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走资派”是文革的主旋律之一。（网络图片）
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曾经被当作文化大革命的指南，但是“十六条”并没有定义什么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没有提出判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客观标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概念以后被简称为“走资派”。毛泽东直到去世之前还在谈论“走资派”，说“走资派还在走”。但是，直到去世，毛泽东也从来没有提出过一个可供操作的判别“走资派”的标准。
那么哪些人是“走资派”呢？毛泽东最初的想法是把所有的“当权派”都放到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去“经风雨”，让广大人民群众来鉴别谁是“走资派”。但是，这个方法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几乎所有的“当权派”都被指控为“走资派”。这当然不符合毛泽东最初设想的“走资派”“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
既然没有判别标准，就只好依赖“列举法”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刘少奇、邓小平无疑是“走资派”，毛泽东也说过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是“走资派”。但是，毛泽东不可能列举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的“走资派”，于是中央只好列举出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一级的“走资派”，再往下就没有办法了，就由各地各部门革命委员会去决定了。
1967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该《通知》决定：“为了把这场革命的大批判更好地同各地区、各部门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批准在报刊上噎点名批判的中央和省、市21名“走资派”的基础上，进一步公开点名批判34名“走资派”。这55名“走资派”的名单和当时的职务见附录一。
其中没有刘少奇和邓小平。从1967年4月起，公开的报刊上都是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来指代刘少奇，用“党内另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指代邓小平。直到1968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公开的报刊上才以“叛徒、内奸、工贼”的头衔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则一直没有在公开的报刊上被点名。
从1967年开始，尤其是在1968年，各省、市、自治区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在各地上报的有关革命委员会组成人选的文件上，中央往往在批准的文字中列出中央以及当地的“走资派”。在这些文件中，“走资派”的排名大体上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有时会加上谭震林、薄一波、安子文。对这些人的称呼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此外针对不同的地区还会加上不同的人，如西北地区的各省、自治区会加上高岗、习仲勋、刘澜涛，西南地区的各省、自治区会加上李井泉，中南地区则加上陶铸、王任重。接下来便是这些人在相应某个省、市自治区的“代理人”或“追随者”，见附录二。
“文革”前，全国共有副省长、副部长以上干部1253人。附录一、二列出了82人，加上刘少奇和邓小平共是84人。这还只是经中央批准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的、以及部分在中央文件中点名的，就噎达到了6.7%，大大超过了毛泽东最初设想的“百分之一、二、三”。事实上，由各地各部门立案审查而被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司令部代理人”的有453人，占总数的36%。受到冲击范围更大，达到1011人，占81%。
在1966年10月的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议上，周恩来曾提到被打倒的干部“现在噎大大超过了”百分之一、二、三。毛泽东回答说：“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然而，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是文革之后所有这些人全数平反。
参考资料：（略）
附录一：1967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在报刊上点名的走资派：
彭真（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
彭德怀（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元帅、前国防部长）
陆定一（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宣部部长、文化部部长）
罗瑞卿（八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总参谋长）
杨尚昆（八届中央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周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宣部副部长）
萧望东（文化部代部长）
薄一波（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经委主任）
吕正操（八届中央委员、铁道部部长）
林枫（八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安子文（八届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
杨秀峰（八届中央委员、最高法院院长）
蒋南翔（八届中央候补委员、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吴冷西（人民日报总编辑）
张闻天（八届中央委员、前外交部副部长）
张劲夫（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国家科委副主任）
韩光（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国防科委副主任）
陶铸（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副总理、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顾问）
王任重（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李井泉（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
贾启允（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阎红彦（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67年1月自杀）
汪锋（甘肃省委第一书记）
欧阳钦（八届中央委员、前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
李范五（黑龙江省省长）
乌兰夫（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
王铎（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
王逸伦（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
王昭（青海省省长，1970年2月去世）
任白戈（重庆市委第一书记）
王鹤寿（八届中央候补委员、鞍山市委第一书记）
刘澜涛（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北局第一书记）
习仲勋（八届中央委员、前国务院秘书长）
胡锡奎（西北局书记）
马明方（八届中央委员、东北局第三书记）
陈丕显（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曹获秋（上海市市长，1976年去世）
杨西光（上海市委书记）
万晓塘（八届中央委员、天津市委第一书记，1966年9月去世）
张淮三（天津市委书记）
林铁（八届中央委员、河北省委第一书记）
李葆华（八届中央委员、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叶飞（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文敏生（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省长）
赵文甫（河南省委书记、副省长）
赵紫阳（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方志纯（江西省委书记、省长）
廖志高（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赵林（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
杨静仁（宁夏区党委第一书记）
马玉槐（宁夏区党委第二书记）
陶鲁笳（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卫恒（山西省委第一书记，1967年1月自杀）
王谦（山西省委书记、省长）
王大任（山西省委书记）
附录二：1967至1968年，中共中央文件中点名的部分走资派：
贺龙（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国家体委主任）
谭震林（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
萧华（八届中央委员、总政治部主任）
杨成武（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代总参谋长）
江渭清（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陈光（江苏省委常务书记）
王延春（湖南省委书记）
黄岩（安徽省委书记、省长）
赵守一（陕西省委第二书记）
李启明（陕西省委书记、省长）
顾卓新（东北局书记处书记）
喻屏（辽宁省委书记）
周桓（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委书记）
黄新廷（成都军区司令员）
郭林祥（成都军区政委）
赵健民（云南省委书记）
范式人（福建省委第二书记）
侯振亚（福建省委书记）
贺希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谢王岗（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周仁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政府副主席）
王其梅（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
武光（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政府副主席）
吕剑人（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
张仲瀚（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新疆军区副政委、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
伊敏诺夫（新疆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包尔汉（前新疆人民政府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