法将其尸体盖严。
熊宗汉、熊铁山二人（原均系教师，有人说他俩是湘阴洞庭围人，待考），在一个风雪交加之夜，因苦战到凌晨后收工，无力动弹，跟不上队，当晚未回工棚，干部怪他们逃跑了；次日才发现两具被冻死的尸体被一层冰雪覆盖着。
现年74岁的蒋伏忠，当年也是“右派”教师在李家湾改造。一天凌晨，他到工棚外寻找一只丢失的草鞋，发现一具“右派”尸体，死因不明。几只老鼠正在挖吃他的眼珠。蒋不禁疾声惊叫，很多难友应声而来。围观之际，赵大队长到，喝令大家赶快去工地干活，并凶狠地说，“死100个，只有50双！”随即叫两个“右派”各拖一只脚，将死尸拖走埋掉了。
年过八旬的刘桂英、盛赋云（前者原系教师，南湖镇人；后者原系县文化科副科长，城关镇人）都是当年流放李家湾的女“右派”，服役“洗衣组”，每天上午要进工棚叠被、清场。一次，刘见两个“右派”死了，一坐一卧。卧者不知何许人；其坐而死者有人认识是姓杨名毓的“右派”教师（湘阴玉华乡华中村人），系因极度饥饿致死。死后不久，其妻带着两个烤茴、一包酸菜来探视，却连尸都见不到。埋在何处？不敢问；嚎啕痛哭而去！
另一次，盛见她所认识的“右派”朱明达（湘阴石塘乡板桥村人）死了。朱被派往范家园去担运箢箕，这种日夜兼程的苦差可得到“饭不限量”的优待。长久以来没吃饱过的他，去时吃了8钵，回来又吃8钵，说“要做个饱死鬼”。这合计起来的八斤大米，让他“如愿以偿”了！
一个姓童的“右派”教师因劳动致残，管教干部将他遣送回家。归途中他买了一斤粮票的“革新”饼吃了，又喝下大量开水，被胀死在汨罗县白水镇供销社的客栈里。
白泥湖中学退休教师余培发说，他当年也作为“老右”发配李家湾，曾见一尸体裸露在雪野里，并听到另一目击者说：死者可能是汨罗市黄柏乡的“右派”教师。惨不忍睹的是，死者的手指全被老鼠啃掉了！
开河竣工后引水导流之日，邢如山（原系干部）因在苦战一昼夜后，精力耗尽，在“征夫”队伍的最后艰难地挪动，被上游倾泻而来且夹着訇然巨响的狂流吓得掉入河中，葬身鱼腹！
又数日后，工地搬迁，大队部叫几个“右派”扎只木簰载运工具及各种物资，从新开的河道里顺流而下。簰系粗制草绳扎成，被激流掀向河边石崖上。撞得支离破碎，当即淹死6人，尸身无影。目击者王松林（湘阴浩河镇人，当年的“右派”教师）回忆说，死者中有个他认识的小伙子叫丰柏初，是公安干部里的“右派”。说罢长叹一声：“当时太不把右派当人看，害死的太多了！”
据曾担任“右派”教师中队长的仇治民回忆，当年惨死在李家湾的“右派”分子，估计不少于200人，占总人数40%以上。
其实，即使有幸从李家湾生还的人，也因备受摧残而元气大损，很多人拖着非残即病之躯，继续惨罹“左祸”长达20年的迫害，竟无法等到中央第二代领导人的搭救而含恨捐尘；跟当年的死难者比，只有“前仆”与“后继”的区别罢了。
上述形形色色的冤魂怨鬼，若果有在天之灵，当会向人间愤然申诉：“你们既然还给了我们无辜和清白的名分，那么对于冤案夺去了我们的生命，你们打算怎么个还法？！”……
六、李家湾遭劫后的余悸
现住湘阴文星镇南门、年已75岁的颓然老叟龙超群，当年也在李家湾改造。在48年后的今天，才将一直埋在心里的一桩往事说出来：一天，赵大队长叫他和另五名难友去埋人。这是两个因“抗工”罪挨斗并被扣饭而不愿活下去了、私下商定同去投河自杀了的“右派”尸体。赵某领着他们将尸体抬到一座山丘旁，挖个浅坑将两尸合葬。他们怀着“物伤其类”的悲恻要求给多盖点泥土，被赵某“不要耽误正事”的斥骂制止。赵还严辞训示：“今天的事就只你们知道，谁若传出去了，罪加三等！”因而龙超群此前从未对人说过这件事。采访者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搞阶级斗争了，全国55万多‘右派’改正得只留下5人（应为96人——编者），你怎么还一直不敢说？”他长叹一声：“世事的反复无常，把我吓够了！想当年，左派一夜之间变成‘右派’；‘右派’摘了帽，运动一来你还是‘右派’。55号文件虽对‘右派’改正，但‘材料’不见面，不销毁，工资不补发，这不分明是留了‘政治尾巴’？谁能保证祸不重来！”他说这回是眼见自己快要死了才说出此事来的。
湘阴新泉乡一个叫彭锡吉的“右派”分子（划右前系柳潭乡柳潭村教师）于1979年7月的一天投河自杀了。那天，他所在的生产队一个积极分子通知他到县委宣传部去，并用一如既往的严厉口吻责令：“若问你的改造情况，你必须老实交待！”在驶往县城的轮船上，他想起自己在1958年9月也是生产队叫他到县里去参加集训，三天后即投入了李家湾的劳改，拖得九死一生！这回，他宁肯死，再不能去受罪了。于是，猛然跳入河心激流中……宣传部对他下达“改正”通知的日子离这个忌日只有十天！好一份造孽的迟到《通知》啊！
七、濒临绝种的珍贵史料
李家湾人间悲剧距今48年了。剧中的各种角色绝大多数已随着无情的岁月而逝去，一息尚存者寥若晨星，且大抵发苍苍而视茫茫，而耳聋，而语涩，对那一幕幕剧情，都已记不全，说不清了！即使是在当年，他们耳目所及的空间也极有限，在受到严厉管制，起早摸黑的劳改生涯里，人人自危，无暇他顾；因此现在你若向他打听当年一些悲剧性的人物或事件，他们只能用“大概”、“好像”的词语加上捻须、摩顶的动作来作答。那么，人们只能去翻阅政府的史志资料了。然而，在“三面红旗”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大背景下，关于汨罗江围垦工程的记述，是斗天、斗地、斗人的奇迹与赞歌；人们的血肉之躯为之付出的惨重代价却受到了“讳莫如深”的“冷遇”！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随着从那个世界过来的人逐日与时俱逝，当时那珍贵的信史资料已濒临灭失的危机了。
李家湾或夹边沟的情景，都不过是那悲剧系列中的个别场景而已！
湖南省湘阴县 教师进修学校 邓乔年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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