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恐怖的泗坪
1959年12月29日清晨，我从成都南门武候祠旁汽车站乘车南行，沿途鹅毛大雪，白茫茫大地一片粉琢银妆。到达雅安时，天已傍晚，电灯开始亮了。街面一片冷清，关门闭户。住宿在车站附近的旅社。住宿要检查证件和介绍信。旅社食堂凭省粮票或全国粮票供应大米饭。买大米饭时可配搭一小盘没有油荤的水焖厚皮菜。如果不买大米饭则不供应厚皮菜。旅途劳累一天，又无油荤怎么吃肚子也没有饱的感觉，只有闷头睡觉。30号、31号两天办完工作调配的各种手续，分在专区医院门诊部口腔科工作。第二天是1960年元旦，放假一天。我独自一人漫步在雅安的大街上，离开了德昌右派群体的互相照顾的温暖，像一只失群的小雁感到孤独和悲凉，头上还有沉重的紧箍咒。
雅安各个主要街道的街面都是一片萧条、凄凉、冷清，从前的商业店面大多数已变成街道居民住家的卧室。糖果、糕点、肉类、禽蛋、水果，一切可以进口的食物都绝种、绝迹，无影无踪。仅存几家寥若晨星的饭馆，都是和车站附近的旅社食堂一样，凭全国或省粮票供应大米饭时才能配搭一小盘水焖厚皮菜。邮电局可以寄信件，有一家新华书店里面充斥着红色读物和少得可怜的科技书籍。稀稀落落偶尔可以看见一家国营百货公司的商业店面或者是县供销合作社卖原始农具的店面，里面也是货架空空。日用百货不仅要凭票证供应，而且全面匮乏，即使有供应的票证，也不易买到。伟人通过党再通过政府全面控制中国民众的衣、食、住、行、用、读书、就业、医疗、卫生、婚丧嫁娶、文娱体育，一切生活活动无所不至的都在党的控制之中。无论是雅安县粮票还是成都市粮票都买不到街上的熟食品，只能到当地政府指定的粮店购买票上面额的粮食。除了政府、组织、单位指派的出差人员以外，一般工作人员哪里可能有全国或省粮票呢？更不要说城市街道居民！如果是农民，那更是连想都不敢想！像成都市这样的省会城市，后来才在给市民每月发粮票时，在其中划分出百分之几的份额为可以在街上买熟食的熟食证。因此可以说在街上饭馆吃饭是政府控制的行政行为。
这天在街上信步漫游时，不期与当年树德中学女同学曾有容邂逅相遇，曾不仅是我树中同学，而且她又是在四川医学院五官专业毕业后分配在雅安专区医院工作的五官科医师。曾善良、正直、热情，她完全不理睬我的右派身份会给她带来什么影响或牵连，主动与我接近友好，特别是在我成家有妻室儿女之累以后，更给予我很多热情的帮助和关照。
元月二日到口腔科诊疗室上班，科上一名30岁左右叫帅正容的女人对我非常热情，不停地问这，问那，说这，说那。一看就是一个制造矛盾，拨弄是非难缠的长舌妇、是非婆。我只有微笑着适度回答。早上是空腹上班工作。到上午十点钟时，门诊部的管理员（工头）才摇铃喊：“吃饭了！”这是第一餐，既非早餐，也非午餐。凭饭票买用刀切割的像蛋糕一样的，一两一两的米饭块。菜是一小块体积为2×3×5厘米的咸豆腐乳。下午四点开第二餐，每一个人可以买一小盘水焖厚皮菜。科医疗组长告诉我：“医院里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必须自备一把锄头、一把镰刀、一个背兜。随时都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第三天就叫我背上背兜去郊外割猪草。原来门诊部对每一个员工的工作安排是，每周搞业务工作一至三天，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四至六天，没有休息日。冬天的任务主要是割猪草。草是猪的主要的或者说是唯一的饲料（猪已经变成草食动物了）。医院自已喂猪自已吃。每一个人都有割猪草的定额任务。完不成定额者没有肉吃。我背着背兜出城到了郊外，看见遍山遍野都是各行各业背着背兜割猪草的人。天寒地冻，哪里有什么青草，何况每一天都有很多人在抢割，镰刀派不上用场。我只有蹲在小溪边用手扯沟边细嫩的蛾蛾小草。傍晚回院交草，过磅登记，别人都是30多斤，最少也是20多斤，我只有13斤。第二天在割草时，遇见一位30多岁其他单位的衣着整洁的女人，她手足快捷利落，沿着另一条小溪，把带青色的小树枝、树叶、茅草，统统割下。我跟随她走，照样画葫芦。大有收获。回院过磅时，20多斤，但是受到生产队长（此人的本职工作是财会人员）袁成湘的严厉指责，说我把树丫都割回来了，猪怎么吃？
白天割猪草，晚间还要政治学习到深夜，学习内容无非是形势大好，一条心！一个劲！一股绳地继续大跃进。
元月中旬，医院派我和另一名34岁的口腔科女医生曾云霞两人同赴荣经县泗坪公社防治水肿病。泗坪在雅安以南70公里，公社卫生院坐落在泗坪场口，卫生院的田院长向我们介绍情况时说：“泗坪的水肿病是病人多，病情重，发病急。当前任务是要立即成立肿病医院，集中收治病人。同时也要巡回到病人的家里去看病发药。”次日早晨，我们由田院长和卫生员陪同到泗坪场的街上去走家串户的看病发药。同时熟悉情况。泗坪场的官称叫“民主大队”。街道狭窄，路面高低不平，用石板铺成，两侧的房屋破烂不堪，梁歪檩斜，墙壁稀牙漏缝，多数是前清遗留下来的木板房。街上没有一家商业店铺。只要一踏进任何一个病人家的门，立刻就有一股腐臭、尸臭、霉臭、屎臭、尿臭、汗臭混合的恶臭、怪臭扑鼻而来，令人感受到难以忍耐的恶心和窒息。屋子里阴冷、潮湿、昏暗、肮脏，难以下足。病人个个都是面部和躯体上部呈现出一层枯萎、腊黄色粗皮包裹着一付骨骼。看不见一点皮下脂肪和肌肉。其面部毫无表情，神情木讷、痴呆反应极其迟钝。有的病人面部肿得像一个大南瓜，皮肤呈粉白灰色，两只眼睛肿胀得像一条细缝。下肢肿胀得硬绑绑的，皮破处流清水不止。腹部肿胀像一个鼓。行动非常困难，极其迟缓。憨坐在门边或角落里。我们对其说话时必须放大嗓门，反复几次，良久才有含糊不清的回答或呻吟。这幅场景，比美国电影《巴黎圣母院》乞丐窝的场景还要悲惨、恐怖、可怕得多。这就是一年半前我在德昌永郎时，郭福长狂呼飞奔的共产主义天国乐园。
我们对病人进行的检查、诊断、治疗的整个过程是固定公式程序。用听诊器象征性毫无意义地在病人的胸部杵一杵，用手指按一按病人小腿看其产生的窝凹的深度。诊断为“中度肿病！”或“重度肿病！”。治疗药物也是规范化的，固定的，统一的。第一种药称“康复散”，配方是用细米糠，麦麸皮加少量的黄豆面再加极少量的黄糖，揉搓呈沙粒状即成。发药时每一个病人发给2—3小匙不等。第二种药称“小球藻”。是一种生长繁殖率很快的藻类植物。它凝聚成大小不同的松散团块，飘浮或悬浮在水中。用尿作培养基的养料。煮沸后给病人一小杯。据说此液含蛋白质，但其味苦涩，尿臭难咽。少数病人再发几片维生素B1或维生素C片等药物。
当时对肿病病人的治疗方针是集中治疗。以公社为单位的集中治疗点称“肿病医院”。以生产大队为单位的集中治疗点称“大队疗养院”。
公社“肿病医院”设在泗坪场口外不远处的一个院落里。这个院落是一幢前后两重的四合院，建筑设计，梁、栋、门、柱都很气派，是前清士大夫的府第。现在分给许多农户居住。但因多年失修，已十分破落。公社在这个院落内调节出几间比较好的房屋给“肿病医院”使用。医院集中有三、四十个病人，医疗工作由我主持，另外有几个卫生员协助。病人分住几间大屋，床是用木板钉的连铺，上面睡五、六个或七、八个人不等。检查、治疗内容和外面巡回医疗的内容大同小异。只是每一天要给病人发二次“康复散”，卫生员要煮沸二次“小球藻”发给病人。另外医院除备有一般常用药物外，还配备有20毫升安瓿的50%葡萄糖注射液若干盒，供抢救低血糖昏迷病人使用。
肿病危重病人在低血糖昏迷情况下，注射高渗葡萄糖，在施行静脉穿剌时，其静脉血管壁的弹性、韧性完全丧失。只要注入皮下的针尖剌入血管壁，血管立即破溃，产生巨大的皮下血肿，而且将针尖挤出血管，很难把注射针保持在血管内。常常需要穿剌二、三次才能注射药物。昏迷病人经抢救复苏，也很难存活，很快就可能发生第二次昏迷。昏迷次数越多，存活率越小，有时还在推注药液时，病人就已经死亡了。
医院雇有一个炊事员，每天给病人做两餐饮食，每餐给每一个病员一碗稀糊糊。其内容是少量玉米面加细糠皮加红苕藤和青树叶磨成粉混合煮沸成糊糊。仅此也比医院外的公共食堂分配给社员的同样食品的量要多得多。最令我难忘的是院子的角落住有一户人家，是一对青年的夫妇，两人都有一点文化，带有一个2—3岁的小孩，每天两餐盛三碗少得可怜的稀糊糊，那女人既要让丈夫，又要让孩子多吃点，她几乎每天都没有吃。那种饥饿、痛苦、悲惨的情景，真令人心酸不忍。
肿病医院内外的水肿病人每天都在大量的死亡，医院外的死亡率比医院内要高得多。因为很多病人行走十分困难，没有体力能走几里路甚至十几里路来“肿病医院”集中接受治疗，就死在家里了。最初，人死了，死者的亲属或近邻还要拆几个楼板或墙壁板，装钉一个木匣将死者放在匣子内抬去掩埋。后来死的人越来越多，楼板、墙板没有了，抬死人的人也没有了。活着的人都是有气无力，完全没有力气抬死人。只有将尸体拖出门去丢在田里或坡地的低凹之处，随随便便盖上几铲泥土，草草了事。但是常常在夜里，就有人把泥土刨开，将尸体大腿和臀部的肉割走，而任由尸体暴露。初始时，人们对此还有议论。后来割尸肉的事频繁发生，而且连尸体的内脏也被挖走，习以为常后也就无人问津了。
公社干部包括卫生院的医务人员，是在干部食堂用餐。和专区医院一样，干饭是将大米盛在方形的铁匣内蒸熟后用刀切成块状出售，以求份量精确。稀饭则是在煮熬时加有小苏打（碳酸氢钠）这样，即使用很少的米也可以熬出很粘稠的稀饭。（这种弄虚作假的方法煮熬的稀饭，在碱性溶液里，稻米内所含的水溶性维生素已被破坏殆尽。）食堂里面没有菜蔬供应，仅在餐桌上放有一小碟用清油炒过的盐，供进餐者食用。
1960年春节来临。肿病医院所在地的社员公共食堂供应了一次猪肉，也分给我一份。共三块，每块比枣子还小，第一块是猪皮，第二块是猪尾，第三块是筋骨。干部的春节物资供应是每一个人凭粮票购买二斤挂面，另配2两（64克）花生、2两核桃、2两柿饼。这些物资在当时都是极其珍贵的救命之物。
有一条奇闻。泗坪公路旁的山坡上是泗坪铁锅厂。公路上的行人都可以看得见铁锅厂锻铁的火焰。春节时坡地上挂着醒目的红色横幅大标语：“感谢党！春节给我们吃回锅肉还要煮萝卜汤给我们吃！”这条动人的标语非常真实，令我刻骨铭心，永生难忘。
卫生院在大饥饿来临之前，还有妇女生孩子的时候储备了一些胎盘。那个年代没有冷藏设备，他们用火把胎盘烘干，磨成粉末储存。现在成了最佳营养品。春节前夕，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弄来一个新鲜的胎盘，煮熟后请我共享。哦！天哪！那是人肉，我连看都不敢看。
卫生院全体医务人员每天晚上都要与公社干部一起去泗坪邮电所参加县委召开的电话会议。会议内容是全县各个公社逐一汇报该公社的肿病病人当日的发病人数，当日死亡人数等数据。所以说三年大饥饿的死亡人数国家必有准确的数据。
春节过后，二月下旬，卫生院通知调我去河西大队疗养院。到达时天已快黑，大队书记安排我住在一个空仓库里面，其内已经住有一位名叫胡远阔的从成都市下放到荣经泗坪的住社干部。稍后屋子内陆续来了七、八个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坐在一起东拉西扯地谈论一些极其无聊的话题。又过了一些时候，八点半左右，卫生院田院长和一名公社副书记匆匆赶到。坐在一起，所有的人都很兴奋。谈话的题目越扯越杂。后来谈的就全是女人和男女性事。我疲倦极了，这些人不走，也无法睡觉。
午夜12点到了。其中一个人大喊：“干事！”其余的人同声应和：“干！”这伙人就一齐向仓库后院走去，室内仅留下我一个人。过了十多分钟，我实在忍不住，就慢步前去看个究竟。小院那边一间屋子灯火通明。房门半掩。我走近一看，这伙人全在里面，一炉大火，热气腾腾。一个粗汉，全身赤膊仅穿裤衩，手握一柄30公分长的匕首状尖刀正在杀牛。牛头已落下，肚皮也打开了，腹腔内热气腾腾。霎时，还是那个人又高喊：“割肉了”。屠牛者一刀、一刀地割下大块、大块的肉。司仪者又呼：“公社某书记五斤，某书记五斤，……某主任三斤，某秘书三斤。”……然后是生产大队干部，再后是生产队干部。按官位品级高低分肉。最后说给疗养院病号一斤，医官来了，也给一斤。该生产队收钱的出纳姓王，是个小伙子。我当即将一斤牛肉的价格三角四分付与王。次晨，我看见王出纳背着被盖卷。王说：“全体大、小队干部都要到县城集中，开全县五级干部会议。”从此就再也没有看见过王了。
几天后，听到一些流言蜚语，说我偷吃牛肉没有给钱。我当时并不以为然。
三月中旬，公社召开全体干部部署春耕生产动员大会。卫生院全体医务人员也奉命参加。
会议主持者报告说：“春耕生产为什么上不去？主要是阶级斗争激烈，阶级敌人破坏春耕生产。阶级敌人破坏春耕生产的典型事例就是右派分子偷吃牛肉。”紧接着就是一片口号声：“把右派分子揪出来！”我被揪出后，耳光、拳头不断地落在身上。一顿殴打之后，主持人讲话：“现在阶级敌人已经被揪出来了，阶级阵线分明，形势大好，大家一定要把春耕生产搞上去！”闹剧就此收场。
会后，住队干部胡远阔带我回到住宿的仓库。胡深表同情地对我说：“老熊，以后你不要再同这些农民打交道了。你需要吃什么，大米、酒米、玉米面、挂面、汤元粉子、清油，我的床下样样都有，你想吃什么，就拿什么，尽量拿，没有关系”。胡又说他本人是从成都市石室中学高中毕业后，被分派去成都市公安局工作。当年成都市各高校的整风、鸣放、反右运动的整个过程全部都是在公安局的全面监控之下。他们配发有各高校的红色〈教职工〉、白色〈学生〉两种校章，背面都有编号。方便他们在任何时候视工作的需要以教职工的身份或者学生的身份出入于各高校。他本人就在川大批判冯元春的大会会场担任过摄影的任务。
胡在谈论反右运动时，其思想感情完全是同情右派，倾向于右派的。但是胡的为人又有与此完全相反，而我当时尚又不能理解的另一面。
此时正值春耕，该生产队在点播玉米时发生了一件事。一个农民还不到夜晚的时候，就去刨开玉米窝上面盖的泥土，将窝内裹着666药粉，还带有泥巴的玉米种粒放入口内生吞下去。（这件事发生在人类20世纪的和平年代，简直是令人难以想像的可怕！）这个可怜的农奴在被抓到后，胡命令生产队的打手将其吊捆在树上。用床栓（100×6×4厘米的粗木条）毒打。我后来常常想到此事，可能是他长期职业习惯养成的残忍、毒辣，同时又没有法律制约而产生的蔑视人性，丧失人性的兽性。
我由于长期缺乏菜蔬和油荤，又吃了伴有细米糠的玉米馍，因之发生严重的便秘。解大便时肛门口像被一个硬的瓶塞紧紧塞住。无论直肠内的粪便有多大的胀意，都屙不出屎来。下腹和肛门的疼痛，痛得我在农民的猪圈厕所的地上滚。肛门脱垂，鲜血直流，痛苦难忍，这是我亲身的感受。
大饥饿反应在人体最敏感的生殖器官系统的表现就是大脑垂体促性腺激系的分泌机能和睾丸或卵巢本身的性激素分泌机能同时降低，甚或枯萎。无论男女，性要求和性冲动都锐减，几近丧失。青、中年女性长期闭经，由于缺乏性激素的剌激，更增加了人体各个组织、器官衰老、枯萎的恶性循环。妇女比男姓还要多受一层痛苦。由于子宫韧带张力减退，农村妇女比城市妇女承受了更多更重的体力劳动，因而导致子宫脱垂。子宫垂掉在外阴部的外面，大如核桃或更甚，粘膜受摩擦，糜烂、感染、发炎、流血。其状惨不忍睹。如果你看见的这个女性是你的母亲，你的妻子、你的姐妹、你的女儿，你将有什么感受？
三月下旬，公社肿病医院又收纳有大量病人，死亡率节节攀高，我又调回肿病医院。有天夜里，我感到全身特别是腰腹部痒痛难忍。我点燃煤油灯一看，内裤、内衣上面爬满了虱子，再一看，枕下，铺床的谷草里到处都有，无法彻底清除。只好换去内衣，第二天清理了一次被褥，去掉铺床的谷草。这就埋下我以后患病的病因。
四月初，一个夜晚，我卧室隔壁住的女卫生员与一个军人谈恋爱时在炉火上煮红苕。她们俩好心地给我盛了一碗。我吃的时候感到红苕有些味苦。那个年代，烂红苕也不能丢弃。拂晓时，我腹部剧痛，然后是呕吐，再后是急剧地腹泻。典型的急性胃肠炎。服药后，第二天我就向卫生院请假去荣经县医院看病。卫生院见此状，也不好不准。
到荣经后，我即向县卫生科冯科长请假，说痔疮出血，肛门严重脱垂，需回雅安手术。冯曾经是雅安专区医院副院长，见我如此，也就准了。
返雅后，我因痔疮的原因，立即被收住外科病房，手术切除。出院后，四月下旬，医院又通知我，要我再去荣经泗坪。我实在不愿意再去了，第二天早晨，我在雅安汽车站买了去成都的车票。我想邓荣贵不是也是从永郎逃回成都了吗？我也跑回成都算了。
（十）流串犯
当年我不满25岁，名牌医科大学优秀毕业生，成天头脑里思考的问题对于今天的青年学生来说是做梦也想不到，根本无法理解的。荣经泗坪之行以后，我每天想的全是监狱、死亡。窒息、割断股动脉、桡动脉，钝器伤，搞吗啡，巴比妥，与人对车，同归于尽。噩梦连篇。
那时雅安到成都每天只有上午九点发一班客车。汽车沿途修车，走走停停，行车16个半小时到次日凌晨一点半才到成都南门汽车站。此时正当午夜，遍街都是一队又一队荷枪实弹的民兵和警察在巡逻。街上没有一个行人，气氛阴森、紧张、恐怖，我一个从单位逃跑的右派分子，随时都有被抓的可能，何况是在半夜三更的时候，我又背着被盖卷。当时我根本不敢出站，幸好紧挨着车站有一个鸡毛店。我立即入内，此时已是凌晨二时。登记旅客住宿的是一个老头。我说我是雅安专区医院的医生，家在成都，他问我有无证件，我说在被盖卷里，老头就给我登记了。这家旅店连床位都没有了，我在一个水泥台板上打开被盖卷。刚睡下约有半个小时，三、四个背枪的民兵来查夜，我说我是雅安专区医院的医生，回家养病。幸好我身上有几张医院伙食团的饭、菜票和外科出院证，才过此一关。次晨日出，我才松了一口气。
我家只有我和父亲两人。父亲现在北门外昭觉寺筹建成都市动物园新址。我住在城内体育场附近姑母家，姑母家只住有姑父、母两人，姑母十分疼爱我。归家次日，我即给四川省卫生厅和雅安专区医院各写了一封挂号信，申言我不愿意接受国家分配给我的工作，愿意回家接受当地群众的监督改造，并把医院发给我的五月份下乡应享受的31斤四川粮票随信寄回雅安，以示谢绝。我姑父为此专程去北门动物园新址通知我父亲。两天后，我父亲进城来看我。一家人相对无言，心情沉重，十分悲凉。我父亲说：“只好如此，听天由命。”
五月初，一天中午二点过钟，我一个人在家，一个30多岁穿便衣的男人突然闯进我家。他第一句话就问：“你是不是熊习礼？”回答：“是”。他说：“我是派出所的，跟我走！”我即随他走进鼓楼南街派出所。一个穿草绿色警服的警察已经在等着我了。我一进派出所后那警察立即给我戴上手铐。他们两人在一张纸上签字，我想大概是交接人犯。然后那警察就把我押解上路。我带着手铐走前面，他腰间皮带上插着手枪走后面。当时我脑海里一片空白，反正走就是了，毫无恐惧，因为我早就有思想准备。走到文武路成都市第二看守所，进大门后，穿越了两、三重厚墙中间开的一扇小门，每个小门的两边都有持枪士兵把守。然后进入一间大屋，屋内有一个30多岁的中年男人，押解我的这个警察又同样和屋内的这个人交接后就走了。屋内这人命令我把我身上所有的物品都搜出来放在桌上。手表、指甲刀、手巾、很少的钱币、粮票……然后，他开始问话并记录，姓名、年龄等等常规外，他问我：“案由”我说：“我完全不知道！”他又说：“你究竟犯了什么案，才把你逮到这里来？”我说：“我是四川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是右派分子，工作分配在雅安，我不愿意，就跑回成都来了。”他说“哦！你是流串犯！”这个问话人自始至终，问话时态度十分温和，毫无刁难之意。然后他带着我又穿越一重厚墙，进入监房。监房的建筑结构是两排很长的平行的平房，每间房门都是黑色厚厚的铁门，铁门的一侧的墙壁的很高处开有一扇不大的，镶有铁条的铁窗。两排监房各自都有相对的约一米宽的屋檐，中间有一个2—3米宽的天井。
带我进住的监房名19组，又称“寄押组”。监房的内面积约有20平方米。正对监门的后壁墙的顶上方开有一个横形的约100×40厘米镶有铁条的窗子。顺着窗子的下面放着一张上下铺的木床，窗子刚好在上铺的上方，室内共安放有四张上下铺的木床。另外，室内有一张简单的双人写字桌，两条长木凳，屋子的角落里放了一个马桶。屋内羁押有大约20个人多一点。两个50岁以上的老头坐在写字桌后面的长凳上在书写，其他人犯都坐在床沿上。老头问明我的情况并记录。我进监房时已经五点多钟了。晚间七点多钟进来了一个30岁出头的体格健壮的人。一些人向他问好，并说：“组长回来了！”八点多钟，狱管人员进屋点名。全体人犯分几层站在屋子中间的空处，狱管人员点到某人的名字时，此人就将腰间的皮带或裤带解下递给他，然后蹲下，点名完毕后，他把所有的裤带、皮带全拿走，然后关闭铁门，在门外上锁。收缴裤带有两个意义，一是如果人犯越狱逃跑，没有裤带必受制约，逃跑不便。二是防备夜间用裤带作为自杀或他杀的凶器。狱管走后，大家兜着裤子站起来。接下来是组长安排每一个人的夜间铺位。四张上下床，八个铺位，组长单人睡靠前窗的上铺，两个老头睡靠后壁窗的上铺，其余近20人则分睡剩下的二上、四下六个铺位。上铺不能睡太多的人，否则人被挤掉下床会发生伤害。下铺危险性较小，可多挤些人。每一个铺位的设施是一个篾床笆，上面放一张麦草席，一床没有被面的光棉絮。当夜我被安排在有五个人的下铺睡觉。我都不知道躯体是放在床的何方，只觉得重重叠叠，昏昏沉沉，不知不觉到天明，狱管人员发还裤带。
次日上午，组长叫我到监房外的屋檐下问话，问明后，他说：“不要紧，我也是因右派罪下狱的，我是成都市公安局的干部，公安系统的右派分子大多要被判刑，我被判三年，现在很快就要满了，我每天在外面劳动，我做的是木工。你是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这又不是什么大问题，回去写个检查，认识一下就行了。”谈毕，组长即外出务工。
看守所的伙食是每天两餐，每餐六人一席，在一个大院坝里蹲在地上开餐，每席两个约40厘米直径30厘米高的木盆，一盆盛玉米糊，糊呈中等粘稠度，约有容器的3/4的量。另一盆是焖厚皮菜，焖熟后烩了一下，约有1/3盆的量，另外每一个人还有一块用刀切的约5×5×2厘米的玉米馍。开餐前六人中选一个人当席长，自报公议，这是一次大家都无异议的很民主的选举。席长的任务是给大家公平地分糊分菜，席长的报酬是分完糊和菜后可以用食指去刮残留在盆底与盆壁交角处的糊或盐汁，然后再舔吃食指。玉米馍又冷又硬，我咬了一口，像一个小石块，我说：“不想吃。”其他人立刻就争着要去了。监狱里的伙食和开餐情景比之于荣经泗坪的国家主人翁，工农联盟中的老二哥的境遇实在是太幸福了！太文明了！
狱友谈，开餐情况也并非全都文明，时有因席长不公而发生吵架甚或斗殴。开餐后回到监房，房里的气氛很和谐，或坐在床沿闭目养神，或互相低声交谈。所有的人的心情都是一样的，等候传唤。有一个30多点岁，衣着整齐，面情和善的人坐在我近处，问我的案由。我告知后，他很兴奋地说：“嘿！我们是同案。”他名谢国柱。重庆市人，工作单位是雅安县草坝区委。因和县领导在某一问题上发生矛盾，一气之下跑回重庆，也不例外地成了流串犯被抓进狱里。他不断地给我打气：“老熊！不要怕！”
在押人员，不许擅出监门去上厕所，大小便统统在室内坐马桶方便。每天下午从四点开始是倒马桶的时间。程序是发一个牌，每一个监室将此牌顺序传递，持牌监室即着一人，提马桶去厕所洗刷，其他人不得前往。马桶也可以成为惩罚犯人的器具和方式，有违犯监规者可以马桶惩戒之：将桶的提手挂在被惩戒者的颈上，桶置胸前，下颌颏部几近桶沿，令其低头点数桶内或浮于液面或沉浸于尿液里的大便条的数目，名曰“数金鱼”。有时还要令其点数几次，不能有误差。
下午，两个老头坐在条桌后面审问一个扒手，叫我作记录，有时我也要询问一、两句。真想不到才进狱一天多的时间我就有官职了。室内囚犯，多是扒窃，斗殴，各种各样的刑事犯以及一些莫明其妙的案件。囚徒们的文化程度都很低。我在此间听到两则新闻：一则是在一次监狱管理人员给犯人分饭时，犯人认为给少了，不满意，争吵之际，犯人对其挥拳一击。这一拳获刑14年。另一则是本看守所不久前押有一窃贼，此贼窃技甚高，进监狱后，恶习不改，继续在狱内作业，偷管教干部的钱。此贼只要一拍别人的衣包或裤包，不但知道包内钱币的数额，还能判断各种面额钱币之张数。一日，管教干部对他说：“你太猖狂了！敢在这里面作案，老虎嘴角捋胡须，偷我们的钱。今天，你当众表演，拍一下我裤子的后包，说出钱钞数额和各种面额钱钞的数目。说对了，此事就饶你，说错了，老子吊你一回鸭儿浮水。”此干部在抽屉里面随意取了一些各种面额的钱钞，自已也不知道有多少，放在裤子的后包里。那贼当众将其后包轻轻一拍，报出的钱钞数额、币面与清点分毫不差，众皆警骇。
入夜，组长分派铺位时，指派我和那两个老头一起，三个人睡那个靠后面窗子的上铺，前一夜五个人同睡一下铺，这一夜三个人同睡一上铺，一下子感觉铺位好宽呀！而且靠窗子的上铺空气又新鲜，一夜熟睡好香呀！清晨醒来，临窗眺望。发现窗外是女监的走道。一些年青的女犯，在走道上过来过去。
在监房内住了三夜，第四天上午，上次那个逮我的警察由监管人员陪同在监房门外高声喊叫：“谢国柱、熊习礼出来！”我知道是要离开此地了。领取前次交出的物品后，一付手铐把我和谢国柱两个人连环铐在一起。我走在前面他走在后面，向南门武候祠汽车站走去。谢低声对我说：“老熊！不要怕！他狗日的是老子的部下，他不敢把我们怎样！”当晚宿邛崃看守所，到达时已天晚，是夜我和谢两人住在一间很小的木板屋内，室内没有床，泥巴地上放了一块大木板，上面放了些稻草，没有被褥，我和谢胡乱地在稻草上和衣躺到天明。次日在看守所呆了一天，伙食同样是两餐玉米糊，没有馍，厚皮菜也要少些。这里关了十多二十个在押人员。上午、下午全部在押人员都集中在一个很大的过厅里政治学习。一个人在念报纸，其他人则似听非听，似睡非睡，睡眼惺忪地在打瞌睡。过厅两侧有两条横幅大标语：“坚决打击流串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过厅旁边有一个岗楼，上有持枪士兵在瞭望。若要上厕所则比较方便，高喊一声：“报告武装！上厕所！”就可以了。
第三天上午离开邛崃时，从邛崃看守所又提了一名人犯。此人名植世成，30岁左右，雅安县城南公社农民，善捕鱼，不久前网了些鱼到邛崃看亲戚时，拿了些鱼到邛崃街上去卖，被抓住。有两个罪，其一，流串犯。此人既未向人民公社的领导人请假，更未持有公社领导的批示和开具的允许其从雅安赴邛崃看望亲戚的介绍信、证明、路条，擅自穿越县境，盲流乱串；其二，长途贩私卖鱼，明目张胆地反社会主义改造，走资本主义道路。两罪并发，逮回雅安发落。
下午四点多钟，车到雅安。在车上那个警察没有给我们戴手铐，下车时，把我们三个人连环铐在一起，谢国柱较高，居中，左、右两只手分别铐着我和植。那警察把手枪插在警服外面，押着我们三个人走在大街上，十分威严。我在雅安看守所住了两夜，这里的情况和邛崃差不多。第三天傍晚时，医院派了两名工作人员。一名是药剂员赵邦政。另一名是管理员（工头）李明全。来到了看守所把我带回了医院。
（十一）青衣江
当晚赵、李二人将我带入医院门诊部支部办公室。里面坐着三个人，医院人事科科长闫文、门诊支部书记路顺、口腔科医疗组长徐玉文。闫、路二人是山西省人，南下干部。徐是四川医学院54年的毕业生。主要对我谈话的是闫文，闫语气缓和，对我深表同情地说：“熊医生！你是大学里的学习成绩优秀生！当了右派！经过德昌的劳动锻炼，本来在适当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摘掉你的帽子，可是你这一跤又摔远了。”他又说：“我们医院还没有这种先例！你为什么要跑？”我回答说：“我对人生已经厌倦了。恩格斯说，生命是蛋白质的运动形式，我想结束这种形式。”闫说：“你这么年青，不应该有这种想法。”谈话结束时，闫说：“你写个检讨，好好认识一下。”这次谈话，我对闫文充满了感激之情。
几天后，医院通知我每天到城南乡住院部劳动。雅安专区医院是由以前的西康省立医院和雅安市立医院合并而成。门诊部设在城内，住院部设在城外城南乡。院内有很大面积的花、草、竹、木并且两个大鱼池。可是在以粮为纲特别是大饥饿的年代。花、草、竹、木被砍伐，用来种油菜、玉米、南瓜、四季豆、……等农作物，美丽的自然生态全被破坏。医院设有专职机构生产队，职司农业生产，医院有近二分之一的医、护、职工每天轮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事实上是农业生产劳动重于医疗业务工作。口腔科里的那个热情的帅正容只要她来地里劳动时，她就会立刻与我划清阶级界线，不停地命令我干这、拿那，挑剔、刁难，以显示她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与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其他人皆非如此，遇见这个扫把星真是够晦气。
五月中旬我病了。持续高烧不退，四肢软弱无力。我住在一幢木结构一楼一底建筑的楼上，初时，还可勉强下楼上厕所或去伙食团买饭，后来无力下楼了，连大、小便都只有解入放在床下的洗脸盆内。同室居住的中药房药剂员李克武帮我买过几次饭，提过几次开水，我无物可赠，只好将本年度（1960年）配发给的全年度每一个人三寸布票送给李以表谢意。四川医学院同级毕业的医疗系同学，内科女医师李庆华诊断我患的病是斑疹伤寒。有一夜楼下大厅里正在政治学习的医务人员听到我在楼上呻吟不止，口腔科医疗组长徐玉文和护士冯秀臣走上楼来，一量我的体温41℃度，冯给我们注射一支柴胡液、一支百尔定。我才昏昏入睡。疾病的折磨，政治的高压，环境的恶劣，精神的孤独，看不到苦难的尽头，看不见希望。我厌倦了这个世界，想离开这个世界。我父亲来信安慰我说：“幸好你尚未成婚，否则再有家屋之累，就更痛苦，更难解脱。你记好，不管别人怎样批判你，说你多么坏，都不要紧，“右派分子”这四个字就是坏的顶点，最坏的了，没有比“右派分子”更坏的事和更坏的人了”。6月4日傍晚，我正在寝室里寻思，踌躇不定，准备把平时储存的20多粒苯巴比妥一次吞服。突然生产队长袁成湘进入室内通知我立即下楼开会。袁四处翻我的衣物并把我衣包里的硬币全拿走了。我走到楼下，才知道今晚是开五类分子评查会。门诊部一共有五个右派分子：张廉，男，49年以前的内科医生，一个学者型的正直人士，新朝之初很受尊重，57年中招；郑静淳、刘启煜，两人均是50年代初大学毕业的儿科医生；董全森，反右前是门诊部护士长、团支部书记。这四个人在评查会上各自自辱和被辱一翻，过场走完后，过关了。我呢？从荣经泗坪跑回来，又跑成都由公安局抓回，过不了关。一阵怒吼，将我按在地上，有个叫徐永忠的放射科的医士和一个姓冯的护士，革命义愤高涨，耳光、拳头对我左右开光，评查会群情激昂，怒不可遏。而与会之人，除支部书记路顺、口腔科徐、帅外，其他任何人与我彼此都不认识。彼等以此来表示爱党、爱祖国、爱领袖的态度，其实是值得同情的，是以求自保的可怜应声虫。医院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曾经发生过两次右派分子“自绝于人民”的事件。四川医学院50年代初毕业的外科医师邓自林用手术刀割断桡动脉自尽。另一案是孤儿出身的共产党员内科医师席立礼，抛下时任儿科护士长的年青妻子奉绍茜、三岁的女儿席慧，和奉腹内尚未出生的遗腹女，跳入青衣江自尽。因之评查会在午夜12时结束后，立即派员监督着我搬进有两个党、团员住的寝室以便防范。
6月5日凌晨2点半钟，我估计这两个人已经熟睡，我便悄悄地起床，走出医院，向青衣江奔去。当时正值洪水陡涨，我投河后，即平卧水上，用头去撞击江里的大石，每碰皆被快速的波浪冲向侧方，向下游冲流约一公里时，竟被冲到岸边，岸上三支电筒光一齐射来。除赵邦政、李明全外还有门诊部主任张景陶。我上岸后，工头李明全劈脸就赏我一记重重的耳光，骂道：“你这个狗日的，害得老子一夜都没有睡觉！”虽然当时正值六月暑天，我全身湿淋淋的，内衣、内裤紧贴着身体，冷得我上下牙齿不停地的打颤，浑身抖索不止。
回到寝室，我什么感觉也没有，蒙头大睡，醒来时已是午后三点多钟了。烈日当空，我看见窗外的太阳和蓝天全呈黄沙一片。我的床前放了一张滕椅，一位护士坐在椅子上看守着我。想来已整整看守我一昼夜了。这一天，我滴水未沾。看守我的人员四小时一换班，24小时全监护。第二天我喝了点水，第三天，看守我的一位护士说：“老熊！我给你买点稀饭！你还是吃点饮食嘛！”求生的欲望驱使我开始逐渐进食，几天后撤消了24小时的监护，但是，白天的上班时间里仍然派了一位护士看守着我，令我在食堂用蝇拍打苍蝇。有一天，看守我的一位女护士一边织毛衣，一边问我，她说：“老熊你年纪青青，为什么要这样？”我说：“你不了解，我对人生完全厌倦了！”又过了几天，支部书记路顺找我谈话，路说：“明天开始你去城南乡住院部劳动，不要这样，还要生活嘛。千万不要再乱来！”路是山西人，心地善良，没有文化，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出身。这次的劳动与前次大不相同，任我干多干少，无人管我。有时我干的活反比其他人还轻松一些。除生产队长袁成湘给我指派劳动作业外，没有一个人与我说话。每晚老和尚念经的政治学习也没有叫我参加。六月下旬末，一天晚饭后，管理员李明全突然摇铃通知：“今晚住院部礼堂开全院职工大会！”我当即感到，这可能是处理我的问题的大会。
会场气氛很文明，我面对众人，寥寥草草地检讨了几分钟，主持人就勒令停止，说：“现在开始批判熊习礼的反动思想！”说来说去，还是两件事，一件是不革命跑回成都，二是企图顽固到底，自绝于人民。最为奇妙的是把我和南斯拉夫叛徒铁托生拉活扯地硬捆绑在一起批，说我和铁托是走的同一条路了。我实在不敢想象，我与这位相隔十万八千里的独裁者以及你们教门之间的舌战有什么关系呢？我几次忍俊不禁，又不敢笑，面部表情严肃沉重。批判会结束，过场走完，我的问题也就划上了句号。
七月中旬医院又派我和内科女医师江一容（川医59年医疗系毕业生）、护士叶上兰以及专区防疫站、防疫队的若干医务人员同赴汉源县防治肿病。我和江及另一个防疫队员分在宜东区。宜东是山区，距公路75华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背着自己的被盖卷步行。路途上江一容说：“熊习礼！你在学校大名鼎鼎，到雅安又是鼎鼎大名！”我苦笑着说：“我是毒草！是疫苗！是反面教员！提供大家批判，增强免疫力。”到宜东后，我分在距宜东区15华里的三江公社，此地又称黄家沟，交通全是羊肠小道的深山老林。
汉源县物产富饶，气候宜人，丘陵和山区参差交错。黄家沟非常偏僻。盛产梨、核桃，满山遍野都是梨树，成熟季节，夜晚若有风雨，清晨出门，很快就可拾一筐梨回家。大饥饿年代，农民虽然无粮，但此地有梨吃。梨含糖且可果腹，所以此地受伤害的程度和死亡情况都比荣经要轻一些。肿病医院设在一个农家大院里，收住有三、四十个病人，由我带领两个卫生员管理。有一个县防疫队的医士叫刘康泽，他的职责是在各生产大队巡回医疗。此人粗暴、蛮横，流氓气习严重，随时跑到医院来找我的麻烦，找茬，处处刁难，拿小鞋给我穿。“阶级斗争”、“五类分子”不离口。在病人和医务人员中，到处骂我右派娃娃！
院子的一角，住有一户农民，夫妻俩都有文化，带一个三岁多的男孩。我有时到他家坐一坐，看见男人衣衫褴褛，我将一条旧的咔叽长裤送给了他。
专区防疫站共产党员李科长来此检查防治肿病的工作。李非常关心地对我说：“熊医生，我了解你的工作做得很好！闫科长向我一再交待，要我们关心你，说你不能再出问题，否则就很难办了。我们知道刘康泽为难你，不要理他，各搞各的工作。”李并说：“你上次送裤子给那个人，他的家庭是富农，今后要多注意。”
李的谈话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搞阴谋诡计的是毛，迫害我的人是毛，制造灾难的人也是毛，而不能怨恨其他人。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我要忍辱负重，用沉默、不动心、不理睬的办法来对付刘康泽这样的毛式痞子。平安过渡，不能再给雅安专区医院增添麻烦。
1960年冬天，肿病病人直线上升，死亡率节节攀高，江一容从宜东调走，由我接替。宜东肿病医院设在一个大庙里，有三、四百个病人，医疗工作和管理都很混乱。我接手后的十二月份病人猛增至600多人。医院配置有近十个卫生员，并设有专职行政和生活、伙食管理的院长，此人姓王，当过大队的支部书记，有头脑，办事精明，为人正直，在去年的反右倾运动中曾经挨过打，“洗过澡”。其妻在反右倾运动中则因熬不住斗争和毒打而上吊自杀。
我接手后立即建立病人登记卡、病人抢救、常规检查、治疗、卫生员技术操作、卫生员分区负责、药品管理、24小时值班、病房管理等各种规章制度。同时在病房墙壁开窗，改造连间铺，使病房的采光和空气质量明显改善，消除了臭气，方便了注射、抢救、治疗、病人躯体移动等各项工作。王院长又多次与公社联系，在可能的范围内增加了供应而使伙食得到少许的改善。所有这些措施如果没有王院长的积极支持、协助、配合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王院长还给我讲了几则当地的旧闻：
⑴去年反右倾时，县委召开全县干部大会。不管任何人，只要被喊上台，打手们就一拥而前，拳打、足踢、扯头发，头发被一缕一缕的扯掉。先给一阵毒打，然后才是一边斗，一边打。许多人在参加大会之前都要把钱、粮票、手表等贵重物品放在家里，并把头发剃光以防不测。
⑵一次，他和其他两个大队干部在各生产队巡回检查时，看见有一农户屋顶在冒烟。进屋一看，一个不是很老的老头正把一口大锅煮得热气腾腾，揭开锅盖一看，大家惊呆了，煮的竟然是他自已家里的一个三岁的孩子。当场他们把这个老头绑到大队部去狠狠地打了一顿，不了了之。⑶前不久，他们抓到一个老婆子在宜东场头卖的米糠野菜做的馍馍，发现馍馍里面包有人肉。
⑷他们大队有的生产队的公共食堂每天开两餐，每餐的主粮竟是七粒胡豆加一碗红苕叶子煮的汤。
⑸有一个女人，他丈夫死后，他把他男人的大腿、臀部吃掉，他的儿子死了，她又同样的吃掉。之后，她另外找了一个男人，与这个男人同住在一起，以后这个男人死了她又把这个男人吃了。再以后，她自已也死了。
在大饥荒年代。四川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一个省。雅安专区又是四川省的重灾区，荣经县更是重中之重，饿殍满地，尸横遍野，很多人家都已经死得灭门绝户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的西南王李井泉，这个毛的冷酷的忠实走卒、杀人犯，为了掩盖和推卸自身的严重罪责，逮捕了时任荣经县委书记的姚青这只替罪羊。
姚青被捕，在雅安地方官场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1960年的冬天，雅安专区各个医疗卫生、防疫部门抽调医务人员下乡到农村防治肿病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包括雅安卫生学校的学生都全部停课下乡。各个与肿病有关的行政部门的领导干部更是频繁地辗转于各处农村检查、指导、督促。汉源县是专区的大县，宜东区又是汉源县的重点地方。我在宜东的工作受到了充分的肯定。闫文到汉源宜东检查时，见面就对我说：“熊医生！你的工作表现得非常好，地区领导对你很满意，你抽空写个材料，我给你批个意见，好让上面考虑给你摘帽。”
1961年3、4月份，汉源县医院的内科医师，川医60年毕业生吕中等人，相继调来宜东，最初都在肿病医院工作。汉源县医院里的一个姓罗的院长和另一名县上干部也来宜东蹲点。（注：在毛的官本位体制下，任何单位的领导都是一个正职，若干个副职，但在对某副职称呼时，都要把“副”字去掉，以示尊重，因之，就弄不清某人是正职还是副职了。）此人是个老处女，心理变态，阴暗歹毒，好整人、斗人。据说她是当时汉源县委书记候麻子的姘头之一。（注：候麻子因为搞的女人太多，姘妇也多，而且是还犯有强奸罪，又曾被某些被侮辱过但是有背景的女人告发过，名声实在太狼藉。毛时代对这种违法犯罪真正的坏分子就是如此包庇、纵容，因为毛本人就是一个极端卑鄙、无耻、淫荡的色狼、淫棍。）罗来宜东后，俨然是宜东卫生界里的一霸。罗为了立威，首先要大抓阶级斗争整人、斗人。肃整的第一个对象就是我。但是，由于我时时警惕，再加上吕中（川医同学关系）、王院长对我的同情和好感，罗多处挑剔，找不出破绽，无从下手。
这时宜东中医院有一个年青医务人员，名叫陈汉忠。此人出身成份好，又是基干民兵，年青气盛，性情浮躁。生活、工作又多有不检，常出纰漏，罗找不到斗争的对象，就拿陈来小试牛刀。召开了两次对陈的帮助、批评会（注：还不是斗争会！）要陈写出检讨书。陈那里受过这种恶气，一气之下，就于当天夜晚，将步枪上膛，置于胸前，枪口从颏下对准头部，板动枪机，饮弹自尽。
陈的死，使罗惶恐了几天，但是在那个有着魔鬼般的恐怖，草菅人命，大饥荒的死亡年代，当权派逼死一条人命，这是小菜一碟，还要反坐一条罪名：“背叛革命！自绝于人民！”
中医院死了人。说明阶级斗争复杂、尖锐，罗把斗争的锋芒转向了中医院。挑了两个替死鬼。中医院院长曾广恒，为人正直，不阿谀逢迎，只关注自已的业务，爱说点讽刺话。罗看不顺眼，将其莫明其妙地斗了一阵。抓起来，押解到县里去，想治彼一个罪。殊不知，其时政治气氛正值宽松。曾到县上后，未受到任何责难，仅仅是向县卫生局汇报了宜东的肿病防治情况后就返回了。另一人是老中医李明文，他的罪名是：“他每给肿病患者开一张处方签时，在末尾处都要提行批注三个大字：糖、油引！”意思是说：“在煎熬此剂中药时，如果在药液中再加入一些红糖和清油做药引子，就会增加这剂药的治疗效果。”批斗会批判他给社会主义抹黑，说社会主义社会农民缺乏营养，要用红糖、清油才能治病。左批右批，全是奇谈怪论，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五月中旬，肿病医院完全由吕中等县里的医生和当地的医生接管。我被调到离公社最远的八大队搞巡回医疗，脱离了罗把持的是非之地。
七月底，专区一级医疗单位下到汉源县的医务人员全部集中到公路沿线的九襄公社，我也从宜东调到九襄。
1961年下半年以后，刘少奇给农民分了地，农民也可以回家吃饭了，形势有所缓和。我们下到农村的医务人员的工作方式也以走家串户巡回医疗为主要内容。这时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苏阿论战公诸于世。原来共产党的阵营不是铁板一块，共产主义的问题也是多多的！教派之间，矛盾复杂，斗争激烈，黑幕重重；二是苏共22大决定将斯大林的尸体迁出红场后焚毁。原来领袖的罪恶也会被揭露，也逃不出历史的审判，也会遭到焚尸、鞭尸！世界在变化，世界不会永远黑暗，地平线的远方已经出现曙光。从此我彻底抛弃了轻生的念头。我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勇于承受一切凌辱、压力和艰难困苦，我要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迎接光明的明天。
1962年，地区各医疗卫生单位下到农村的医务人员陆续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九月，我从汉源农村返回专区医院口腔科。结束了大饥荒年代在农村“防治肿病”的历程。
12月，在雅安地委统战部举办的右派分子学习班里，我的右派分子的桂冠被摘掉了。我开始了新的身份——“摘帽右派”
（十二）摘帽右派
反右派运动是毛泽东一手炮制的人类历史上时间最长，性质最为凶残、惨烈的仇恨文明，仇恨知识和迫害知识分子的文字狱。
毛泽东一生炮制了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阶级敌人。“分子”最多时，红头文件明文规定达23种人。其罪恶之反人性、反文明、反历史，其手段之血腥、残忍、野蛮、狠毒远远超过古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迫害。其目的就是为了建立和加强他个人的专制、独裁统治。反右运动，炮制右派分子是他玩弄权术——暴力、恐怖、欺骗、谎言——最得心应手，最为成功之作。它可以最容易，最简便，最不需要任何实证，随心所欲地迫害那些最要戳穿他的画皮，威胁他的独裁统治，他所最仇恨的知识分子。并且此举一箭双雕，不仅剥夺了全社会的言论自由和知识分子的良知，消灭了整个社会的舆论监督，而且完全推翻和否定了中共八大的正确纲领、路线，堵死了走向民主、宪政、法治社会进步的道路，建立了以他个人乾纲独断为基础的党天下体制，为过渡到终身制、世袭制的家天下，完成了极其重要的关键性的一步。
1959年10月1日前夕，大跃进败象毕露，许多地方已经饿死人了。为了庆典显示升平。毛建议：摘掉一部份已经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这又是毛的一出高招和谋略。假如他不开金口，又有谁敢多言呢？从此右派分子又多了一个品种“摘帽右派”。
右派和摘帽右派是一个历史上存在的社会群体。它又是政治学和社会学范畴内一个十分复杂而含意深刻的概念。
右派和摘帽右派有什么区别呢？
⑴两者都是右派，两者俱有共同的本质和基因，这是永远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的。两者都是没有法律保障或基本没有法律保障，丧失人身自由和人应该享有的最低社会权利的贱民或准贱民。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地对他们加以侮辱、践踏、蹂躏，把人世间的一切不公平强加给他们。他们只有承受而不能有丝毫的反抗。如果稍示抵触或不满，则立即以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的罪名，遭受到更为残酷和凶狠的迫害，甚至牢狱之灾，危及生存。
⑵摘帽右派是已经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的右派分子。从语义上讲，它已经不应该再是右派分子了。但是，毛的辩证法的特点是极具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因之二者之间，不但没有明确的界限，而且可以灵活地、随意地将二者互相转换。所以二者之间既有本质上的相同点，又有形式上的不同点。
现在用实际事例加以说明，先谈有帽右派兼谈相关的其他分子：
⑴雅安专区医院右派分子儿科医师郑静淳、后勤职工邱明伟、桂天顺，与反革命分子内科医师马俊德等四个人，在文革期间被革命造反派以及革委会勒令停止业务工作，去住院部病房洗刷病人的屎尿盆、拖地板，和打扫全部男女公厕清洁卫生的脏活、累活，以示对敌人的惩罚和专政。直至毛死方休。
⑵雅安专区防疫站里的四川医学院50年代初毕业的公共卫生女医师吴子一在被划右派后，从57年到62年底摘帽前这五年多的时期内，除了作本职业务工作外还要一个人独自承担本单位男女公厕的清洁卫生和防疫垃圾的处理。
⑶1970年5月到7月，我父亲因患胃癌在成都四川省医院外科病房住院期间，该病房每天拖地板，洗刷病人的大小便盆、胃肠减压瓶等脏物、污物的清洁员就是该医院的原院长，曾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美国纽约大学两校的医学博士的68岁的骨科专家谢锡书教授。
⑷文革期间，一天，雅安物资供销系统的大队革命人马，在大街上阔步前进。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个粗汉，手捧“帝像”牌位，像头扎一颗大红丝球，两侧悬大红丝带。像后十面红旗招展。再后有二、三十个牛鬼蛇神。这些妖怪，头上戴着各式各样画有牛头马面、龟蛇猪狗的高帽，有的还手拿破盆柴棒，边走边敲，活像城隍庙里的菩萨出銮。后面跟着大队的革命人马，场面隆重精彩。总指挥王文广口吹哨音，在队伍外侧，前前后后，跑来跑去指挥队伍前进。突然王指挥哨音止落，大呼立正，大队人马立即驻足不前。王指挥官跑到一个戴高帽的妖怪面前（注：此妖孽恰好是我的病员，姓黄，华西大学社会系毕业。）二话不说，拍！拍！拍！左右开弓，赏了黄某十多记耳光。可能是王指挥的手打累了。这才住手。大街两旁，观者塞道。王指挥官哨音一响，高声命令：“前进！”队伍又迈出了革命的大步。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好不威风。
⑸专区医院儿科医师右派分子郑静淳有次上公厕大便时，旁边蹲了一个带扶杖的化验员杨某。她的扶杖没有靠稳，倒在地上的尿液里。杨某当即怒目命令：“郑静淳！给我把扶杖检起来！擦干净！”右派分子是20世纪毛统治下比奴隶还要卑贱的政治贱民。
⑹四川农学院对敌专政更有花招，文革期间，所有五类分子一律戴有黑袖套。袖套上面明文书写：姓名！分子类别。任何人一见便知，这是敌人。这样，就彻底地孤立了敌人。
⑺四川医学院右派女学生黄心华，入学前曾经是西南军区排球队员。划右后分派她到学校体育教研组作杂工。负责学生进运动场时发球、收球、场地划线、清扫场地。充分展示和侮辱这个反面教员。
⑻四川医学院右派学生徐伯年从德昌返校后被分派到学校图书馆作杂工。徐又犯过失，偷盗图书，拿出学校去卖，后被抓获。移交公安机关后被处决。
以上就是戴帽右派及有牵连的分子的境遇。
摘帽右派和戴帽右派的不同点表现在某些结构性、整体性、强迫性的侮辱与迫害有不同程度的减轻甚或免除。而遭受个体性或个案性的侮辱与迫害则因本人所处的环境、单位、职业、领导人的素质、周围接触人员的道德状况等诸多因素而呈现出很大的可变性与差异。
摘帽右派的性质有以下特点，并结合事例予以说明：
⑴摘掉帽子，不等于没有帽子，你的右派分子的帽子是永远存在的。只是暂时没有戴在你的头上，帽子是拿在群众手里，实际是拿在党官的手里。党官想什么时候再给你戴上，就可以在什么时候又重新给你戴上。雅安县城关镇第一幼儿园女教师薛大年，30岁左右，有三个幼小子女。其夫是雅安邻县名山县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学校里有一个由重庆西南师范学院分配前来教历史课的摘帽右派分子。此人常在废纸上胡乱书写几句抒发感情的不满语言。然后将废纸揉搓成一团，丢进废纸筐。同办公室邻坐有个告密者，十分注意这个摘帽右派的每一举动。每次在摘帽右派下班离去后，他便立即搜寻废纸筐，将摘帽右派所丢弃纸团的语句，整理成材料，连同纸团罪证，一并上报支部。这是阶级敌人不满现实，反党、反社会主义赖不掉的铁证。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支书宣布：“这个摘帽右派抗拒改造，重新戴帽。”此后不久，摘帽右派于某日拂晓，潜入支书卧室将支书杀害。当然此犯迅即被捉拿归案而处绝。仅此一案，就是两条人命并留下一个寡妇三个孤儿。据各种报导，在全国范围内，二次戴帽的比例非常之低，可能此举是太不得人心了。除了毛、康之流热衷此道外，其他官员都是嘴上说说，敷衍了事。⑵摘帽右派不能担任政务、机要、意识形态以及宣传工作，只能作技术性、事务性的工作和杂务工作。例如：四川农学院右派分子，原党委宣传部长张巨元在摘帽后改任总务科长。在学校、科研、医疗、厂矿等知识性、技术性强的部门工作时，都是在有形无形的监督、控制下使用。
⑶摘帽右派的工资级别必须要低于同等性质工作的工资级别。我于1957年本科毕业时划右，62年底摘帽，63年4月工资定级为比刚毕业的毕业生的工资还要再低一级，其他单位莫不如此。直到15年后，1978年赵紫阳任四川省委书记时，明令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工资不能低于行政22级。此时我才领到21年前我应领的工资级别。
⑷政治运动时期不同于平常时期。凡有政治风暴来临，摘帽右派都必须拿来批一批，过一过场，看有无纰漏，有无新的罪行，予以惩处。因之运动时期的摘帽右派是时时都是如临深渊，稍一不慎，就会掉下陷阱。
例1：在文革武斗时期，雅安两大革命造反派对峙于青衣江南北两岸。北侧医院因缺乏口腔科医师，数次动员我去北侧工作。这使我两难，哪一边都是革命造反派，都可以任意给我加个罪名，随意地批斗我。后来我去了北侧，南侧造反派头头王均可每天早晚都在全县广播上狂呼：勒令右派分子熊习礼（这时我就不是摘帽右派，而被灵活地的改为右派了）返回南侧接受革命群众批斗，歇斯底里嚎叫了一个多星期才作罢。（注：文革后王均可因纵火罪，获刑20年。）什么叫批斗？怎样批斗？以我亲身经历的两次批斗会为例，两次都是雅安卫生系统批斗我们医院原党委书记刘玉山，一次是造反派还没有分裂，他们把刘玉山和原雅安地委宣传部长刘恩等到一长串走资派押解到场时，刘玉山已经被打得不能直立，杵着一根很粗的木棍，勉强弯腰而立，但是仍然免不了走第一程序，打手们一拥上台将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拳打脚踢一顿暴打，刘玉山当场被打瘫在地，还骂他以装死来对抗毛主席。另一次北侧造反派斗刘，更是别开生面，另出新招，两个打手将刘的双手用绳子捆绑押上场时，此二打手立即摸出54式手枪，对准刘的脑袋瓜子，碰！碰！两枪，原来是假枪毙，但是也够吓唬人的。再加一个但是，更有叙述价值的是，这些打手文革前都是刘用以整人的狗腿子，都是些学历不高的地地道道的痞子、流氓，现在对刘下手更狠。还是江青同志可爱，直白了一句大实话：“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其实所有的打手都是毛主席豢养的狗，而且是恶犬，凶犬，吃人肉的狗。这就是极权社会的本质。
例2。1964年10月底医院开展小四清运动，因为我是摘右，院保卫科长前来询问我妻是否是“分子”？回答：第一，我妻不是右派。第二，1949年我妻才7岁，没有资格荣当分子。即使如此，由于我妻的家庭出身是民族资产阶级兼地主，我又是摘右，所以她不能住机关单位，立即将我妻撵出医院宿舍，逼得我们无处安身，所幸我认识的病员里有居住在街上居民区的老太婆，才饥不择食地找了一间条件极差的又窄又烂的居民房以栖身。
⑸1978年春，医院曾经调整过一次工资，当时我已大学毕业21年，但工资还低于刚刚毕业的最低级别。有一川医同届毕业生，在未调前就已经比我高了二级，当时仅仅有人在调资讨论会上，将我二人的工资级差比较了一下，此人就勃然大怒地说：“熊习礼凭什么可以调工资，他是摘帽右派，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调资，而我是堂堂正正的本科毕业生，我是必定要调的！”。结果当然是彼上我下，彼就比我高三级了。
⑹摘帽右派的个案性问题的处理，则是因其所遇到的具体当事人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区别，甚或截然相反的结果。现以我个人的经历为例予以说明：①1962年底雅安地委统战部组织的右派分子学习班期间，经同时摘帽的“右友”介绍，与四川农学院教师摘帽右派谢加凤之妹谢加丽相识，次年与之成婚结秦晋之好。对于此事，四川农学院保卫科长何日明定性为雅安专区医院与四川农学院的右派分子互相勾结、串连，企图兴师问罪，大加鞑伐。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在我成婚之夜，雅安专区医院党委书记，一位团级转业军官刘希圣、党办主任闫文、院长曾文齐、副院长张景陶、秦世馀全都来到我结婚的小屋祝贺并赠送礼物。何日明知此情后，不敢贸然下手而作罢。
②1970年5月，雅安专区医院的负责人，刚复职的原党委书刘玉山组织抽调医务人员赴汉源县马托公社防治克山病。被抽调人员里面恰巧有我，此时我在成都市园林局工作的父亲突患重病，我向刘秉明情况后，刘立即准假一周，假后我一个人单独去马托。7月中旬，我父经四川省医院剖腹探查，诊断为晚期胃癌。我向医疗组长共产党员丰毅请假，丰深表同情地对我说：“熊医师！你把你父亲的事处理好后再回来，不用担心此地的事。”我于当晚即启程返回成都。
此后，我将我父从成都接到雅安由我妻照料，刘玉山为了照顾我而不让我再去马托，而安排我去专区医院儿科门诊部工作。8月中旬，我父在雅安病逝，我向当时门诊部主任任钧请假说，我必须去成都我父工作单位办理我父病故后的诸多事宜。任钧这个毛式官僚主义干部坚决不准我的假。（注：请假条和任钧不准假的批语，我至今仍保留，作为历史的凭证。）
③文革期间，我大约有五、六年的时间在内科、外科、儿科工作。因为我是摘帽右派，因此无论调我去哪个科，我都要无条件服从。面且还必须把工作做好，不容许有任何医疗差错，此事我也很乐意。因为我在口腔科工作时，那个是非婆、长舌妇帅正容太欺负我了。凡是经我治疗后病人感到满意，前来复诊再找我看病的病人，她都要骂别人划不清界限！右派立场！同情右派！她甚至在病人病历袋封面上大书：“此人专找右派医生看病！”成天开口阶级斗争！闭口五类分子！搬弄是非，不得安宁。还逢人便说她是党委派来监视我的。这个女人，心地之坏，品德之恶，我举一例予以说明：
医院有个年青护士叫胡平芳。此人64、65年是活学活用毛著的积极分子、标兵。到处做活学活用毛著的大报告，介绍对毛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学毛著的经验，红极一时。文革期间，胡紧跟毛的伟大战略部署，是无产阶级造反派的头头，三结合时，胡是雅安地区革委会的委员，又是医院革委会的副主任、党委副书记（正职是军代表），红上加红，红得发紫。胡每次由住院部来门诊部时，刚走到门诊部的大院坝子里，帅只要闻声，就要跑出诊断室，前去迎接。无比亲切地高呼：“平芳！平芳！”挽臂搭肩，革命战友，亲密无间，问长问短，说这说那，离不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监督五类分子、摘帽右派。胡经常也要对我作点完全是走过场形式的十分可笑的指责。殊不知天道好还，毛死江囚。胡平芳成了雅安地区被重点批斗的帮派骨干分子。这一下，帅正容立即站稳革命立场，坚决与胡划清阶级界限。胡平芳也是祸不单行，冤家路窄，患上了口腔内大范围的牙周齿槽脓肿，面颌红肿，痛不可忍。可怜兮兮地坐在口腔科诊断室门外的候诊椅子上，医生们都像在回避瘟疫一样地不理睬她。我见她实是可怜，把她叫进诊疗室，检查发现确实病情沉重，我离位去给她取注射药物，返身时，她就不见了。为什么？原来当我转身取药时，帅正容立即把她撵走，说需用这张治疗椅。我只好另外给胡安排一张治疗椅，待治疗、处理诸事完毕后，我主动给胡开具了病情诊断书和一个星期的休假证明书。我对胡明言：“你无论犯了哪条、哪款，是国家依法处理你的问题，应该由你自已负责。另方面现在你是病人，我是医生，我应该对你负责，除了治疗，你需要休息，我有责任给你出具医疗证明书，我愿意承担此责。至于你能否得到休息，那不是我的权限。”胡感动得快要哭了，说：“熊医师！我从前对不起你！”帅在旁边叽笑，不屑地说：“划不清界限！丧失立场！右派本质难改！”（十三）后记一
反右派运动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当时四川和西南地区的最高统治者西南王李井泉一方面是毛的忠实走卒、鹰犬、奴才，另一方面对其治下的臣民却极其专横、残忍、狠毒。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的1958年，他独出心裁地在四川省全省的高中毕业生，这些尚未成年的青少年中炮制了一场全国独创的模拟反右运动（58劫）。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性的对未成年人的残酷迫害。李井泉是极权专制制度下毛豢养的一条地地道道凶恶的噬血毒蛇。
毛是反右运动的总策划、总导演。李是四川省和西南地区反右运动的二路元帅。四川医学院反右运动的前线指挥官党委书记孙毅华却是一个富有良知、道德和人性的共产党干部。孙在毛、李的命令和督促下不敢不反，而且不敢不按照毛、李划定的框框格式来反，孙自身职权范围内的活动空间有限。我了解的情况是：
⑴58年2月中、下旬张榜公布的全校（包括附属医院）师、生、员、工中共划右派分子约170—180人。加上57年应届毕业生中所划右派分子30名多点，再加上58年补课时增添的不多的名额，划右总人数大约是200人稍多。当时川医师、生、员、工总人数至少有6000人，因之迫害面积不到5%，可见孙毅华对反右运动态度消极，没有加码加注。
⑵被划右派分子的学术职称与从事专业的情况：
①高级知识分子：公共卫生系教授陈志潜、生物化学教研组教授兰天鹤、外文教研组教授刘正刚。②中级知识分子：生物化学教研组讲师张玉佃、外文组讲师吴福临、温绍仪、主治医师邓尚平、杜传礼、药师刘文芝。
③其余都是助教、住院医师和在校学生。
在教师中以外文教研组里所划右派分子人数最多，所占比例最大。以当时闭关锁国和一边倒的情况而论，英语是帝国主义语言，属取缔对象，事实上从1954年起学校就停止了英语课的讲授（直到25年以后改革开放后才重新开设英语课）。外文组一律开设俄语课，俄语的应用范围很窄，学俄语是政治秀，并不实用。
以客观情况论，孙毅华保护了高级知识分子和业务技术的骨干力量。
⑶下放德昌县农村劳动的四十多名右派分子中有：吴福临，男，45岁，外文组讲师；温绍仪，男，约35岁，外文组讲师；王俊杰，男，约35岁，附属医院财会室主任；薛丽华，女，约30岁，附属医院五官科护士长；夏芝爱，女，约30岁，护士；冯清华，女，约30岁，财会总务人员；刘文芝，女，约30岁，药师。此外还有下列30岁以下的人员：主治医师邓尚平、杜传礼；医师林震勋、陶弘仁、张思孝、罗世钧、刘章永、张廷杰。手术护士左渠成（男），护士杨长纯、陈福生；57年毕业生芦苇、刘靖华、熊习礼；学生肖育仁、王诚、林永祥、徐伯年、孙天健、饶弘武、陈加猷、向忠诚、李树楠、邓荣贵、李章玉……。
另外有两名工人，罪名是反社会主义分子。倪文安，男，四十多岁；刘汉祥，男，二十多岁。
以上是我现在尚能回忆起的名单，其他就想不起了。
⑷学校派遣负责管理右派分子的干部附属医院的罗友壁科长和学院人事科干部彭汉隆两人对右派分子都持同情态度，从无歧视、苛求，非常宽松，对女性和年龄较大的教师更是多有照顾，常常与他们交谈缓解思想压力。因此在这一年多的下放劳动期间，大家都没有吃过大的苦头。这固然与罗、彭善良的人性和道德品质有关，但同时也是和孙毅华对右派分子的态度分不开的。
⑸1957年夏、秋，国务院文件明确规定，应届毕业生中犯错误者（此文件没有定名右派分子的称谓）分配工作时给予一、二年或三年的工作考察的处分。川医对应届毕业生里的右派分子的处分，所给予的考察年限多数是一年，少数是二年，没有三年。
⑹四川医学院所划右派分子见于四川日报批判者，我只记得有医疗系学生宋影。其他还有一、二人见报者就记不清了。送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最多是二、三人。
⑺反右运动中的特例，外文教研组英语教师杨宪鼎，男，五十多岁的老头，为人耿直，教学认真。说话常带有骨刺。反右期间校园内也没有看见过他写的什么大字报。有一天下午，学校突然开大会，公安机关将其逮捕判以重罪，罪名是反革命分子。杨是否因其历史有什么过节，运动期间又说了讽刺、挖苦党的话，方至如此；另外反右运动期间各高校都要捕人重判，以示威严，这无疑是上峰统一布置的项目，杨是否当了指标鬼，就不得而知了。
⑻四川医学院教职员中所划右派分子有一显著特点是，医疗任务非常繁重的附属医院所划的右派不仅在比例上，而且是在绝对数量上也远远多于学院校部的教职员。这是有悖于划右规律的。原因是由于反右初始，附属医院确实划不出什么右派分子。因为医务工作实在太忙，根本没有甚么政治议论。但是划右派是上级派下来的指标，是重大的政治任务，非完成不可，划不出也要划，这时上峰指派学院党委副书记铁杆毛派分子马俊之坐镇附院划右，马仅就一些有关工作、业务、生活福利、人际关系问题等等矛盾和意见，一下子就揪出一大批右派分子了（注：马俊之是当时成都市市长米建书的老婆，著名电影演员潘虹的婆婆娘，无怪乎潘虹主演影片《人到中年》里有一句形容共产党干部焦部长夫人是马列主义老太太的台词，想来潘虹是深有体会的）。
孙毅华因为良心不黑，不够左，不够毛，上峰于1958年又派来新任党委书记李资平，将孙贬为副职。孙于文革中因熬不住对其残酷的迫害和侮辱，跳楼自尽。这是毛时代一记择劣汰优的罪恶和悲剧。
1959年12月31日，我到雅安专区医院报到。此时反右派风暴已过，后来得知雅安专区医院被划右派分子是：张廉，内科49年以前的老医师，50年代初非常受器重；郑静淳，江西医学院五十年代初毕业儿科医师；刘启煜，女，儿科医师；董全森，门诊部护士长；李耀南，财会人员；桂天顺，转业军人，职工；席立礼，孤儿出身的共产党员，内科医师，运动中投河自尽；邓自林，四川医学院五十年代初毕业的外科医师，运动中割断挠动脉自尽。后来我在接触中得知这些人哪里有什么政治观点，纯属填指标的冤案。
据雅安卫生学校的教师谈：
该校党委书记、校长王广是雅安医药卫生界里面资历最老的共产党人。在反右期间，告密者向王书记反映该校五十年代初由四川医学院分配来校的几个青年医师陈先品、唐发良等人谈论并附和储安平、葛佩琦的言论，告密者向王提示说：“这不是右派是什么？”王当即正色告诫告密者说：“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你们懂什么！以后不许乱说！”
陈、唐等人在王广的保护下平安过关。
王广以后在文革中不堪忍受侮辱与迫害，投河自尽。这又是一桩应该永远铭记的择劣汰优的罪恶和悲剧。
雅安川剧团有一对夫妻，男人叫王国仁，演川剧丑角，是大学文科毕业生，很有文学、艺术才华，在剧中道白词里常常嘲讽时政，49年底前在成都演剧时名噪一时。50年来雅安后，习性不改，讽刺领导，当然是反动派，其妻田笠，也是学文学的，爱打扮，好修饰，衣着时尚，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运动中夫妻双双荣获桂冠。雅安京剧团琴师徐德诚、鼓师陈孝一，皆因为出身书香门第，性格耿直，不善阿谀。此等人内心不满领导，也是右派。真是荒诞无稽，千古奇冤。
（十四）后记二
1957年的反右派政治运动是毛泽东一生罄竹难书，累累罪恶中的一桩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式的关健性的黑恶罪行。毛在这之前所作的种种诸恶，毛都以牵强附会，文过饰非的诡辩来欺骗、麻痹、蒙蔽人们，为其开脱或减轻罪责。
1957年的毛，初则巧言令色，口吐莲花，说尽谎话，耍尽花招，信誓旦旦地设置陷阱、骗局，诱骗人们提意见。继则公开背信弃义，自食其言，翻云覆雨，凶相毕露，搜集人们的发言，无限夸大地上纲，罗织罪名，以言治罪。再则公然违反和践踏国家宪法，对知识分子残酷迫害，株连九族。其对右派的残忍和狠毒超过了任何法律允许的程度。
这场血腥、恐怖的反右政治运动，摧毁了一代民族精英和国家建设人材。这场运动使得人人恐惧，人人自危，消灭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同情、互助。消灭了人们对不平的正义感。使每个人都为了求生的欲望，为了生存而抛弃一切道义。中国文人集体失语，谎言笼罩了整个国度。说谎成了人们安身立命求生的本能。中国社会走进了疯狂、沉沦、死寂和逆转的魔圈。
从此毛不受任何约束与制衡，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地开启了大恶、极恶的闸门，任意肆虐中华大地，驱使人们作为他做各种乌托邦式的动物实验和斗兽表演的工具。
从此人无宁日，家无宁日，国无宁日，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22个寒暑，噩梦醒来，曙光初露，换了人间。经过20世纪全球性的各种思潮血与火的较量，尘埃落定。自由、民主、宪政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政治文明的结晶，成为不可抗拒的浩浩荡荡的历史洪流。
尾声魂兮，归去来兮
黑暗得伸手不见五指的毛时代已经结束30多年了。反右派运动、大饥馑、文革浩劫也已经是历史了，历史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将它篡改或抹煞掉的。特别是全球化、信息化、档案化的现代社会，任何企图隐瞒、篡改或抹煞历史的行为都只能是傻子行为。英国的历史哲学家阿克顿勋爵留给人类的名言是：历史对于罪恶具有着永恒的惩罚权。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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