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精锐部队（网络图片）
甲午之战，日军实属侵略者，却因善于利用国际公约自我宣传，反在国际上树立了一个“文明”国家的形象，使其在舆论上占据了主动。清国作为被侵略者，却被贴上了“野蛮”国家的标签，鲜能获得国际同情。试以处置俘虏一事为例：
清军的俘虏观，还停留在古代，根本不知道近代以来关于优待俘虏的国际公约。因此清军在战场上对日军俘虏，通常是随意虐杀。清军在朝鲜的文书记录：“上月初十日，左军侦察兵与倭探兵遭遇于中和，位置距平壤四十清里。我兵成功伏击倭兵，敌受伤者十数名，杀毙七名，活捉一名。审讯该倭兵俘虏，其手书姓名西北平，然日军进攻牙山之部署事未肯寡吐，是日下午遂枭。”
日军记述，“我军攻入旅顺口后，袭击了毅军左营，舍内一片狼藉，一隅发现数具日本兵尸体，背囊和枪剑丢弃于侧，血流凝固，腹背多处留下被刀剑反复刃刻痕迹，尸体丢弃于柴禾堆内。”日本媒体还报道：“清军在距芝罘南六十清里处，俘获日本前哨骑兵23名，有电报请示如何处理，巡抚李秉衡下令一律就地枭首。”
清军对日军尸体也很残忍。从军摄影家龟井兹明，在《从军日乘》中回忆，一个日军阵亡现场，“我十数名战死者的首级，悉数被敌兵夺走。大多数砍断左手，割去阴茎；中有削掉鼻子，剜出眼球者，剖开的腹内充有碎石……我兵见者、闻者无不义愤激昂，对清兵复仇气焰盛上。”清军虐囚、虐尸的行为，后来成为日军为旅顺大屠杀狡辩的借口。
日军懂国际法重宣传，刻意善待俘虏，将侵略战打扮成文明战
与清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军知道如何依照国际公约，善待俘虏，以向西方展现“文明”。日本在1886年加入国际红十字会，宣布履行《日内瓦公约》。1894年8月1日，甲午战争爆发，至当月23日，日本陆军省就公布了《战争俘虏处理规则》，将俘虏收容分成“内地收容”和“战地收容”两种。收容所设在各地的寺院，要求每处安置的俘虏不超过百人。俘虏在居住、饮食等方面的待遇，参照日军标准；日军为伤者提供治疗，给死者安葬、立碑。俘虏还被允许给家里写信，只是信件内容需要被审核。
日军还散发《赤十字社俘虏宣传单》，说“天皇陛下布告本邦加盟赤十字条约，其主旨即教育我军人遵守，善待，爱抚敌伤兵及放下武器之敌。战是国与国之战，非个人间的相互仇恨。敌伤兵、病兵、降兵的救护和仁爱心，此乃必遵文明之公法。即便对敌将之尸，也须以官礼相待。”后来统计对清军的收容情况，被押回日本的约1000人，关押在辽宁海城的约600人，他们在《马关条约》签订后，被交还中国。在被关押期间，一些清军俘虏因被日军优待，而感动地落泪，并向日军作揖致谢。
日军善待清军俘虏，成功地博得西方舆论的同情。如美国《纽约世界报》记者克里曼在平壤战役后报道，日军在朝鲜没有犯下任何滥杀无辜的暴行，热情地赞美日军对待平民所变现出的仁慈和人道主义精神，并指出日本的优势所在：这是日本跻身为世界文明之国的时刻……”
即使是在旅顺大屠杀后，因日军宣传得当，也有不少西方媒体被蒙蔽。美国《萨克拉门托蜜蜂报》刊文称：“当日本士兵攻入旅顺时，随即为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场景所震惊，他们的战友们的尸体被肢解得七零八落，有的甚至可以看出是被活活烧死的。尽管如此，大部分日本士兵依然遵守纪律，善待清军俘虏”。
恰如宗泽亚所言，日军“虽然在击沉高升号事件、平壤会战处死越狱俘虏、旅顺虐杀等问题上，受到欧美诸国的谴责，但是在战场上救护俘虏、俘虏营中对清兵优遇、战后俘虏全员返还、为阵亡俘虏埋葬立碑等，履行国际红十字会宪章精神的行为，得到了欧美诸国的称赞……”侵略者受赞美，被侵略者遭谴责，甲午之役的此种荒唐结局，背后折射的，是清国在近代国际法层面见识的浅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