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江青。（网络图片）
从到延安的第一天开始，江青一直没有忘记20世纪30年代她在上海的所作所为。原来的蓝苹改名为江青，可抹不掉的是自己的历史。以前的熟人时不时在眼前晃动，似乎有意提醒她不要忘记过去。江青于是千方百计寻找机会，一方面伪造自己的历史，一方面企图销毁对她不利的一切证据。比如，她同国民党特务崔万秋的密切交往，她写给从前的老友郑君里的几封信等等。她要用自己的一张嘴改变过去的历史，用一双手消灭历史的痕迹并影响将来的历史。
1966年6月，张春桥奉江青“谕令”，趾高气扬地召见了电影艺术家郑君里。郑君里就是那位1936年4月杭州六和塔婚礼的主持人，并且是唐纳和蓝苹的男傧相。那场婚礼，除了唐纳和蓝苹一对以外，还有两对是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明洁。而此时的郑君里已是上了“黑名单”的“黑线人物”。整整30年，真应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话，世事变幻，沧海桑田，唐纳远走海外，郑君里与江青从朋友化作了敌人。
张春桥先是摆出一副严厉面孔教训了郑君里一顿，警告他在运动中站稳立场，端正态度。他转弯抹角地说到了江青同志，郑君里听到这个名字，心里冷得发抖。随即张春桥直截了当地说：“江青同志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一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存在你那不很妥当。还是交出来，交给她自己处理吧。”郑君里当即答应了。
郑君里诚惶诚恐地回到家中，和妻子黄晨翻箱倒柜，把有关江青的照片、剪报、手稿、信件等资料收拾了一大包，交给上海市委办公室转张春桥。
江青收到张春桥转来的东西并不满意，显然还有什么东西使江青放心不下。张春桥找郑君里又谈了两次话。至于谈了什么，郑君里没敢和任何人透露，只是有一天，他对妻子说：“不知哪一天，我可能就回不来了。”
江青对张春桥的办事拖拉并不满意。1966年10月4日，江青亲自跑到毛家湾林彪府上和叶群开始了一次密谈。
江青问：“你说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叶群看着江青佯装谦虚，笑而不答。
江青笑里藏刀，一针见血：“文化大革命，就是用革命的手段，把你要打倒的人统统打倒。”
叶群做豁然开朗状，深深地点了点头。
江青直言不讳地说：“你把你的仇人告诉我，我帮你去整他们；我把我的仇人告诉你，你帮着我想办法打倒他们。”
叶群一听江青有求于自己，满口答应：“好啊，江青同志说得好，你有什么吩咐，我保证完成。”
江青向叶群列举了一大串“仇人”名单：当年与她争演《赛金花》的王莹；夺走她热恋才子金某的孙维世；阻止她与毛泽东结合的严朴；不帮她找出当年被捕档案的王济普……不过，此次的急迫之处在于尽快找到两封信：一封信是1936年6月蓝苹写给唐纳的火热情书；另一封也与唐纳有关，只不过是写给郑君里的，请郑君里帮助联系远走海外不知去向的唐纳。
在江青看来，和唐纳是结拜兄弟的郑君里应该知道唐纳的具体地址。江青之所以要和唐纳取得联系，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其中另有隐情。1957年的中国新年，毛泽东写了一首怀念杨开慧的《游仙》词，即后来著名于世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江青对此恼怒异常，与毛泽东大闹了一场，声称：你毛泽东怀念杨开慧，那我就要想唐纳。激愤之下，江青即写信求助于郑君里。郑君里见信自知非同小可，找来几个好朋友一起商议，大家一致认为此事决不能干，为免日后招惹是非，当场把那封信烧掉了，郑君里自然没有“遵命”联系唐纳。所以无论张春桥怎样提醒恐吓，郑君里也拿不出信来，因此招致了抄家入狱之祸。
江青密托叶群说：“我有一封信，在上海一个电影导演郑君里手上，也可能在赵丹、顾而已、陈鲤庭、童芷苓等人手上，这些人都串在一起，你想个办法，给弄回来。”江青当然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信件的内容，进一步强调说：“至于是什么信，你不用问，反正是一封很要紧的信，这点事，你得给我快点办，越快越好。”
叶群很爽快地答应了，因为林彪要坐上副统帅的位子还得靠江青助一臂之力。
第二天，叶群找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商议，研究了具体的实施方案。随即，吴法宪亲自打电话给在上海的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江腾蛟，要他到北京“接受一个任务”，并叮嘱此次进京的行动注意保密。江腾蛟立即飞赴北京“晋见”叶群。叶群说，江青有一封信落在了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人手里了，到底在哪一个人手里不清楚，所有有疑问的人都要进行搜查，并进一步商定，趁现在的局面，组织一些可靠的人扮作红卫兵，到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人家里去搜查，一切“文字材料”，不论是书信、笔记，还是日记等全部收缴，片纸不留。最后，叶群不忘重申：“一定要保密。”
大祸临头的郑君里，10月7日又上交了刚找到的几张照片，并直接写信给江青：“我不记得还有你的信，也不记得你给我们或给赵丹和他夫人写的信。”
10月9日凌晨，抄家行动开始。上海空军警卫排战士化装成红卫兵，一些被挑选出来的空军干部子女也加入进去，兵分五路同时行动，直扑郑君里、赵丹、顾而已、陈鲤庭、童芷苓的家。
行动之前，江腾蛟下达了五条“军纪”：一，只要书信、笔记本、照片等文字材料，其他一概不抄；二，有人问就答是“上海红卫兵总指挥部”；三，带队负责人暗带手枪，但不准随便开枪；四，军用卡车牌照号码换下来或用纸糊起来；五，对行动的队员只说“空军有一份设计蓝图或绝密文件失落到这些人家里”，天亮前必须全部撤回。
江腾蛟坐镇上海巨鹿路空军招待所，通过两部电话“实施电话指挥”：一部直通北京，随时向叶群、吴法宪请示汇报；一部专供查抄队及时报告最新进展情况。9日凌晨1时左右，十几个戴着大口罩、衣服长短不一、臂挂“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神神秘秘地进了武康大楼。这些人小心翼翼地上了楼，尽量小声敲开门进入郑君里家中。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像红卫兵那样穷凶极恶，动作和言语都很轻，生怕吵醒同一层的邻居，声称只找重要文件。门窗有人把守；窗帘拉得严丝合缝。搜查者的行动诡秘、迅速、熟练、仔细，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微之处都不放过，甚至连郑君里的衣服、鞋子也搜了个遍。临走时，他们警告郑君里：“不许把今晚的事情讲出去，否则就要小心你的脑袋。”
天亮之前，一麻袋、一麻袋查抄来的资料被编号后运到空军招待所里，由江腾蛟指定的亲信再进行翻查、收集、整理，最重要的材料单独存放进一个包里。
天亮之后，郑君里等五人纷纷向上海市公安局，甚至上海市委报警。上海有关方面马上开始了追查，但没有找到任何线索，还是参与其事的空军干部子弟向他们透了口风：是上海空军干的。得到这个信息后，追查立即停止了，报告也同时传到了被蒙在鼓里的张春桥、姚文元那里，当时张、姚正在南京。张、姚弄清是叶群在背后指使并与江青有联系后，即下令手下人：“不要再管了。”这时，江腾蛟已带上所有的材料飞赴北京。一路上，江腾蛟仍然惴惴不安，忧心此次行动的成果是否能使“上面”满意。
江腾蛟到达北京后，直接向吴法宪汇报。遵照叶群、吴法宪的嘱咐，这些查抄到的材料，被封存进空军保密室，其中最重要的一包材料被叶群拿走，第二天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江腾蛟说“上面非常满意”。至此，江腾蛟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后来，这包材料被江青悄悄烧掉了。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了结。死的材料虽然化作了青烟，活着的人还有嘴巴，他们的嘴巴必须堵上。1967年11月26日，由张春桥批示，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18人被隔离审查。1969年，郑君里患肝癌惨死在狱中；顾而已因无法承受非人的折磨自杀身亡；赵丹等人出狱时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最美好的年华被残酷地断送掉。
