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自高祖李渊便喜爱书法,太宗李世民更是深爱王曦之书法,乃至亲撰《王曦之传论》,评其书法为尽善尽美,古今第一。正因为如此,唐代从宫廷到社会,普遍都注重书法,欣赏书法,许多书法大家自然也应运而生。
晚唐书法家柳公权是自成一家、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一大家。柳公权幼时即聪敏好学,据说刚刚十二岁就以善辞赋而闻名。他以楷书见长,初学书圣王曦之,又得益于欧阳询、颜真卿的书法,终于自成一家。柳公权的字结构紧凑,骨力秀挺,洒脱而有法度,人们将颜真卿与柳公权并称“颜柳”──“颜筋柳骨”(图:柳体楷书)。唐文宗甚至赞叹柳公权的字胜过钟(鳐)、王(曦之)。柳公权自唐穆宗时召为翰林院侍书学士,历经穆、敬、文三朝,一直在宫中侍书。当然字越写越多,也越写越好,声名远播。那时的公卿大臣家中立碑,如果得不到柳公权的手笔,就会被人们看作是不孝不敬。
常言道“字如其人”,此话虽不可视为绝对,却也自有其内在道理。柳公权的字为何颇具风骨,恐怕与其身正人直不无关系。柳公权自己更有“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的名言,不妨将此语看作他作人用笔的根本。而若是看看柳公权发出此语的场合,则可见其如何机敏正直。
当时,唐穆宗一边看着柳公权运笔写字,一边连连赞叹,还颇为郑重地问道:“你的字怎么写得如此之好呢?”柳公权当即便以“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作答。这本身确实是他写字的“法”,但在此时此刻,作为皇帝的“书法指导”,他向皇帝讲出这样的话语,显然是另有弦外之音的。柳公权是在告诉皇帝,写字要“用心”,而只有“心正”,才能“笔正”,才能写出好字来。难怪当时正沉溺酒色的唐穆宗“默然改容”,因为他知道柳公权是在进行“笔谏”。这个“笔谏”是真诚而大胆的,真诚在于柳公权希望皇帝能够律己清政,他以自己的书法心得来打动皇帝;大胆则在于毫不虚伪做作,直言答对。如此“笔谏”自然是对皇帝的一次有效触动。
十几年后的一天,穆宗之子文宗在偏殿上与官居中书舍人的柳公权等人谈话。说著说著,皇帝扬起衫袖来让柳公权等人看他的“龙袍”,并且洋洋自得地言道:“这身衣服已经洗过三次了。”刚刚说罢,在场众人立刻赞颂不已,都说“一衣三浣”是皇上的俭朴美德。皇帝被捧得喜不自胜,但猛然间发现站在身旁的柳公权竟然始终一言未发。
皇帝禁不住要问原由,柳公权答道:“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您应当选用贤良,罢黜不肖之臣,还应接受劝谏,赏罚分明,这才能使天下真正和乐光明。至于穿一件洗过几回的衣服,只不过是细微末节罢了。”这番话显示了“心正笔正”的柳公权又一次机智大胆的直言。此言非但未惹恼皇帝,反而得到皇帝的格外垂青。
文宗当时便说道:“我知道中书舍人不应再做谏议大夫的,可是因为你实在具有正直敢言的诤臣风采,所以要委屈你兼任此职。”次日,文宗正式任命柳公权为谏议大夫,他所任的其他职务照旧不变。名正言顺,此后他向皇帝进言就更方便直接了。就这样,柳公权一面写出一个个好字,一面讲出一句句有利国家的直言,直到唐懿宗咸通六年去世了,享年八十八岁。
“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柳公权以“心正”练就了流芳百世的“柳骨”,而更难得的是他又以“心正”给历史与后人塑造了一个正直敢言的良臣形像,这将作为另一种“柳骨”而留存在史册与后人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